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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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抢搞了20多天，帮吴婶在上林做饭，每天是两头不见亮。好容易结束，接着我又到鸭棚放了一个月的鸭。

　　我白天在鸭棚，晚上回站上。

　　有一天，我在鸭棚吃饭，回得晚，天黑了。我到食堂打水洗澡。食堂门紧闭。我去找吴婶开门。但她家的门也是紧闭的。就不去叫她了，跳到白小河洗冷水澡算了。正在河边洗，忽听得她家一屋小孩惊慌失措地大声哭喊。我赶紧穿好衣裤，往她家跑。她家房门洞开。李支书拖了一张板车停在门口。红湘不在，只有一群小的。我问怎么回事。支书不跟我说话，进屋去了。红云告诉我，她妈妈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我一听赶紧进屋。这时支书已经把吴婶扶起，搬到床上。她牙关紧咬，嘴角潽出白沫，双目紧闭。她身上盖了床单，地上扔着几件湿衣裤和一个打翻的木盆。

　　李支书仍不理我，在找衣给吴婶穿衣。我一看情况不好，知道下面自己应该做什么，就扯了床棉被垫到板车上，再返身进屋跟支书一起抬人上车。然后是我拖起板车，快步往公社卫生院跑。支书跟在车旁边，扶着她不滚下来。还好，卫生院才3…4里路，很快便到。我们把人抬下车，李支书的妹妹就风风火火的赶到了。她是附近大队的赤脚医生，立刻就找卫生院相熟的医生联系。支书就不让我再守在卫生院，要我回去，说，没事了，你走吧。相当坚决。他一路没跟我说话，这时候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是不是有点碍事了？恭敬不如从命。我回去了。

　　站上还住了两户人家，周围也有小河口大队的两户人家。但是今天很奇怪，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帮他家一把。刚才吵声那么大，不会听不见的。第二天我又去了鸭棚。打听得吴婶因抢救及时，没事了。我问同样也是住在站上的老唐，昨晚的事他知道不。他说知道。我说，那你们怎么不出来看看呢。他支支吾吾。最后要我去问云芝，他说她最清楚。

　　原来支书一直疑心老婆跟镇上供销社的什么人相好。昨天，支书到芳洲去了，中途有事，同云芝一起回站里。比平时回得早。正好镇上的那人来了，同吴婶坐在食堂，说也有、笑也有、亲也有、热也有。李支书虎着一副脸走进食堂。那男的见势不好，很知趣地走开了。支书是把老婆拖到家里去的。进屋两人就吵起来，吴婶打死也说跟人家屁事没有。支书只是不信。越吵越烈，摔了东西，拍桌打椅。邻居都听到了，只装听不到，虽是大热天，各家关门闭户，小孩也喝住，无人肯做声。吵了好一阵，以为都累了，安静下来。这都是白天的事。哪晓得，过一阵，等天黑，女的到厨房门后，摸了个瓶子就喝，是她家油木桶的桐油，就闹出前头的事来。

　　幸亏白天的事我全不知情，我要知情，我也不知我会怎么做。

　　这件事过后，李支书始终不跟我提起。但他是以他的方式向我道的谢。两天后，他安排我出差回趟长沙。这趟差本可以叫我去，也可以不叫我去，平时都不叫我去，是鸭师傅的事。今年派个鸭师傅同我一起，押运一批鸭去省外贸。走时他嘱咐我一声，到家多住几天。

　　书薇走后，我还一天没休息过，早已是身心疲惫，在家休息几天正是求之不得。

　　但我走后支书家的这件事并未结束。事情传到镇上，供销社的这人也是个人精，几天后打发自己堂客，炖了一罐汤，提了到卫生院看吴婶。吴婶当着那堂客的面，把李支书骂个狗血淋头。李支书自然觉得气量不能比个堂客们低，就声不做气不吭。才知道吴婶确实一身清白。据云芝说，吴婶跟那个供销社的，就是平时买点板油，扯几尺布，开个后门的关系。我这才知道吴婶脾气暴烈。看她平时待我是体会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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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秦岁芳遗孽债泪断湖乡
79、秦岁芳遗孽债泪断湖乡

