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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日本的遗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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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到半年，听王馆长说，她调到大学医院做领导去了。我负责管理大学的医学研究所，对大学医院的事情不甚了解，特别是上了些年纪后，为预算、人事安排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了解年轻人中发生的事情。不过，尽管我在护士之中没有朋友，又并非听她们诉苦的角色，传入耳中的抱怨之声却渐渐多了起来。
她们这些伶俐之人注意不到理论，却善于观察所谓的空气。说得简明扼要些，即校长（指总长）有如此考虑：台湾的医生人数虽在日本殖民时期有所增加，但因大学医院是唯一的大医院，来自内地的官员都集中到那里就医。这样就有必要迎合他们的习惯。大学医院按照以往惯例，实行的是日式教授权威医学模式，因此，医院必须由以病症为本向以患者为本进行转轨。来这里的患者都喜欢原来的欧式医院，不喜欢日式，像什么口叼烟卷、留着学者发型的医生以及一副幼稚平庸之相的圆脸护士们凑到一起嘻嘻哈哈的现象，都必须改革。校长见了女士一谈，两人不谋而合。自古以来，中国的当权者一旦发现能替自己做出成绩的人，都会对之加以重用。于是，校长将原为医学部管辖下的医院，变为大学管辖之下。这样一来，校长直接指挥院长，医院收入也不再拨给研究所以及医学部了。另外还设了个护理部，任命她为部长，并将其薪水提到院长之上。这样一来她自然就可以支配院长了。也许关于这些事情，学部长、院长都没有注意到吧，总之就那么付诸实施了，可见校长还是蛮有政治魄力的。
由于这个缘故，引发了如下所述的各种滑稽事儿。现在，我便把它们作为他山之石讲给大家听。如果大家认为护士们只要像以往那样做医生的好助手就行了，那么我就没必要罗嗦了；可是今后要成为美式的有极高能力的护士，就需要比医生更不凡的智慧。
且说她当上了护士部长，她提出的各种要求都一步步得到了兑现。先是有了部长室。想当年自己在护士学校学习那会儿，护士学院的美国女院长戴着三条杠的帽子在一间又大又漂亮的房间里办公来着。幸好这个医院有个尸位素餐的副院长，就请其把房间给腾了出来。端坐在部长室豪华的办公设备之中，她的品位俱显了出来。以前那个土里土气的护士长被赶到了角落里，新进来的众多女士则个个神采飞扬。院内护士的任免证书也在这里印发，研究部门就连雇个勤杂工都要经过校长室，而且要等两个月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而在这里，已经开始自行处理院内的人事安排。医院收入不断汇集到护理部，在院长为教授作研究用的一瓶酒精盖章的工夫，她房间的窗帘、桌布就足以美化一番。临床的教授们向我报告说：身为院长的堂堂儿科教授，只要见她一掏烟，就马上为她点火；见她要出门，便赶紧开门侍候；下班时，要替她开车门，送她上车。我们都笑了，本来不管在哪里，儿科医生大都有一张娃娃脸，喜欢孩子也讨人喜欢，有着天真烂漫的天性，因此谁也不嫌他。由于备品仓库搬到了护理部，一旦下了班，手术过程中急需的东西便拿不出来，破伤风的血清取不出来。医生无奈之下，只好让患者上街去买。过后护理部还要责备其违规。
变异开放的兰花——记一位护士长的故事（2）
护理部的人员一次几十人地不断增加。由于住院费也在提价，一般患者逐渐减少，不过这无所谓。更有甚者，教授早晨到手术台，见一陌生的护士长指手画脚地在指挥人挪来挪去。一打听，才知道，护士长正在向她从前所在的医院模式看齐。问句你是谁，答曰这里的护士长。可不是吗，关于手术台是教授的地盘还是护士长的地盘，并无明文规定啊。无奈之下经过一番讨论达成妥协，为了将来合作愉快，也为了避免拿取器械的护士给调到病房去。没想到相安无事过了几天，突然又换人了，因为其他科的护士长怀孕了。一乡下老太战战兢兢地站在屋外发愣，说是女儿在这里做护士，可是近来不像以往那样往老家寄钱了，希望能帮着训导训导；没想到反过来自己倒被训导了一番，说什么护士自己的生活也需要钱，买衣服和学习都要花钱，没法为你训导。老太太给弄得茫然不知所措。
