社会契约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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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草起人在所有方面都是国家中非凡的人物，不论是他的才华还是他的功能。这种功能既不是行政也不是主权。它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它的功能之超脱独立和人类的主宰无甚瓜葛，因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他的法律就会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维护他的不公，他也就永远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为其个人目的所沾污。
当莱科古斯为他的国家制宪时，他得先让出了王位。大部分的希腊城镇习惯上请外来者为他们制宪。现代意大利的诸共和国就依此榜样；日内瓦也发现此法相当有利【原注２】。在罗马的辉煌之下，它可是不断地卷入暴政独裁的旋涡而处于消亡的边缘，只因它的制宪权力和主权权力握在同一双手里。
但是十人委员会【译注１】自己可从来都没有宣称拥有立法权。他们对人民说，“没有你们的同意，我们的提议就不能成为法律。罗马人，你们自己必须是法律的作者来保障自己的幸福。”
勾画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应有立法的权利。就算他有此意愿，人民也不能放弃自己不可转移的权利，因为，根据基本公约，只有一般意志能强制个人，决定个人意志是否和一般意志相吻合只有诉诸于全民自由表决。我以前说过此话，再重复一次并不多余。
因此，在宪法草起人的使命中我们发现两种不相容的东西：超出人的能力的事业，和缺乏付诸实施的权威。
还要注意另一个难题。如果智者要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普通人的语言对他们说话，他是不能让他们理解自己的。很多理念都无法翻译成普通的语言。太一般的概念太遥远的目标都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能力。每个个体是不会想要一个和其私利毫不相关的政府的，他也就很难看到他从好法不断强制的损失中能够获得什么好处。为了人民在形成之初就看到成熟的政治原则，接受治国方略的基本统治，结果就必须成为原因：本应由新的社会机构产生的社会精神必须在机构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法律诞生前人民就得已经成为该法的治下之民。因为宪法草起人并没有任何权威或理由，他就只得诉诸另一种不必强制不必说服的权威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世纪的立国者都不得不乞告上苍的力量并把自己的智慧说成是神的旨意，如此人民才会如服从自然般臣服于法律的统治，承认人的权力一样接受政体的权威，从而自由地服从并温顺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锁链。
宪法草起人把此种超出普通人掌握的神圣的要求，放在不朽的神的口中，以神权来引领这些因人类自身审慎本不为所动的人民【原注３】。但是并不是任何人想通过神说话就能说话的，哪怕是让人们相信自己是神的诠释者。宪法草起人心灵的伟大才是使他的事业成就的真正奇迹。任何人都可以去刻一个石板，或收买一个神谕，或冒充和某些神氏的沟通，或训练一只鸟儿来对着他的耳朵喃喃低语，或寻找其他骗人的粗糙方式。限于如此方式的人大概只能组织起一群傻瓜，而不能建立起一个帝国，他愚蠢的发明会很快随他而消失。刁虫小技可以产生一些暂时的纽带，只有智慧才能使其持久不衰。流传至今的犹太法律，还有已统治了半个世界达十个世纪的伊斯梅尔【译注２】后嗣的法律，仍还显示着其草起者的伟大；深刻的哲学家和盲目的平民可以把他们看成是幸运的骗子，而真正的政治智慧会在其制度中崇拜这些伟大强力而成就深远的天才。
我们不能象沃博顿（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那样从此得出结论认为政治和宗教在我们当中有着相同的目标，而应该看到在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一个被用作是另一个的工具。－－－－－－－－【原注１】只有当立法开始衰落时，人民才开始知名于世。我们不知道在希腊人开始注意斯巴达时莱科古斯的系统已使斯巴达人受益了多少年。【原注２】那些只知道凯文（Ｃａｌｖｉｎ）为神学家的人并没认识到他的真正天才。他为制定我们明智的法律所做出的极大贡献，并不比他的著作《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的光荣有任何逊色。不论革命的时代会带给我们宗教什么东西，只要爱国和自由的精神不灭，对这个伟人的记忆就会永远受到祝福。【原注３】‘说真格的，’马基维利说，‘在世上任何国家，卓越的立法者都无一例外地诉诸上帝的力量；否则，他们的法律就会无人接受：有很多好的法律，它的重要性立法者是知道的，但这并不是充分的理由使他能够说服他人对之服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Ｌｉｖｙ》第五册第十一章）【译注１】Ｄｅｃｅｍｖｉｒｓ，公元前４５１－４５０年罗马十人委员会，拥有绝对权力负责立法事宜。公元前４４９年，它公布了罗马第一部明文法，被称为《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从公布之日起便深受非难，十人委员会也因其恶法而最后解散。（小蚂蚁《罗马人的故事》）【译注２】先知默汗墨德。