　　从长沙回来，是九月份了。在常德到牛鼻滩的船上我跟一位到公社来招工的师傅同路，他是某电厂的。我一路跟他搭话，想找机会，让他收我。结果了解，他是有对象而来的。要招的这人真令人想不到，叫秦岁芳。秦岁芳这次能招工走，我既替她高兴又替她难过。招工师傅对我说，秦岁芳很可怜，在农村结婚了，又离了婚。她父亲在某电厂。单位搞个指标给她，专门招她的。

　　秦岁芳的事，我听说过。她是中途从别的县转到我们公社来的。一个人单独在一个生产队，所以她和公社知青多不相识。我也只是听说过她，没见过她。但是她和当地干部社员的关系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她一来，大队就安排她管广播和守电话。住也住在大队部。

　　那架电话装在她住的屋与大队公事屋的墙壁当中，是在墙中掏个洞，使两边屋里都可拿到电话。公事屋旁边是打米机房。打米的是个农村小伙，叫老鸦。他晚上睡在公事屋。墙上有那么个洞，两人晚上说话就跟在一间屋里差不多。在这么间屋里，青年男女难免不想入非非。时间一久，便做出那事来。后来，秦岁芳发现自己怀孕了，不得不登记结婚。但她坚决不让老鸦家办喜事，她怕张扬。这在农村根本办不到。为了躲喜事，她一气冲回了家。家里人气得个发昏章第十五，坚决不认这门亲事。秦岁芳把孩子生下来，在家里人逼迫下，回了趟乡。把孩子扔给老鸦就走了。老鸦家的苦难从此就开始了。大队知青都看到，老鸦带着这个没娘的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的艰难，这是知青欠下的孽债，同情是偏向老鸦的。

　　可是今天招工的人告诉了我不为人知的另一半。秦岁芳离开乡里后，并没有回家，她到了她姐姐家。哭昏过好几回，人也恍恍惚惚有了幻觉。姐姐看她这个样子，害了怕，告诉父亲，让父亲接回家的。父亲回去后就给老鸦寄了400块钱，这在那时的农村也算笔巨款了。并且答应帮他抚养孩子，这才让秦岁芳心里稍安。但她感觉没脸见人，不愿再回乡里来了。

　　招工师傅这么说了后，我又觉得秦岁芳也挺可怜的，跟原来印象中的她不太吻合。就对招工的说：“她挂牵孩子，把孩子抱回去不就行了，自己带嘛。”招工的说：“那就不能招工了。你要工作还是要孩子？”在招工师傅看来，这问题简直不用考虑。

　　站着说话不腰痛。事情不到自己头上难得体谅。我不再做这样轻巧的道德裁判了。只对师傅说一句，你要去大队见到老鸦，问他要张孩子的相片吧，带回去给她。想孩子的时候看看相片也是个安慰。其实那年月在乡里这孩子有不有相片都是个问题，我这份口头温暖十有八久是没送成的。

　　待续　　80、事情正在起变化

80、事情正在起变化
80、事情正在起变化

　　这节的小标题是1957年人民日报著名的社论，吹响了反右的号角。而我现在说的是纠左。

　　九月底，大姐到常德出差，来看我。我们一起去看了住在我隔壁的公社龙（副）主任，他以前找爸爸看过病。龙主任跟知青有很多交往，是一个很有能力，看事情看得远的人。他爱人是负责公社一片学校的老师。我和大姐来看她，使她想到她这一片的白小河学校正缺一个初中老师，便想到了我。大姐走后不久，陈老师通知我去学校教书。

　　但是我能去教书也靠了李支书的帮忙。因为农村是集体合作办学，白小河学校的教师不该种禽站派，该另一个社队企业桑园派，我必须调出种禽站，关系转到桑园才行。本公社内调进调出没什么手续要办。我在牛鼻滩总共转了四次点，手续好像一次也没办过。人到新单位报到，它就接受了。而桑园我连人都没去，也不想去，它太远。桑园在大河对岸，与汉寿县毗邻，而白小河学校却在种禽站这边。那会造成我生活的很多不便。李支书一再讲，小成就住在站里，不要搬了，愿意到食堂吃饭还到食堂来。后来是我不好意思麻烦吴婶做饭，才不去食堂的。因为那食堂平时就我一个人，好像是为我专开的。自己弄个煤油炉凑合，住就一直住在种禽站。结果我一直到离开牛鼻滩，才在最后一刻去过桑园转粮食关系。

