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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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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83、轮到我
83、轮到我
83、轮到我
那一天，我下了音乐课，从学校走回宿舍，种禽站的王会计告诉我，有人找我。我一看，门外站着一个瘦瘦的中年人。相互认识以后，我们走进屋里坐下来谈话。他说是公社要他来找我。他姓熊，是铁四局的。然后又介绍铁四局的基本情况。我完全明白了，他是来招我的。这太出意料了。我哪里顾得深究这单位如何如何，答应唯恐不及。他看我刚从教室出来，一手粉笔灰，料定人不差，也很满意。三言两语，这事就定了下来。没想到生活道路的转折竟是这般轻巧。以前费多少力，求多少人，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今天是机会找上门的，而且我没讲几句话。
熊医生饭也不吃就走了。我等着他报最后佳音。我预感到这次是真的了。
接到铁四局的正式通知，是在几天之后下第二节课。很快学生们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当上课的铃声再次响起，我走进教室，像平时一样，说声“上课”。同学们答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黄帅日记公布后，反师道尊严，不许喊老师好，同学好。）声音从来没有过的整齐、响亮。随后是一阵沉寂，教室里出奇的安静。望着一双双好像是突然明白事理的大眼睛，望着一张张微笑的小脸，我竟长时间讲不出话来，猛然意识到，我要向他们说再见了。
待续 84、论上山下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84、论上山下乡
84、论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在农村，对他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大多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有人觉得知青对那片土地表达的热爱是虚伪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那里，相反，是迫不及待地走的。他们是太不了解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了。
我们从下去的第一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离开它。一旦真要离开了，心头又涌起一股酸楚。它是我们成长过程中，迈进社会的第一步。一踏进去，它就让我们尝到了贫穷、尝到了艰辛、尝到了种种困境；看到了纯朴、看到了善良、看到了人间一切真情。我们从这里认识中国社会，我们在那里留下了青春。这都是引起我们对它动情的原因。这份情在别的地方我们再也没有涌现过。
但是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它没有给我们提供奋斗的土壤，让你无论如何不可能凭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创出属于自己的天地，从而也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创出一个新家园。我们在那里只是一天一天重复前面的日子。这是让我们无法真正甘愿为它献身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不是说我们一进城就能改变命运。不可简单用成败衡量人的价值。在城里当年同样不能凭自我奋斗改变命运，但它比农村舒服，在都不可能自我发展时，我们图舒服。今天城里提供发展的机会比农村多，连农民也不得不弃土进城，虽然不一定成功，仍然要进。所以要让人呆在那里不走的前提是要能让人在那里发展。这不是情感可以代替的。决定人们行为的根本原因只能是经济的原因，以及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观。
那么，同样不能凭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农民，为什么对那块土地感情要深沉得多呢？
首先是宿命，谁出生在哪里，对那里天然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但更主要的还是经济原因，我们跟农民的不同是因土地而起的。我们对那块土地没有归属感。农民世代生长在那里。合作化前，土地是属于他的；合作化他们是带着土地、农具、牲畜入伙的。而我们是空手来的过客，只有漂泊感。“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趾。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屈原 哀郢）这就是我们在农村中的位置和状态。
联想到现在的“洋插队”，海外拼搏有了一番事业后，更加思念祖国。这就是这份宿命的故土情。然而恋家归恋家，最后他们仍然要出去，这就是经济的原因，他的事业在那里，他的价值只有在那里才能体现。
