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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日本的遗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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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现在还不能谈。还是待时机成熟之时再留下几笔吧。
原载日本《文艺》杂志195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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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日本的快乐——收音机·音乐·模仿
我们到了日本，暂居亲戚家中。
上房不时传来收音机的声响。收音机异常高级，人的说话声听起来就像真人一样。这家里的儿媳妇擅长音乐，从那台收音机里总是流淌出西洋音乐的旋律。
一日，久违的（小野）忍先生来访，于是将亲戚家的儿媳妇引见给他，因为那媳妇钢琴弹得出奇的好，得到了忍先生的一番赞美。接着这个茬儿，忍先生想起我会弹钢琴的事，并且随口说了出来，我不禁毛骨悚然，有如前科败露一般。我本不想说，可是出于无奈只好辩白几句。
“我的确也练过钢琴，不过说起来真是愚蠢至极——在日本，那会儿姑娘出阁前一般要学一学插花或者厨艺什么的，于是找个师傅，上门学艺。师傅呢必定是一步一步地悉心指导，力求让你学成、学精。这样，客人来了，就会扯起小姐钢琴弹得好之类的话题，于是忸怩客套一阵之后弹奏一曲，客人耐着性子听完，赞美一番。大致是这么个程序。
“然而，当我在日本念完中学回到上海时，有件事情很让我吃了一惊。那时我结识了一位比我稍微年轻一点儿的青年，此人是一个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从一清早就开始为弥撒仪式弹奏风琴。一天他闲来无事，带我去了他的家里，他的房间里很随意地放着一架钢琴。他说我新换了架钢琴，说着随手放下谱子，弹了一首贝多芬的曲子，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可是弹得不怎么样。然后他对我说：‘你弹两下，试试我这钢琴。’于是我便弹了一曲，弹得比他好得多，因为我在日本得到过老师的再三纠正。他并不夸奖我，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不一会儿就见了真假。说起来是这么回事，见那儿放着一首短曲的谱子，于是我取下弹了几下。他一时兴起跟着哼唱起来，声音沙哑，可是非常愉快。突然我按错了一个什么键，‘怎么搞的，那该是个短调吧？’他叫道。我一下子愕然了。——原来我弹的钢琴，只是机械模仿。
“自打那一天，我就懒得碰钢琴了。如今想来，我跟着一个好老师，每天辛辛苦苦，花了十年工夫，不断进级，什么艰涩难弹的练习曲呀，莫扎特、贝多芬、巴赫呀，等等，都很卖力地去练，力求弹得跟老师一样好，那可能就是当时音乐学习的模式吧。机械模仿就好比在毕业仪式上读老师给写的致词一样，不是跳行，就是读错汉字，而自己讲话时是绝不会有这种事的。日本人绝不会用错日语的助词。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试着弹了一下儿子所弹的简单的乐谱，如《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之类，才第一次体会到了抚弄音乐的惬意。如今日本的音乐教育也进步了，想必不会再有那样的情况了。不过也不好说。总而言之，喜好模仿艺人并喜欢故弄玄虚，这也是日本人的一个特性。”
我说完，忍先生说真有意思。“那我索性再补充几句吧。”就这样，我又接着讲了起来。
