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奸雄纵横三国:品曹操-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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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东汉社会面貌（1）
春秋战国之后，历史车轮隆隆驶进东汉末年，我国又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破坏、大分裂的历史时期。
　　东汉王朝是一个由豪强大地主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追随刘秀的开国“功臣”们，不少也都出身于豪强地主家庭。刘秀开国后，大封功臣365人，加上外戚45人，这些人与刘姓宗室王族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中有不少家族享有世袭特权，往往一门数侯，累世尊显。如邓禹家族先后有21人被封侯，二人称公，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担任侍中、将、大夫、郎、谒者等一般官职的，更是多不胜数。这个集团几乎垄断了东汉王朝的所有重要官职，甚至集团中男女的嫁娶也大体上不超出这个范围。此外，还有部分富商大贾和地主，凭藉资财交通官府和王侯，逐渐成为地方豪强。
　　豪强地主由于享有政治特权，因此无不疯狂地兼并土地，拼命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如伏波将军马援之子马防、马光，各有奴婢一千多人，资产巨亿，购进京城附近大量膏田沃土。济南王刘康则有奴婢1400多人，私田800顷。其余豪强也大都占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居住着连片富丽堂皇的宅院，役使着成千的奴婢和上万的徒附（类似农奴的依附农民）。他们的奇物宝货堆满了巨室，马牛猪羊布满了山野，妖童美妾充满了内庭，女乐倡优排列于深堂。有的兼营商业，车船周游全国各地，货物堆满了都城的仓库。豪强地主还大都拥有自己的武装，有的多达二、三万人，平时负责警卫田庄，准备镇压可能发生的农民暴动，必要时则拉出去打仗。豪强地主中有官职的自然可以作威作福，没有官职的也足可武断乡曲，其荣耀逸乐不亚于王侯，其势力的显赫则足可与郡守、县令相匹敌。
　　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意味着劳动人民灾难的加深。土地不断被兼并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沦为豪强地主的徒附。徒附身份低下，全凭豪强地主摆布，不但自身生活悲惨，平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遇小灾小荒就得流离沟壑、嫁妻卖子，而且其依附地位还得世代相袭，被迫“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这样，随着岁月的推移，阶级矛盾便越来越尖锐了。
　　豪强地主对土地和徒附的疯狂掠夺，使得广大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以地租形式流进了他们的腰包，但却影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与豪强地主的兼并性孪生的割据性，也极易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因素。这样，在封建政权和豪强地主之间，也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刘秀为此曾下诏度田，企图掌握确实的垦田数目和户口名籍，以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并控制和解散豪强地主的武装，但由于遭到豪强地主的反对，收效不大。以后的皇帝，在这方面更加无所作为，豪强地主的势力仍照样发展着，东汉王朝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也就更加成为问题了。
　　豪强地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具体表现为不同政治集团的冲突，和帝以后，则主要表现为外戚和宦官之间频繁的争斗。外戚是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当年幼的皇帝即位后，母后临朝时，照例总要委托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大将军并参录尚书事等重要官职，把持军政大权。皇帝长大以后，要亲自执政，必然与专权的外戚发生矛盾，于是又往往利用服侍自己的亲近——宦官的力量来发动宫廷政变，清除外戚势力，这样宦官就又攫取了大权。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彼此对立、互相倾轧的局面，造成了东汉后期社会的长期###。
　　章和二年（88）二月，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以其兄窦宪为侍中，执掌朝政。窦氏父子兄弟充满朝廷，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窦宪以老臣邓彪为太傅，与自己呼应，凡事只须指令邓彪启奏，对内再通报太后一声，便达到了“事无不从”的目的。外戚如此总揽大权，东汉以来尚属首见。几年后，和帝稍大，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于是与宦官郑众密谋，在永元四年（92）逼窦宪兄弟自杀，窦氏党徒全被免官治罪。郑众因功迁大长秋，复封啵�乡侯，宦官从此开始直接参与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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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东汉社会面貌（2）
元兴元年（105），和帝死，才生下一百多天的殇帝即位，邓太后临朝。殇帝二岁夭折，邓太后又与其兄邓骘定策，迎立十三岁的安帝即位。邓骘兄弟全部封侯，邓骘为大将军，执掌朝政，但也不废宦官，并启用了名士杨震等人，以争取士大夫的支持。建光元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乳母王圣与宦官李闰等合谋，清除了邓氏势力。此后，李闰、江京等人大权在握，但同时皇后的哥哥阎显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了外戚、宦官同掌朝政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安帝死于巡游途中，皇后、阎显秘不发丧，赶回京城，策立幼童北乡侯为帝。阎太后临朝，阎显掌大权，杀逐安帝宠信的宦官及王圣等人。但过不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杀阎显，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为帝（顺帝）。孙程等19人都被封为列侯，并可兼做朝官，可传爵给养子，宦官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后兄梁冀为大将军。