我想，大批的知青在农村幸而没有坚持到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单干那一天。那样，我们就会成为农村土地资源的外来瓜分者了，必将导致与原住民根本利益的冲突，连已经有过的一点乌托邦社会的感情都会冲刷殆尽。马科思所讲的人在经济利益面前*裸的关系便要暴露出来。乌托邦式的感情只能产生于乌托邦式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去不复返了，它是一场梦。
但是无论是现实的经济社会还是曾经的乌托邦社会，人性的光辉却永远存在。我在农村七年中体验到人性的光辉，是我七年中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它在我最后离开的那一刻，再一次深深打动了我，珍藏至今。
待续 第十六章 别亦难 85、芳洲告别
85、芳洲告别
85、芳洲告别
接到铁四局的通知，我就赶到芳洲去，与种禽站的乡亲们告别，他们都在那里
割芦苇。可能是喜形于色了，老远，王会计、扁儿就迎着我问∶“通知来了吗？”听我说来了。他们就跳起来拍手，像自己的喜事一样。
大家围上来。我拿出香烟给大家抽。老唐说，抽不得，怕火，这里是芦苇场。李支书说，小成的烟要抽，今天破个例，找块安全地方。他打发红湘坐孔伯的小划子到对岸贺家山买两斤糖果，两包烟。我不肯，说应该由我买。他说，好，今天是你请客。叫红湘收了我的钱。又要云芝姐烧了一罐茶。把大家喊到河坎背风处休息。为我开了个简短的欢送会。
我其实早已不是种禽站的人了，这是对我的厚待。我心里明白。我到种禽站四年，时间不算很长。但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我相信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是同样的深。他们都不把我当外人。
砍芦苇是付现金的计件活。我耽误了大家挣工分。可常老五说“今朝就是不要工分，也要陪陪小成。”
虎堂记得的就是我的故事会，他说：“这下俺没得白话听了。小成的白话比听戏都过瘾。”
红云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坐在我身边，拿着我的手，问我：“你这回就走了？还来不来？你不会忘记俺吧？”
云芝姐说她：“云儿蠢丫头，小成他还来！跟了俺吃了几多的苦。俺是没得法，生在乡里。人家城市里的不是上头要他来他会来？这下起去哒，还来，到这鬼地方来打鬼。”
云芝姐几句话说到我心窝子里。七年来我日思夜想的就是离开这里。她把这话捅开，我怎么忽然又觉得她说得不对呢？可是，我的父老乡亲们，我又拿什么证明她说得不对呢？我无言以对，将她的这几句话耿耿于怀牢记到今天。我前面第84节“论上山下乡”就是专门回答她的。这样回答她不一定满意，但是她的儿子听说现在也离开了乡里，进城谋生。可以肯定，她对她儿子也不会满意，谁愿意自己的亲人背离生他养他的故乡？但，那是不可阻挡的规律。
我得走了，我还要去一趟大河对岸的桑园。红湘和扁儿是给芦苇计捆数的，等我告别大家，她们重新起身干活时，却一遍遍总也数不准了。我搅动了她们的心思。是为我高兴，也为自己伤情。她们正当青春多梦期啊。谁不向往城市？
我走了。李支书把我送到河边，往我手里塞了两条烟。原来他叫红湘收下我给的钱后，背地吩咐她多买了两条烟，送我。李支书平时话不多，没想到今天这么动情深沉，令我感动得一时语塞。我拿的哪是两条烟啊。
我走下河坎，六十八岁的孔伯听说我连夜要去桑园转粮食，二话不说，把我送过河，寒风中黑灯瞎火的等在船上，又把我接回来。他对我说：“这下好哒，你娘不晓得有好喜欢，她也要有你个儿在跟前了，年纪大了。”孔伯不清楚铁四局并不在长沙。他一直记得的就是我娘的好，次次见我都要提。我就让他以为我是回到了娘身边吧。
李镇长、龙主任为我办手续也是一路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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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别亦难
86、别亦难
12月21号上午，我到公社迁户口。我是有意选中这一天的。七年前的同一天，我们从长沙来到这里，今天我要迁出去了。
公社礼堂在开团代会。管户口的人在会场，他让我在外面等他。
有人叫我：“成老师。”一个十分面熟的农村姑娘非常腼腆的走到我跟前。在农村，她可说是长得端庄美丽，透着一种清秀。我没反应过来，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我肯定与她并不相识，面熟而已。
她也感到她是莽撞了点，就说：“我是小河口的团支部书记，今天在公社开会。成老师，你要走了啊？”
我说，是的。但是我没问她任何问题，尽管心里感到疑惑。
还是她在说：“我妹妹是张×梅。谢谢你教她唱歌，她又教会了我们。她说你好和气的。你的歌唱得好，又会拉琴。我们队的学生伢都喜欢你……听学生伢讲你要走了。你几时走？……谢谢你，你好走啊……我……我……要开会了，我……我开会去了。”她脸敝得通红，语无伦次地讲完就匆匆走了。
我当然知道她是谁了，但当时我是完全浸透在招工的喜悦之中。没有领悟到一个纯真的农村姑娘追求美好、向她心目中的文明化身道一声别的那种郑重。可以说这是一种动人的道别。我却简慢了她。从始至终对她说的话也许不到五个字。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一年书薇还在时，我们在石公桥水利工地搞宣传队。因为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宣传队就选了好些乡下的年轻人，其中就有我们临近大队小河口的张×梅（我忘了她的名字）和张春华。张春华因为扁儿告诉过我一些她的闲言碎语，所以记得她的名字。张×梅却是个言语不多，很不起眼的姑娘。她也许在心里非常钦佩我们几个能拉会唱的知青。过去她们也在队里演过些小节目。可跟知青比那差别太大了。他们没见过手风琴和小提琴。这两样，当地老乡刚开始连名字都不清楚，把它们叫做“扯扯琴”和“琵琶琴”，而我两样都会，因此我也许成了她们心里的偶像。