“那个天主教朋友在我临走前，跟我说，你还没有钢琴吗？我的刚好卖掉了，用不着两架的，不然就借给你了。没事，等我物色到谁家有闲着不用的借来就是了，没有还是不方便啊。我对这一点也颇感惊讶。在日本没有人会这样讲话。他们对待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名贵乐器，总要像传家宝一样珍藏起来，稀罕得什么似的。本来婆家已经置备好钢琴，新娘子还要带来自己用熟了的，所以在那间上房里有三架钢琴、两把小提琴。”听我这样一说，忍先生笑了。
住上一段时间之后，我对收音机里播放的名曲，除了能详细清楚地说出是谁作的曲、第几号作品、谁指挥的、什么交响乐团演奏的（其实是唱片的重播）之外，对于B小调和G小调，不管听多少遍都能分辨得毫厘不爽。而我已经找不到音乐的感觉了。这时，我们搬到了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结果女儿感到冷清，吵着要听收音机，我想找个最便宜的应付一下，可是却没有那个闲钱。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大学时的同窗、现在当局长的一位朋友家去叙旧。在我们讲述了彼此十年来的辛苦经历之后，他突然想起来，问道：“你有收音机吗？没有啊，那从我这儿拿一个去吧。”
第二天收音机就送来了，喇叭的音质优秀得没话说。我回来还没等进屋，就听见有人说话，还以为是来客人了呢，结果进屋才知道是收音机的喇叭在讲话。女儿很欢喜。我又开始听起模仿品来了。
我们因为坐飞机而来，不得不撇下很多东西。儿子想拉小提琴，因此到备有两把的人那里去借了一把回来。我有些担心，人家肯定会提心吊胆，担心小提琴给拿走了之后损坏、受潮，或者被小偷偷走。我核计也许不久之后会有人把钢琴也给我送来，我在静候着这一天。
日本人做什么都动真格的。交学费学芭蕾，努力，刻苦，很不服输。因此科学、文化、艺术都有进步。我毕竟少年时代身居其中，因而十分了解。不过，日本人自己也意识到了，如很多人所指出的，他们多是在搞模仿。
不过，我丝毫无意攻击模仿。新城又新先生爱好中国书画，先生不论真伪，只要自己觉得好，钱包又没意见的话，便会买下赏玩。对先生而言，这是个乐趣，并非为了文明批评或考证之类的。而多数日本人却像专家一样讲究真货。我感到住在这种日本近代的模仿氛围之中很是愉快。这不是讽刺，仿制品让人想到真货，非常具有丰富感。把礼节都研究透了的日本人虽说值得怜悯，可我却恰如到了小人国一样感到可爱和新奇。如果想品味一下非仿制品，那么就我现在所住的地方而言，看一看鸿台的松树、江户河畔的樱树，仅此便可以感受到日本独特的美感。
上面所讲并非我住在日本之愉悦的全部。因记者嘱咐我只写七页，这便仅是住在日本之快乐中的七页。
原载日本《女性改造》杂志1951年9、10月合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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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日本（1）
在我的印象里，所谓的上下身礼服是日本官员的制服。在中国的漫画里，日本人一准穿着木屐和裤裙。从前的日本漫画中，中国人一准带发辫。我们看了，难免会产生一种仰仗日俄战争之余威对吾人大加蔑视之感。看来作为一个民族，没有一身制服实在不行。
不知道日本人看了为嘲弄“###浪人主要指自明治后期开始在中国内地活动的日本浪人。——译注”而画的裤裙和木屐会作何感想。战争结束之后，我在被接管的台北帝国大学里，依旧见过应聘的合作教授穿着仙台平裤裙和木屐，郑重其事地骑着自行车的情景。同中国人的世界主义倾向相比，日本人似乎摆脱不了国粹主义的羁绊。再看一下女电影演员的赴美装束，个顶个都是长袖和服。没准儿到“那边”去的先生女士们，旅行衣箱里都叠放有仙台平裙裤、白色短布袜以及长袖和服吧。