　　建康元年（144），顺帝死，只有二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掌朝政。一年后，冲帝死，梁大后与梁冀主谋，迎立八岁的质帝即位。梁冀侈暴骄横，少而聪慧的质帝当着群臣说了一句“这是一个跋扈将军！”被梁冀毒死，另立十五岁的桓帝即位。从此，梁冀威权日甚，朝中事无巨细，都由他专断。官吏升迁调动，都须先到梁家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台办理手续。四方贡献，须把最好的送给梁冀，皇帝只能得到其次的。皇帝周围安插的都是梁冀的亲信，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在梁冀的掌握之中。在梁冀专权的二十多年中，梁家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做皇后，六人做贵人，二人做大将军，三人娶公主为妻；女眷中有七人食邑称君；其余做卿、将、尹、校的还有57人。外戚势力，至此可以说发展到了顶峰。
　　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对梁冀的专权早已心怀不满的桓帝趁机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合谋，发兵攻围梁冀，梁冀被迫自杀。梁氏中外宗亲一律被杀头示众，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一时朝廷为空。单超等五人因除梁有功，被同日封侯。宦官侯览借口除梁时曾参与意见，也被封侯。连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也被破例封为乡侯。他们都可兼做朝官，可娶姬妾，可蓄养子，并可以养子传爵袭封。其“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宦官专政，至此达到了高潮。
　　永康元年（167），桓帝死。窦太后临朝，与其父窦武定策，迎十二岁的灵帝即位，窦武以大将军执掌朝政。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还未来得及发动，密谋泄漏。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太后，挟灵帝，矫诏发兵攻杀窦武、陈蕃。双方在阙下对阵，乱砍乱杀，宫内宫外，一片混乱。事后，曹节被封侯，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其心腹也有12人被封侯。曹节死后，张让、赵忠等12名宦官继掌朝政，个个封侯贵宠，父兄子弟满布州郡。灵帝变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甚至不知羞耻地声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亲。”连主奴关系也被颠倒了。
　　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十七岁的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其弟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何进密谋召边将董卓进京诛宦官，不料宦官首先发动，矫太后诏杀何进。士族豪强袁绍起兵杀宦官二千余人，宦官一时全被杀尽。董卓引兵来到洛阳，又赶走袁绍，废除刘辩，杀何太后，另立献帝。外戚和宦官同时陷入瓦解，但从此地方军阀控制局势，东汉朝廷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躯壳。
　　外戚、宦官不论何方得势，老百姓都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他们在任意侵夺土地、盘剥人民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同豪强地主集团所共有的本性。外戚窦宪早在独揽大权前就曾以低价强买明帝女儿沁水公主园田，连章帝也不得不责骂他说：“今贵主（公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百姓）哉？”外戚梁冀侵占了京城周围近千里的地方作为林苑，供自己游玩；又修了一个兔苑，方圆几十里，禁止外人擅入。有一个“胡商”不知禁忌，在园中误杀一兔，结果有十多人牵连被杀。梁冀强迫几千民女充任奴婢，还诡称这些奴婢是“自卖人”。掠夺的钱财更多得惊人，后来事败被抄家，资产拍卖竟得钱30多亿，相当于全国一年赋税收入的一半。宦官集团是以暴发户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贪残比起外戚来毫不逊色。单超等五人执掌朝政后，越来越横暴，民间称左悺、具瑗、徐横、唐衡四人为“左回天（谓权势极大，有回天之力），具独坐（谓其骄贵无偶），徐卧虎，唐两堕（谓其办事在两可之间，任意而行，没有一定准则）”。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奢极侈。其兄弟姻戚充任地方官，横行乡里，恣意搜括，与盗贼无异。侯览公开霸占农田118顷、民宅381所，仿照皇宫修建了豪华住宅16区。他还指使人拦路抢劫，破人房屋，发掘坟墓，掳人妻女，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其兄侯参做益州刺史，搜括的钱财以亿计，金银、锦帛、珍玩装满了三百多车。张让、赵忠等人对民脂民膏的搜括也十分贪残。在外戚、宦官的轮番掠夺之下，老百姓饱受磨难，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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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东汉社会面貌（3）
