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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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吞的好处，他在此公众罪责中所分享的份额好象微不足道。除了这些特殊私利之外，为了自己利益，他还会象其他任何人一样强烈地为公益着想。哪怕是他为钱出卖了自己的选票，他也不曾泯灭了他内心的一般意志，他只是逃避而已。他所犯的错误是改变了问题的形态而答非所问；也就是说，以其选票他没有回答“这一方案对国家有利”，而是说“这一方案对某个人或某部分人有利。”因此，规范公民集会的法律目的不仅是要维护公民内心的一般意志，还要确保一般意志总是被问及，而问题也总是被答复。
在此，我本可以举出很多观察来说明对每一主权行为的简单表决权－这是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还可以说明表达观点的权利，提出建议的权利，分析和讨论的权利，这些权利政府总是极力将之局限在其政府内部；但是，这一重要课题需要另一部专著，在此一论文中，我无法尽述一切。－－－－－－－【译注１】Ｏｌｉｖｅｒ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１５８８－１６５８）英国军事政治宗教领袖，领导英议会在１６４２－１６４９内战中战胜国王查理一世，而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他用军力强制国家宪政，深为后来的英国人不喜，称之为“剑下的宪政”，但后世史家多首肯其为英国带来的秩序和发展。【译注２】ＤｕｃｄｅＢｅａｕｆｏｒｔ（１６１６－１６６９）法国贵族。多次卷入政界阴谋。１６４９年，他成为一个贵族和中产阶级的集团首脑之一，以制衡不断增长的王族权力，并为此深受中下层巴黎人民的欢迎，冠之以“市场上的王”。但没多久他又转而与王族联盟，任职法国海军。
《社会契约论》第四册第二章
投票表决
从上一章论述中可以看到，公众事务处理的方式是公众道德和政体健康的可靠表露。集会越是一致地达成协议，也就是，观点越是接近无异议通过，一般意志也就越是占主导地位；而冗长的讨论、分歧和骚动预示着私利的盛行和国家的衰退。
当两个或更多的社会等级进入国家结构，上述论述变得较不明确。以罗马为例，就是在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公民集会也往往为贵族和平民间的争端而打断。但此一例外与其说是真实的还不如说是表面的，在此情形下，由于政体的内在缺陷，可以说一国中存在着两个国家，上述论述对两者合一虽不正确，但于其任一个体却是正确的。就算是在最动荡的时代，当元老院不予干涉，罗马人民的政令总会和平地颁布并拥有绝大多数的投票。因为公民只有一个利益，人民也就只有一个意志。
无异议表决在公民落入奴役而不再有自由或意志时走向相反的极端。恐怖和奉迎于是把表决变成了喝采，不再有什么深思熟虑，有的只是崇拜或诅咒。在帝制下的罗马，这就是元老院表达自己的卑鄙方式。有时它还伴随着荒唐的谨慎：塔西图（Ｔａｃｉｔｕｓ）写到，在欧卓（Ｏｔｈｏ）治下，当元老们欢呼韦特利乌斯（Ｖｉｔｅｌｌｉｕｓ）的倒霉时，他们同时也制造了一场大骚乱，这样一来就是韦特利乌斯将来有机会控制了帝国，他也无法知道元老们每个人说过什么。
所有这些各种考虑，依一般意志被认知的易度和国家衰弱的程度，产生了表决计数和观点比较的基本原则。
本质上只有一种法律需要全民无异议通过：这就是社会公约。既然公民协约是世上最自觉的行为；而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并是自己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不经他的同意强制他任何事情。去决定女奴的儿子生而为奴也就是决定了他生为非人的一类。
那么，如果有人在社会公约形成时反对社会公约，他们的反对并没有使公约无效：他们不过是置自己于公约之外而已。他们是公民中的异族人。当国家形成时，居民表达了他们的认可；居住在它的疆域之内就是承认了它的主权权威【原注１】。
除了这一原始公约之外，多数人的决定要能强制少数人。这是来自契约本身的一个结果。但有人会问，人如何能又是自由又在同时被强迫服从不属于自己的意志呢？为什么异议者能够自由而又要屈从自己还不曾同意的法律？
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本身是问错了。公民同意所有的法律，哪怕是那些他反对其通过的法律，哪怕是那些如若违反就要对他加诸惩罚的法律。国家中所有成员的一清二楚的意志是一般意志，通过这个一般意志他们成为公民而得到自由【原注２】。在他们的集会中当法案为人提出，他们被问的问题并不是精确地说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法案，而是提案是否吻合他们属于自己的一般意志。在表决中，每个人都对这一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从此表决的计数中，一般意志得到申明。因此，当与我相反的观点成为主流，它只是说明我的观点是错的，我所认为的一般意志并不是真的一般意志。假使我个人的特殊观点成为主导，我之所为就会非我所愿，我也就不再自由。