书薇走后，我已是白小河学校的老师。过了段时间，区里要开“三年建成大寨县”之类的会。那时文艺政策稍有开禁。也有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儿歌。我在学校教了这首歌和一首拾稻穗的歌。孩子们立刻唱遍了周围社队。张×梅找到我说她们大队团支部要在区里大会上唱支歌，学生伢唱的歌几多好听。问我要歌纸。我说不妥，我再帮你选支歌。拿出新出版的《战地新歌》，却只有一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适合大家在庄重场合唱。我唱了一遍给她听，然后把歌本借给她，叫她拿去就唱这支。
她回去了，几天后又来找我。原来大队里无人能识谱，广播室又没有这个歌的塑料唱片。只好要我教她唱。这在我真不算什么事。我教会了她。她回去教会了小河口全体团员。结果，小河口团支部（区、县优秀团支部）得了表扬。因为别的团支部只会《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河口团支部唱的是一曲新声，得表扬是意中之事。这自然也是团支部书记脸上的光彩。
可是为这事张×梅的姐姐真值得选择这样一个时机，伺准了我，专门道一次谢吗？更何况这已经是事隔两个多月了。她是可以经常在村口见到我的。她关注我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她没找我。她知道我并不认识她，就一直没勇气当面道谢。今天她看到我在礼堂门口探头探脑找人，当目光扫向她的时候（她就坐在门口）觉得是最后的机会了。因此她决心找我讲出刚才讲过的话，想必是鼓起了好大的勇气。我想她不仅是想道声谢，她想表达的应该更多。那是一种渴慕和崇敬。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今天年轻人追星一样。这对一个农村女孩是多么不易。我确是简慢了她。尽管知青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下层群体，可是在农村青年眼里，我们还是属于另一等级的。那一刻，我的茫然与迟钝可能使我无意中像个贵族少爷一样，漠视她的存在，使她感到卑微，就像德伯家的苔丝。
斗换星移，等到20多年后，听到一首叫《小芳》的歌，我再回想这事，隐隐感觉出那位农村姑娘心中的一片美好和高尚来。湖南经济电视台一档《真情》节目甚至使我动过心。（这是一个为观众牵线，重温旧情的节目）真想再去见见这位纯情的不知名字的姑娘（现在是大嫂了）。她曾经有过一刻非常纯真的美好高尚的感情，我敢肯定。然而真去找经视台，我又怕说我是自作多情。因为现在也许是相反了，她忘记了我，而我却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记得她鼓起勇气的告别。可见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其实当时是被感动了的。我很在意她对我的表白。真正卑微的是我，受宠若惊的是我。
我感谢她，她似乎是种象征。是她代表牛鼻滩，在我临别之际，表达了这片水乡对我的眷恋之情！
我走了。1975年12月28日，我离开了牛鼻滩。
中午的班船载着我走了。凝视船尾，镇上的房屋消失在转弯处，身后只留下一条螺旋桨翻起的白色浪链。它把那花岗石垒成的堤岸冲刷得干干净净，却冲不走我心中留下的这许多记忆！
（文中部分人和单位用的化名）
1982年12月初稿 2006年7月修改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附一）一封没有发出的致高红十的信
（附一）一封没有发出的致高红十的信
高红十：
您好。
素昧平生，便直呼全称，恕我不敬。怎么称呼呢？叫老师？叫女士？你自己挑一个吧，好在你不是个俗人。
给你写信不为别的，就因近日读了你的新书《乡情，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珍藏》。
知青的回忆文章我一直爱读，自己也写过一些。可渐渐感觉出这类文人的末路来了。多是苦难苍凉之气。这也未必不好，就到了末路。然而作者多是“针眼大的事，拖出一车皮眼泪”（王朔的语言）。其中缺的是真诚或才气。阿城是写文章的顶尖高手，可他写知青的作品是纯文学，关注的是大“人”，自己的情感化于无形。史铁生也是。白眉赤眼讲自己，而真诚与才气二者兼具的，（或者说将真情能够质朴动人地表达出来的）真的不多。
我在即将离开乡里的那一年就看到了《理想之歌》，便记住了高红十这个名字。这也正是今天感觉知青文学到了末路时，见到《乡情，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珍藏》这本书仍把它打开翻阅的原因。你的那首诗我其实不记得了。当时感觉是知青运动已是强弩之末，同伴走得差不多了，我也在乡下呆了七年，惶惶不可终日，竟还有人作这等豪言壮语。我想这还是闻革初期“首都红卫兵”的作派，高干子弟，下了乡也是知青贵族，与我们相去甚远，大异其趣。且看你下回怎样分解。因此，潜意识中记住了你的名字。今天看了你这本书，听了你的下回分解。真没料到，你那时已经进了城，却又再次下了乡。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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