外戚、宦官的交替擅权，还打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相对平衡，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宦官势力的发展，阻碍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升迁，堵塞了一些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太学生的仕进之路，更在这些人中激起了不满。宦官的黑暗统治加剧了社会矛盾，加深了东汉统治的危机，也使不少官僚（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和太学生忧心如焚。于是，在士大夫中颇为流行的清议由品题人物转为公开抨击朝政，特别是抨击当权的宦官，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顺帝时，太学生已多至三万余人，太学自然地成了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的活动又得到了朝野上下官僚、士人的全力支持。宦官集团对此恨之入骨，于是凭藉皇帝权力实施打击，先后导演了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当时，司隶校尉李膺是反对宦官的核心人物，太学生们对他极为推重，在他们中流行着“天下楷模李元礼”的赞语。李膺曾利用手中权力无情打击宦官党羽。如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慑于李膺威名，逃还京城，藏在张让家中的活动柱子里面。李膺得知消息后，亲率部下，破柱取朔，下狱处死。“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不久，李膺又将教唆儿子杀人的宦官党羽张成逮捕处死。宦官疯狂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便将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下狱治罪。第二年，这些党人被赦免回家，但禁锢终身，不准做官。
　　这次事件发生后，士大夫并没有屈服。他们把那些不畏惧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以为效法的榜样。清议的浪潮有增无减，这样就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灵帝建宁二年（169），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被侯览阻拦，张俭便将侯览资产就地没收。侯览恼羞成怒，唆使人诬告张俭与同郡24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于是大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入狱，后相继死于狱中，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再次逐捕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宦官又怂恿灵帝下诏，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这一次党锢事件，延续了十余年之久，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反对宦官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归根结底这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它使政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党人的被杀或禁锢终身，表明东汉政治越来越黑暗，政治危机更加深重了。
　　桓帝、灵帝时，东汉统治集团已腐朽到极点。桓帝后宫宫女多至五、六千人，服侍这些宫女的奴役又二倍于此。为维持宠大的消费，桓帝将加在人民头上的口赋（人头税的一种）从过去七岁才开始缴纳改为从一岁起即开始缴纳，田税也一亩加了十钱。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关内侯五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缴纳现钱，贫者可予赊欠，到官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在西园内造了一个万金堂，将卖官所得聚为私藏，还在小黄门、常侍家中各藏寄了数千万，并在河间买田宅，起第观。灵帝曾想让羊续做太尉，太尉属三公，当出钱千万，谁知羊续拿出一件旧棉袄说：“我家中只有这个！”灵帝得知后很不高兴，羊续的太尉也就没有做成。灵帝为修宫室、铸造铜人，特下诏每亩加税十钱。还变着法儿寻欢作乐，曾在后宫仿建了一个市场，让宫女摆摊卖货，互相盗窃争斗，灵帝自己也穿上商人服装，与之饮宴作乐。又在西园玩狗，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驾上四头白驴，亲自拿着缰绳操纵，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公卿贵戚转相仿效。庸俗无聊，沉迷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导言——东汉社会面貌（4）
汉王朝前期与边境各族建立的密切的政治关系或通商关系，到这一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边境各族的压迫剥削，迫使各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或逃亡；另一方面，由于东汉王朝的积贫积弱，鲜卑、乌桓、匈奴等族不断骚扰边郡，甚至侵入腹地。东汉朝廷要么出兵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要么出兵抵御边境各族的侵扰，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军费，农民负担的赋税和徭役因而更加沉重了。
　　由于政治腐败，各级官吏不注意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维护，桓帝、灵帝时期水旱灾害也不断发生。据统计，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27次，桓、灵时就有13次；大的旱灾共发生17次，桓、灵时就有6次。蝗灾、风灾、雹灾、大疫也接踵而至，地震也时有发生。据统计，桓帝、灵帝时共发生大蝗灾7次，大风灾2次，大雹灾7次，大疫8次，地震18次。灾害的不断发生，给人民增添了更多的灾难。
　　越来越黑暗的政治，越来越沉重的赋役，加上灾荒、饥馑的肆虐，逼得广大农民倾家荡产，冻馁而死的人数急剧增加，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破产农民到处流亡，颠沛流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多次起来造反。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各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