这表明，一般意志的所有特性仍然存在于多数人中；如果它不在多数人中，不论是什么样的决定，自由都不复存在。
我已在早一些时候讨论了特殊意志在公众决策中如何会取代一般意志，我曾详细地论述了阻止此种滥权的实际方法，我还会对此进一步讨论。至于一般意志的申明所需要的投票比例，我也曾阐明了对之加以决定的原则。一票之差可以打破对等，一票反对就破坏了无异议通过；在对等和无异议之间有着许多的分法，依政体的需要和条件，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所需要的投票比例。
决定此种比例可有两个一般性的公理。第一个是决定越是严肃重要，主导观点就越是应该接近一致。第二个是决定越是时间紧迫，多数的要求就越要降低；不能有一分拖延的事务，一票之差应该足以定案。头一个公理好象适用于法律的制定，而第二个适用于公众事务的实行。无论如何，决定性多数的最佳比例可以由两者的相互结合而得到。－－－－－－－－【原注１】这当然应该理解为适用于自由国家；否则在其他地方，家庭、财产、避难所的缺少、必需品或暴力可能使人违背其意愿滞留在一个国家；如此则他的滞留并不意味着他对契约的认可或破坏。【原注２】在日内瓦，“自由”一字出现在监狱前面和犯人的脚镣上。这种标语的使用是公正而为人尊敬的，因为正是所有阶级的犯罪者使得公民不能自由。在一个所有这样的人都关在监狱里的国家，人们享受着最完美的自由。
《社会契约论》第四册第三章
选举
统治者和官员的选举－如我曾说过的是相当复杂的行为－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投票或抽签。在各种共和国中，每一种都有使用，一种由两者相当繁杂组合而成的杂合体则使用在现代威尼斯总督的选举中。
“由抽签进行的选举，”孟德斯鸠说，“是民主制的特征。”我同意，但为什么如此呢？“抽签，”他继续说，“是一种不对任何人强加累赘的选举方式；它给予每个公民以为国服务的合理的希望。”这并不是其原因。
如果我们记住领导人的选举是政府的而非主权的功能，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抽签更符合民主制的本质，因为在民主制中，当行政行为的数目越少，其行政就越均衡。
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公职不仅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它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没有人能理所当然地将它强加给此一人而放过彼一人。只有法律才能把公职强加给某一个抽签选出的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面对平等的条件，选举不依赖任何人的意志，法律也就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应用而破坏其普遍性。
在贵族制中，是统治者之间相互地选择，政府维持其连续性，在此情形下，投票选举才是正确的方式。
威尼斯总督的选举模式验证了而不是否定了这一区分。这种混合的形式正吻合混合的政府。不能错误地认为威尼斯政府是真正的贵族制：虽然人民无权分享政府权力，贵族自己就是人民。破落贵族群众从来不曾接近过任何公职，他们的贵族身份只带给他们空洞的“尊敬的”头衔和参加大议会的权利。因为那个大议会和我们日内瓦大议会一般庞大，其形同虚构的成员并不比我们的普通公民拥有更多特权。当然，除了两个共和国的极端差异外，日内瓦的中产阶级完全对映于威尼斯的贵族，我们的土著和居民对映于威尼斯的市民和人民，我们的农民对映于威尼斯的大陆臣民。简而言之，无论我们如何考察那个共和国，不考虑其大小之差，它的政府并不比我们的政府更贵族化。唯一的差别是，因没有终身领袖，我们不需用抽签来选举。
这样的选举在真正的民主制下几无好处，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在品质和能力上以及原则和财产上平等的话，无论选择哪个人都不会有什么差别。但如我已说过的，世上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制。
当投票和抽签选举同时进行时，前者应该用来填充需要特殊能力的官职，诸如军事指挥，而后者应该用来产生那些只要常识公平正直就能担任的官职，比如，行政职务，因为在一个组成良好的国家，这些品质对所有公民都是共同的。
在君主制政府下，无论投票选举还是抽签选举都没有任何位置。因为君主自己就是统治者和唯一的官员，选择他的随从是其独有的特权。当阿比·德·圣皮尔【译注１】提议扩大法兰西王国的议会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择其成员，他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提议改变政府的结构。