《社会契约论》第二册第八章
人民
兴建华厦，建筑师就得勘测其地基来决定它能否承受华厦之负载。同样的，聪明的制宪人并不会一开始就写成一部只是本身不错的法典，他要首先研究这部法的统治对象是否有能力支持它。这就是为什么帕拉图拒绝为阿卡迪安人（Ａｒｃａｄｉａｎ）和萨仁尼安人（Ｃｙｒｅｎｉａｎ）制宪，因为两者都太富了而不能容忍平等；科莱特（Ｃｒｅｔｅ）却有着好法和坏人，因为汨诺【译注１】只是用法来训戒充沛着邪恶的人民。
世上成千的民族都不能接受好的法律，有些能够接受法律的民族也只是在其历史的短暂时期具有这种接受法律的能力。大部分的人民类似个体的人，年轻意味着可塑，而年老带来僵化和顽固。一但这个民族形成了习俗，其偏见得以根深蒂固，任何改造都会成为一种徒劳的冒险；这正如那些愚蠢胆小的病人最怕看到医生，虽然病入膏肓，还是忌病讳医。
正如某些疾病影响了病人的大脑而让他失去了对过去的记忆，有时，一个国家在动乱中，暴力和革命可以让人民达到如此同样的效果，这里对过去的恐怖对应于病人的失忆，使饱经战火的国家得以浴火重生，也就是说，逃出灭亡的拥抱而重获青春的活力。莱科古斯时代的斯巴达，塔克文【译注２】之后的罗马，驱逐了暴君之后的现代荷兰瑞士都是这样的例子。
但是这种例外是相当少见的，每一这种例外都只存在于相关国家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这甚至不能重复发生于同一个人民两次，一个人民之争取自由，只有在其未开化的时候，而非当文明的精力耗尽了的时候。人民只会在动乱中失落，而不会在革命中恢复自我；当人民身上的锁链一旦打破，它也就解体分化成为个体，而不再是人民了。从此，这些个体的乌合之众需要的是一个主人，而不是解放者。自由的人民，记住这一格言：自由是可以获得的，但绝不能重生。
青春不是童年。一个民族，正如个体，有其风华正茂的时候，如果喜欢或者可称之为成熟期，其后它才能接受法制社会。这种成熟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过早的法制只能导致失败。有的人民在他诞生之始就能接受法律，而有的人民就是十个世纪也还是处在童年。俄国人永远不会真正地开化，因为它过早地开始了文明的尝试。彼得大帝不过是模仿的天才，而非可以从无到有地创造的真正天才。他有些事情做得不错，但他大部分的业绩都是被误导了的。他看到他的子民都是野蛮的，但他没有看到他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开化的程度；没有经过训练，他试图让他们成为文明人；他首先尝试要把他们改造成德国或英国人，其实他本应该把他们变成为俄国人的。说服了他的臣民去变成另一种不同的文明人，他也就阻止了他们成为其本还能够成为的俄国人了。这就象有的法国教师把孩童教得在童年独放异彩，而以后终其一生事无所成。沙皇俄国会试图征服欧洲而结果自身被征服。他们的臣民和邻居鞑靼人将成为他们和我们的主人。这种革命在我看来已无可避免。欧洲所有的君主都在合力加快其步伐。－－－－－－－－－【译注１】Ｍｉｎｏｓ，希腊神话中的科莱特国王，宙斯和欧罗巴之子，死后成为冥界的三个法官之一。【译注２】Ｔａｒｑｕｉｎｓ，罗马王制的最后一代，称傲慢王。公元前５０９年，驱逐了傲慢王的罗马进入了共和制。（小蚂蚁《罗马人的故事》）
《社会契约论》第二册第九章
人民（续）
自然对体格正常的人都有身高的上下限，超此产生的就是巨人症或侏儒症。同样的，对应国家的最佳构造，它的大小也有其限制，不能大到不能妥善治理，也不能小到不能保全自身。每个政体都有一个它无法超越的最大国力极限。扩张往往使国力达不到这个最大值。社会纽带越是延伸，它就越脆弱，把国力比例于其大小，小国往往比大国强大。
这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行政管理在偏远地区很难推行，正如杠杆越长越难举重的道理；随着行政级别的增加，管理也日益变得昂贵：每个小城都要有一个百姓负担的行政机构，每个区还有如此，然后是每个省，然后是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划，比如领地殖民地，都要有相应的机构，越是高一级的行政机构，花的钱比下一级的机构就越多，所有这些费用都要落在倒霉的百姓头上；最后才是中央政府。百姓在这些层层叠加的负荷中，并不是被这些不同的官僚管的更好，实际上，对百姓来说，还不如只有一层权力的统治。同时对付突发事件的资源上的贫乏，使国家在需要的时候总是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还不够，地域的辽阔不仅使政府无力强制法律的实施、制止动乱、滥权和边疆的分离活动，同时，也使公民疏远其从未谋面的领袖、自己的国家和陌生的同胞。同样的法律不能同时适合各个省份，各个省份因为习俗和气候的差异也不能容忍同一种政府形式。而不同的法律只会在同一治下互相交流通婚旅行的民众中造成无序和混乱；迫使他们接受别种风俗而失去传统的继承。当一众陌生人走到一起担任最高行政职务，只会使其才华埋没、美德不彰、邪恶逍遥。统治者忙得疏于视政而大权落入了其职员手中。当当政者的所有精力都消耗在维护其权威以抵抗边远地区官僚的权力侵蚀，而百姓的福利再得不到关照，国家安全也得不到应有的关心时，这个国家就在自身的重压下垮掉了。