护理学院搞了个什么纪念游艺会，想向欧美那边看齐。谁知中国人对那类事情压根儿不感兴趣，也没人来。听说准备过剩的食物都均摊卖给护士们了，使得护士们牢骚满腹。由于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预算，很是出乎人们意料。见还有这份闲钱，于是助教们集体请愿要研究费，得到的答复却是那笔费用要急用于加高床腿。问曰有那个必要吗，答曰这关系到你等诊察的方便。身强力壮的青年医生们说我们根本用不着，你又不坐诊，用不着来指挥这些事情。别的不说，床加高了，患者上下不便，而且还有可能掉下来。然而对此，女士的答复是，做个脚搭子就是了。这口吻明显是要强行坚持自己的意见。还说，这样做也是为了外国给的床单能拖垂下来。“那把床单剪短不就行了？”“人家外国好容易给的，剪了能对得住人家吗？你们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呢！”她说。在场的教授在旁说道：“要从患者的需求来考虑，对手术患者以及需要安静的患者来说，可能还是高点儿好些。一般患者可能还是要坐着舒服的好些。对医生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高一点儿的好，不过花费巨大的款项加木腿也好，做脚搭子也好，都不是一件小事，不如下次新做时再做得高点怎么样？”他试着提出了妥协的意见。可是她还是坚持不让。“那样一来有高有矮就不统一了，”她说，“我不能同意。”结果，迫于大家的气势，院长也没有立即盖章。不过，研究费当然没有增加，而一个月之后她的意见竟然堂而皇之地通过了。据说是校长找了个机会于笑谈之间向院长下达了指示。
在台湾，一点小事也要登报公之于众。一次，有人以医院看守的名义，不顾近来院内禁止做饭的规定，翻栅跳窗地把炭炉带了进来。有人由于没能将其抓获，而陷入被免职的危机。于是报上就登出了务请各位多多合作，别让我们丢了饭碗的字样。这无疑是他们对饱受女士责难的一次发泄。不过，倒是有一点，即对于以往那些无赖承包工，女士经过三次换血，把他们全部成功地清除掉了。以往院长一直对这些人很头疼，换成厉害强硬的女士，他们也都服帖了。
这类事情不胜枚举。此类笑料我们就此打住。担心医生们对医院彻底失望，我身为长者，时不时到她那里坐坐，希望能打开一个突破口，得到她的配合。然而，她总是抱怨别人对她不理解，使我最终一无所获。可能是因为我德望不高吧。
我一方面由于身体垮了，再加上道格拉斯客机的诱惑，而来到了昔日眷恋的日本。我时常想起热带风光。在银座看到了兰花，于是脑海中浮现出了在台北的兰亭，灭菌的培养基里所培育的兰花的小小的嫩芽儿。那小芽儿慢慢长成一株洋兰，开出美丽的花。她能令人奇妙地联想到兰花。某日本教授夫人对我讲：
“此人在日本殖民时期没有受到什么重用，虽说毕业于日本的护士学院，却的确是一位娴静文雅的日本女性。对了，可以说是明眸善睐。战争结束后，她即刻摇身一变，改成中国人的名字，当时我们都吃了一惊呢。”
一位同学这样跟我讲：
“她战后境况很是窘迫。因为我们不觉得她有什么大作为，故无处安置。她自己带着简历去找O局长。局长不懂日语，于是她当了几天翻译，不久就跟着局长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了。”
我经常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常能见到她，多次耳闻她行使否决权的事儿。是那种类似“我不能赞成”、“我不批准”式的强烈的个性表露。这位优秀伶俐的女士进了大学，才终于获得了展示自身能力的舞台。
我离开台湾时，一位护士前来送行，据她汇报，最近女士抽得空儿来同进驻的外国人搞起了美丽的浪漫曲。这不是再好不过的喜讯吗？说完，我抬脚上了飞机。
可是还有后话。据最近的消息说，大学医院起因于医院管理的事故不断，而护理部在中国尚属幕后部门，因此罪人总是医生，据说已有近十位教授、副教授被解除了公职。
南海的宝岛被日本人统治时期，日本人忘了赞美她的美丽而一味教人们制作砂糖。那是错误的。还有，虽然对热带的花草有所介绍，却忘了介绍人物。我要传递一下该岛的智慧、美丽与热情。
原载日本《看护学》杂志1951年2月号
住院记——兼论白求恩医生的护理方式
我这次在某大学医院住了三周左右的院。至于日本的大学医院，我留学时期住过好几次，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写的。只是，在这二十多年间，我一直在中国的大学里任教，且最近若干年虽无直接关系，却也同发生在附属医院的各种问题有所牵连。因此，我想如果自己作为患者住进医院，大概会得到很多参考，于是满怀兴味地住进了医院。
我所住的医院是一座非常气派的、应有尽有的建筑，上好的墙壁、换气、自来水、电梯、厕所，引人注目。这是一所战前建筑，现如今可能是维修——特别是取暖用煤——的费用有些不足吧。比如，我所在的北向病房虽有美景可赏，却不通暖气，冷得要命。结果，隔壁病房搬了个小火盆进来。完全看护由此处开始瓦解。有的病房简直变成了小家庭。或许东洋人在引入美式完全看护制时，有必要进行某种适当的变形。
我决定首先从看护的长处与不足开始考察。第一天的发现是没有苍蝇、没有老鼠。不过，管道看上去是后装上去的，与天棚之间有个缝儿，所以管道上满是老鼠的爪印儿。第二天，我发现有别的患者往我的蓄尿瓶里撒尿。这大概是因为瓶子就摆在厕所旁边的架子上吧。护士们都很年轻，充满活力。从前一位名叫阿少夫的医生来日本时也称赞过她们。不过，年轻倒是年轻，各自只做自己分内的事儿：主任医师只管注射和医生的指派，正式的护士负责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学生就是见习，辅助护士只管打扫卫生而无人侍立在病人身边，监督一下是否吃药啦什么的。有时患者还要担心没有筷子，或者有时遇到一些私事，比如赶巧家属不在时，患者要自己开钱包付钱。这里还不能像美国一样花高价雇专门护士。日本的医院根本不存在贫富待遇上的差别，似乎没有贵族医院、只收固定病号的医院、面向穷人的设备好的医院。同时，也不存在美国那类现象，即在黑人村里，既没有厕所，也没有医院。