同样，所谓的民族言行也是相当的不同一般。最厉害的要数所谓的外交辞令。尽管精通那个国家的语言，仍要让人翻译；即便没到那个程度，还是时刻注意自国与别国的界限，时刻意识到听者是别国人，说者是自己国家的代表，所以无论如何要穿制服。一旦脱掉了制服，作为外国人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我讨厌制服。可是这次来到日本，人们却在我身上看到了无形的制服。我应邀参加了两三次座谈会。我很窘迫，讲话也不能随心所欲。会后，领到了装在信封里的一沓钱，我很惊讶。以前从没经历过这等事情。我既感过意不去，又感盛情难却，不知如何是好。不久我又应邀参加了一个不发钱而是免费喝啤酒的###。心里轻松了许多，标示异国身份之上下身和服有如塑料一样透明得不复存在。其后便开始有人邀我参加交会费的聚会，到老朋友家做客。我变成了单衣和服内配短衬裤的打扮。
有记者登门来了。我在记者面前从不失敬意、不摆架子。我恭恭敬敬地接待他，并谦卑地允诺说：“几天之后给您写。”可是对方并不那么想，说让我马上写篇有关临终之苦的稿子。仔细一问方知道，对方有一个编辑计划，标题和字数都已定好。于是记者便带着受命占领某个高地的、勇敢的日本军人曾有的那股劲头儿，来到我这儿。他从包里取出面包，开始了持久战。我吓了一跳，慌忙做了咖喱饭端上来。他的热心和不辞劳苦让我感动。不过写完了别人的临终苦痛，自己怕也离临终不远了。何况距离临终还稍嫌早一点。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报纸杂志未免有些欠考虑。抢新闻倒是够机敏的，可自己的脑子却并不怎么转弯。
我对他说，因为你是第一个来，下一次我动笔之时，一定通知你。可是不知是不领此情，还是下一次就用不着了，他走的时候一副很沮丧的样子。送他至树丛中间时，我感到无比歉疚。
我又接待了下一个记者，没等他开口，我就把前一个记者的历史说给他听。按理听了之后，他就不好再开口，不料他也是忠于职守，又很直率。我折中考虑，决定虚构一篇小说与他。可似乎他拿回出版社，没有说这是虚构的小说，结果假的成了真的。
我虽已改穿单衣和服内配短衬裤，可因为又开始往返于国立医院外科就诊，说实话还没有体味到居住在日本的欢娱。这时，我的老相识和木氏来了一个稿约，说是让我写篇《近来的日本》之类的东西。这回我没有穿着制服讲话的必要了。只是我摆脱不了写小说的秉性，似乎就喜欢编瞎话，写不出正经的东西来。即使写了，想来也不会合乎近来大谈理性、满脑子都是文化的日本人士的知识品味。以前理论在日本不大见得到，如今就连电车里的姑娘们都在读些艰深的书，讲些艰深的话。所以，说是《近来的日本》，我干脆给他写一写东京的观光好了。
往返于外科就诊期间，见到一位男士头顶长了个疖子，医生将他的一头美发剃个精光。结果该人沮丧得要命。原来该人的职业是总理府官员。我原想推个光头在日本人本是常事，根本算不得什么，却原来如此，看样子在日本就是喜欢讲求一律，一声吆喝足以左右一切。假设大家都剃了光头保护总理，该人肯定也一样会因留着头发而感到难堪。 。 想看书来
近来的日本（2）
群起耍蛮的学生倒是看不到了。不过上了电车，就能看到学生帽如皮鞋般发亮的学生。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涂了什么才那么黑亮呢？莫非鞋油不成？
擦皮鞋最多的是在永乐町的铁桥下，排得长长的。皮鞋这种东西甚是奇怪，非要将它擦得光亮可鉴不行。我在电车上见过用自己的裤腿蹭皮鞋的人。还有人不知道我在盯着看，而用电车的靠垫擦皮鞋。有些地方还有拿着写有I am deaf小牌儿的擦鞋者。
I am deaf，这真是个高明的想法。我想要是自己能借过来挂在胸前招摇过市该多好。孔夫子也是一切恶事皆不闻。他想吃肉可是不想看到屠宰场面。故而将厨房造得远远的，免得听到杀鸡的悲鸣。