另一方面，国家的存在必须有一定的基础能够经受各种考验维持其自身的稳定，因为所有人民都有一种凝聚力来不断地扩张自身而占领邻人的土地，如迪卡尔的旋涡一样。弱国因此总是处于被吞并的危险下，除非它和邻国达成某种平衡或多或少地一起承受此压力，否则势必消亡。
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的扩张和缩小都有其道理和根据，如何掌握这两种扩张和收缩相反的趋势，找到国家生存的最佳条件，是优秀的政治才华的使命。一般而言，领土扩张的道理是外在而相对的，而领土收缩的道理是内在而绝对的。领土扩张的道理必须从属于领土收缩的道理。一个强大成熟的国家体制应该是施政的第一目标，为此目标，仁德之政所产生的活力要远比幅员领土上的物产资源要有效。
有些国家，不断扩张的需要是国家立国的一部分，结果他们只有不断地扩张才能维持自己。这种扩张或者是民族的一种需求，不幸的是，他们的灭亡和他们征服伟业的完成是同步的。
《社会契约论》第二册第十章
人民（续）
任何政体都可用两种东西度量：它疆土的面积和它人口的数目。国家的最佳大小必须由这两种因素的相对关系决定。人构成了国家，而国土成为其资源。当物产能够支持其居民而居民数目也刚好多到为其疆域所容纳，这种比例在给定人口的条件下使国力最强。如果疆域太大，势必造成保卫的过高耗费和垦殖的不善，而过多的物产又势必被领国觊觎引起保卫战争；但如果反之物产不足，国家就得依赖邻居的布施来得其所需，这不久就要导致侵略战争。任何人民在此种情形下都只有在战争或商业之间抉择，如此之人民本身是脆弱的，依赖邻居，依赖事态，其存在必然不确定而短命，它不是必须征服别国来改变现状，就是被征服而不再存在，它只有在或收缩或扩张的前提下才能保持自由。
在给定土地面积上需要多少居民，这并没有数学上固定的精确比例，不仅是因为土壤的质量，肥沃，出产的种类，气候条件等不同，还因为居民的素质，比如有些人种在富足的地方消耗的很少，而有的人种在贫瘠的地方消耗很多。还得考虑妇女的生育率，有利或不利于国家人口成长的各种条件，及制宪者所预期的人口所能发展的程度，他不仅要依赖现状也还要预见未来以作出判断，他必须在考虑当时人口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自然成长的多少。最后，在很多情况下，地区条件的特殊性使获取多于所需的土地成为一种需要或可能。比如说，人口密度在山区会比较稀少，那里的自然出产，木材和野味等，不需太多的劳作，同时经验上那里妇女生殖率要高出平原，而其地区大多为坡地林木覆盖，只有极少的平地可以进行种植。在沿海，就算只有石头和荒沙，人口也可以比较密集，因为渔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农业的匮乏，人们也需要住得很近来抵抗海盗，过剩的人口还可以由殖民地加以吸收。
在这些人民形成的诸项条件中，还要加上一个最重要的别无取代的条件，无它其他条件都不起作用：和平和充裕，因为国家就如一个军营，在它刚形成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无力抵抗也容易被消灭。就是在完全无指挥的情况下，它也可以比个人自顾无暇而无视共同危险的发酵时期更能够保护自己。在此关键时的战争饥荒或叛乱不可避免的都会使国家消亡。
当然也还有在这种风暴中建立起来的一些政府，那么正是这些政府自己毁灭了国家。利用公众的骚动，篡权者往往选择或制造动乱的时期来推行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通过的破坏性法律。可以说，对人民政府机构的建立时机的选择，是区分制宪者和篡权者的最确定的方式之一。
那么什么样的人民适合接受法制社会呢？人民必须有某种共同的种族渊源利益联系和社会约定，但还没有承担过法律的真正约束；人民还没有产生根深蒂固的习俗和迷信；它也没有受到邻国突然侵略颠覆的危险，它要能够独立对付任一邻国或借一国之助反抗另一国，而不介入邻居的争议；它应该是一个人人彼此相识不必对任何人附加过重负荷的人民；它还要是独立自主不依赖其他民族也不被他人依赖而自存的人民【原注１】；它必须是百姓即不太富也不太穷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人民；最后，它要结合新兴民族的可塑和古老民族的稳定。制宪者的难题不在于要建树什么而是在于要破坏什么；其成功稀少的原因在于其很难结合天然的朴素和社会产生的需要。当然，所有这些条件很难被轻易的结合，结果，世上也就没有几个构造良好的国家。
在欧洲还有一个国家能够接受法律：科西卡岛。它勇敢的人民为恢复和维护其自由所表现的坚定和英勇，值得一些智者对它谆谆教讳以示其如何保障它的自由。我有一种预感，有一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