我所住的病房虽然冷，但由于位于山上，景色非常好。下面可以看见村庄、水田、堤坝、树林。不时有火车吐着白烟驶过。到了晚上，亮起电灯，仿佛从飞机上向下看的感觉。
在医院，报纸和牛奶是外面的买卖人送进来的。究其弊端，先说牛奶，因某一天突然忘了送，于是第二天我揪住送牛奶的，指责了他几句：“我倒是没什么，要是婴儿不就麻烦啦！”结果，对方也吐露了他的苦衷，说是在众多订牛奶的人里，有人喝完不给钱就跑了。我很同情说这话的伙计。送报纸的倒是有心计，提前一个月就把钱给收了。小卖店里没有早报，所以买卖为此人所垄断。凡事一有买卖人搀和，似乎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弊病。伙食非常之好，工作人员态度又热情，只是饭食动不动就凉了，结果，很多患者开始自己做饭吃。我以前所在的大学，也曾有过因伙食而闹翻天的事，因此，我对此极其关注。
读了新近出版的《白求恩医生》，里面写了这样一件事。说是有一次，白求恩亲自下伙房，自己动手调拌可可与牛奶。炊事兵觉得过意不去，伸手要帮他倒水，白求恩拦住他说，那不行，我自己来。白求恩架上锅，炊事兵急忙往灶里加柴，白求恩见了，连忙抽出来，说，你不知道，这得用文火来煮。煮好后，白求恩亲自端到患者身边，一勺一勺地喂；喂完了，又掏出烟，为患者点上火。等患者吸完了，全部收拾好了之后，他才离开患者身边。这是他对腹部中弹的患者所进行的护理。
而当我战后到南京，进到留在当地的日本陆军医院时，却看到营养失调的患者躺在那里。食物已经送到身边，患者面前放着已经冰冷的菜汤，嘴里含着半片面包——已经死了。当然，日本红十字会的优秀护士多得是。可是守在患者身边的护士却一个也没有。我从没有像那一刻那么强烈地感受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我毫不怀疑日本医学的前沿性，而且我也学过日本医学，可是我觉得一旦奉行官僚主义，即医生和护士过分忠于自己的职守，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医生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出于特殊情况，自己进行护理，这种事也绝非没有必要。再说，对有些难以护理的情况，有时非医生动手不可，有时非有经验的护士长动手不可。还有一些情况，勤杂妇要更胜一筹。
再举个例子，教授查房时，要跟着很多学生。年轻医生往往不是很注意。其中有一个站在床边，用自己的腿一下一下地蹭床。别人觉不出什么，可是躺在床上的我可是被蹭得头晕眼花。护士长见状，轻轻走到那位医生旁边，侧过自己的身子挡了一下。这种细心令人钦佩。若患者是位美国大妈，肯定会歇斯底里地大声斥责；脸皮厚点的日本大叔，可能会说：“劳驾别蹭了，脑袋受不了。”本来，医生和护士就不是一个好职业：自己身体健康，活蹦乱跳的，而别人却是生着病，悲观失落。所以工作时，动作的把握是非常难的。
有关战后进行的改良，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方方面面都有进步。似乎违反社会之道、表面性的改良注定要失败；而即便有些离谱，只要照顾到了社会和个人的习惯，改良便会取得成功。就拿清扫工作来说，也有了极大的进步。走廊等处虽然勤杂工刚清扫过，一会儿工夫马上又会落上一些垃圾。对此，像商场里那样经常转转、随脏随扫，也就可以保持清洁了。还有像美国一样乐于擦洗各处的门、厕所和地板，这些小事儿模仿起来似乎很有趣。此外，到了查房时间，清扫工作也就做得特别细致，这是老一套了。上边管得严时，自然就会做这一套。我想要做到时刻保洁，不能靠监督和检查，只要担当者爱上这一行就是了。
关于医生我就省略不谈了。毕竟大学医院是为大学教育服务的，研究自然是第一位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护士有必要弥补一下研究第一所带来的缺陷。
最后，因方才我提到了《白求恩医生》这一新近问世的作品，在此作一下简要说明。它讲述的是在这次战争中，被派遣到中国军队（八路军）的一位加拿大医生的事迹。他克服种种困难，从事医疗工作，不幸由于手上的一个小伤口感染，而患上了败血症，最后献出了生命。中国的小说家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书，在日本也很快由青铜社出版了译本。
对于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护士们，我劝她们还是能够读一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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