要让被杀者意识不到被杀，也有办法。从前我们国家大量存在的买办阶层，便是对我国的国民敲骨吸髓，而自己大揩其油，彼辈的民族良心被彻底扼杀了。这一次我算是亲眼得见。那是在一家名叫OS的店里，在专供外国人用的电梯前，有一对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夫妇，为了要乘电梯而在那儿费口舌。原来只有尊夫人自己是那边的国籍。我试了一下我的威力，朝前迈了一步。这时身着漂亮服装的男侍，对着我寒酸的衣着和一个月未理的脑袋，礼貌地问了句：“是外国人吗？”我就像刑警在强盗面前一晃警察证件一样，出示了我是外国人的证据。他冲我鞠了三个躬。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从前在我们国家，只为了多挣几个钱而在主子面前卑躬屈膝的此类少年的身影。因此，我对这类少年感到说不出的怜悯，所以再也没有去过OS。我们国家从前有的东西如今在日本都有了。
从前日本有的东西如今在日本也都有。一个知心朋友带我去的地方，是新桥的一家名叫“今朝”的店。“今朝”，我思忖了片刻。噢，记起来了，就是当年我在日本时去过的牛肉火锅店。没想到如今那儿的店主竟是我昔日的好友。记得那一次花90分钱吃了一份牛肉火锅，喝了10分钱的玻璃小瓶装的酒。那个小瓶就像现在车站上卖的牛奶瓶一样，带一个小的豆粒般的软木塞。那一次，出了“今朝”，摸着黑儿走到了新桥的岸边，才猛然发现再迈一步就要掉到沟里了。那时新桥已经有了车行道和人行道，由于桥面很窄，沿着人行道朝前走简直就会掉进河里。
上一次在新桥车站下车时，走在混凝土的桥面上，木屐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打雷一样。穿皮鞋的人根本看不到。火车仿佛小箱子。在东京住上一段时间，知道了新桥是外濠站的终点，那附近有一个虽然不大、但房屋都很洁净的小镇。当时人们称之为时尚房屋，经常能看到一些小姑娘用水桶提了水擦洗门厅。那个小镇如今哪里去了，我还没有打听；我在那附近走了走，有羞花之貌的姑娘如今也看不到了。
姑娘倒是满大街都是，都穿着漂亮的洋装，看惯了觉得非常之美。不过看报纸上却说日本人的西装打扮很难看。这纯属那些忘乎所以的亲美之流的信口雌黄，切不可听他们胡说。这些人无一人穿过时的服装，以及带补丁的皮鞋。洋服也是刚做不久的，鞋子说是猪皮的，其实都是羊皮或绒面革的。保护并领导日本国民一路走来的政治家真是了不起。听他们口口声声“战败战败”的，据说已经在酝酿签订史上少有的所谓和解媾和条约了。
早年日本有的东西如今也一样不少，即：从前只经营和服衣料的三越布缎庄，挂着写有“开往板桥”的牌子的御茶水桥的铁道马车，浅草的商店街，武藏野的景色，隅田川的游泳场。即使在战后风潮中，布缎庄的门帘为狮子所取代，铁道马车变成了无轨电车，游泳代之以海水浴，可是日本精神丝毫不会发生改变，就像即便富士山脚下布满了烟囱和输电线，富士山顶还是依然如故。
不过那却是极其可悲的事情。在我看来，总觉得所谓的民族性格以一种根性遗留下来，而且对外来的无谓的模仿亦为时过早，对将来亦丝毫无益。中国经历了极度的贫穷与奴隶化，而日本幸免于此，正因为如此，在重建上需要另一种艰辛的努力。
东京观光写成如此模样，实在抱歉。
原载日本《新文明》杂志195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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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日友好
一
今年春天，我不幸接受了做中国文学课讲师的差事。事情赶到这一步，我虽然为自己不胜任这一工作而深感愧疚，可是又别无他法。
似近且远，似远且近的在日本的中国文学课。
这次我到日本后，很快便见到了《四世同堂》、《虾球传》、鲁迅的研究以及《金瓶梅》的新译。而且，自那之后，又陆续有丁玲女士的几部作品以及《白求恩医生》、《原动力》、《引力》、《新儿女英雄传》、《李家庄的变迁》等著作的译本问世。
紧接着，我又与身为中国文学专家的众多前辈以及朋友见上了面。未谋面的诸位先生出于惶恐还未拜访。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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