在此，我应该谈一下在人民集会中投票表决和记数的方式，但也许罗马史上的一些作法可以用来更生动地体现我所建立的所有原则。谨慎的读者值得花一些时间来详细考察在二十万人的委员会中公私事务是如何得到处理的。－－－－－－－－【译注１】ＡｂｂｅｄｅＳａｉｎｔ－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５８－１７４３）发表政论文章建议所有政府机构都应受根据经验而选举出的委员会管理。文章在１７１８年发表后，被认为是对刚去世的路易十四的王朝大臣攻击，从而导致被从法兰西学院中逐出。卢梭曾对其手稿加以整理，并出版了他部分著作的简本。
《社会契约论》第四册第四章
罗马公众集会
有关罗马最早的历史我们并没有非常可靠的记载，非常可能，相关的大部分历史都只是神话【原注１】。作为一般准则，一个人民的记年表中大部分有建设性的部分，也就是，人民形成的故事，往往是我们所知最少的。导致帝国兴衰的原因仍然每日每时地向我们证明上演着，但是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并没有人民形成，我们只能用猜测来解释过去人民是如何形成的。
从我们发现的可成立的事实行为中，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民是有起源的。在那些有关这些起源的传说中，其中有着最大权威和最强理性支持的必须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这就是我已尝试用过的原则，来考察世界上最自由最强大的人民如何行使他们的最高权力。
在罗马成立后，新生的共和国－也就是，建城者的军队，由阿尔班人（Ａｌｂａｎ），萨比奈人（Ｓａｂｉｎｅ）和外国人构成，这分成了三个阶级，也正由于这三等划分，后来将之称为部落（Ｔｒｉｂｅ）。每个部落又被分为十个区（ｃｕｒｉａ），而区又分为小区（ｄｅｃｕｒｉａ），其领袖称为ｃｕｒｉｏｎｅ或ｄｅｃｕｒｉｏｎｅ。
另外，从每个部落中又抽出一百人等分的单位，或武士，称之为百人团（ｃｅｎｔｕｒｙ）。因为在城市中几乎无此划分的必要，我们可假定它们原来的目的是纯军事的。但似乎有一种追逐伟大的直觉，使罗马的小镇选择了一个适用于世界首都的组织系统。
这第一种方式很快就出了问题。阿尔班人和萨比奈人的部落维持不变，而外国人的部落随外族人的不断迁入而增长以至其力量很快就超过了另两族。塞尔维（Ｓｅｒｖｉｕｓ）对这一危险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改革划分的方法：他放弃了种族的划分而代之以基于部落所在城镇地区的划分。三个部落由四个部落取代，每个都占据罗马的一个山头，并以地名命名之。于是，他不仅修正了现有的不平等，他也制止了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划分人民和区域，他禁止每个区域的居民迁徙另一区，从而阻止了种族混杂。
他还将原来的三个百人团加倍，并新增加了十二个百人团，但他维持了他们原有的名字，以此简单而慎重的方式，他把武士和人民区分开来而没有引起后者的抱怨。
在原有的四个城镇部落基础上，塞尔维另增加了十五个乡村部落，因为它们由乡村居民组成，每个都拥有其地区。新的部落还不断形成，直到最后罗马分为三十五个部落，此数字一直维持到共和制的结束。
值得注意这一区分城镇部落和乡村部落的结果，因为史上再无其他类似记载，而且它导致了罗马道德的维持和帝国的成长。有人也许会认为城镇部落会很快独揽大权与荣耀而把乡村部落的地位贬低，但实际上发生的正好相反。早期罗马对乡村生活的品味是众所周知的。这是来自他们明智的建城者，他们把自由与乡村劳作军事服役结合起来，而把艺术手工阴谋财富和奴役留给了城市。
于是，因为所有罗马的显贵公民都居于乡下而勤于垦殖，只在乡间寻找共和国的骨干人物就成为一种风俗。每个人都把乡间视为一种荣誉因为最高贵的贵族居于农场，人民喜欢村民简单勤劳的生活而不是罗马市民的软弱懒惰的生活。一个城里潦倒的穷汉可以通过在农场的劳动成为为人尊敬的公民。法罗（Ｖａｒｒｏ）说，“这是有道理的，我们高贵的祖先选择了乡村来抚育健壮勇敢的男儿，让他们在战争时保卫自己而在和平时供养自己。”普林尼（Ｐｌｉｎｙ）简单地说道，乡村是因为它所包容的人而受到尊崇，胆怯者为被迁徙入某一城镇部落的不光彩而感到可耻。当萨比奈人阿皮乌斯·科劳迪乌斯来到罗马居住，他被冠以许多荣誉并成为乡村部落的一员，后来该部落由他家族的姓氏命名。最后，解放的自由人总是被编入城镇部落而不是乡村部落，纵贯罗马的整个历史从未有一个例子让解放自由人参与公职，哪怕他成为了公民。
这是一个极好的原则，但它被过分地推行，最后带来了某种变化，当然还有政府的滥权。
首先，督查官（ｃｅｎｓｏｒ）长期霸占着把公民随意在部落中迁徙的大权，允许他们大部分人随意进入他们选择的部落，此一行为当然不好，使其督查职能失去了它主要的资源之一。更进一步，既然贵人强人都跑到了乡下，而自由人成为公民后留在了城里，他们如此地混杂在一起，部落成员只能由注册的方式区别，“部落”一词失去了所有地区的指向而成了纯粹个人的含义，或根本几乎失去了所有含义。
另一个结果是现在流氓痞子居多的城镇部落往往在集会中因方便与会的原因在人数上超过乡下部落，从而把国家出卖给任何愿意收买他们选票的人。
至于区，建城者在每一部落中立有十个区；整个罗马市民，在他们还完全居住在城墙里的时候，因此就有三十个区，每个都有自己的神庙神氏官吏和祭司，他们还有自己的节日，称之为肯啤塔里亚（Ｃｏｍｐｉｔａｌｉａ），对应于乡下部落后来庆祝的帕嘎那里亚（Ｐａｇａｎａｌｉａ）。
当塞尔维做如此划分时，三十个区不能被平均分配到四个部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