　　教书是一门非常好的职业，一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这一行。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我渐渐安下心来。

　　没过多久，莽莽突然从长沙来。她带来了好消息：现在又有新政策，家里多个子女下放的可以照顾招工一个。街道已经报了她的名字。她回乡下等候招工的人来。等了近一月，这消息才成为事实。莽莽29岁总算有了工作。

　　莽莽下乡跟我到一起，受到的损失比我大。这七年蹉跎岁月，快30岁她还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对象，没有钱财，最可怕的是连青春也没有了，一无所有，不堪回首。我跟她不同。我经历的周围环境纷繁些，等一切过去后，我把它当作磨练，也就释然了，更何况这里有我最宝贵的回忆，装在脑袋里，拧一把，洒落的是一地珍珠，点点滴滴都很珍贵。阿弥陀佛，她总算可以离开了。我们这个铁板一块的家，由她撬开了一条缝。

　　待续　　81、有人来看我

81、有人来看我
81、有人来看我

　　莽莽走后不久，有一天，公社通知我说父亲单位来了两个人，叫我去镇上的旅馆会面。我总想像不出这两人是来干什么的。莫非又有什么好事？这两年承蒙龙颜大悦，我们由黑五类升格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个见之于各种报刊、文件的公开正式的说法。你千万不要以为这狗屁不通的名称是相对于“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说的，（这个称呼倒从没用过，公正地说，还没蛮横到这程度。）“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能是相对自来红说的。自来红不必教育，生下来就是龙凤。现在把我们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间接肯定了人一生下来就分两种：“可以教育好的”和“不教自然好的”。但是，这终归是种认可，比黑五类好听多了。更何况，谢天谢地，人家也没有设“不可教育好的”这一项嘛。

　　既有这种想法，心里就有些活动。他们莫不是来挑选几个教育好了的回去，点缀一下落实政策的门面？等到找到这两人，才有些失望。原来是医院派来看望本院职工子弟知青的。这大概是落实毛泽东在李庆霖信上的批语，表示对知青的关心吧，却连我的住处都不肯屈尊下顾，是把我叫来让他们看看的。这是谁看谁呀？但是。这样安排肯定是精心考虑的，因为我可以是他们看望的对象，也可不是。父亲已然失去公职，我算不上他们的子弟。今天来看你已经是下顾，为了保持尊严，得把你叫来。在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岁月，实话说，我心头有了一种“屈辱的光荣感”。我感觉到，是我的信起的作用。他们表示没有忘记你。朝好的想，你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医院模糊地承认父亲还是他们的人。在不断遭受打击的日子里，有这么一点点暗示足以令人想入非非好一阵子。谢恩吧。派来的人怎么个看法不要紧，要紧的是单位的态度。这已经比不理不睬强多了。我立刻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父亲。

　　邓晓平上来的这两年，我们国家处处见松动。爸爸是早两年放下板车，拿起扫帚，由拖垃圾改成扫地，轻松些了。这都是朝好的方面转化啊。老百姓是一点点看在眼里的。

　　这么想想，心就很平和的回到学校。我仍然安心教我的书。

　　82、赤脚教书二三事

82、赤脚教书二三事
82、赤脚教书二三事

　　白小河学校是所小学，但又刚开办了初中，我教的就是新开办的初中班的语文，也教全校的音乐。

　　我的赤脚教学生涯很短，只有八十多天。但就是这短短的八十多天也让我看到农村教育的落后。不但物质条件差，尤其缺的是师资。这个不用说别的，单只说我，就是个不怎么合格的教师。你想我自己是个初中生，现在教初中，能好到哪里去？可左近几个大队，又到哪里还能找到比我更大的“知识分子”？我好歹完整的读了三年闻革前的初中。但那终究也还是初中。且看我是怎么不合格的：

　　刚开始上课。我准备不足，在念课文的时候，遇到一个词“箢箕”。事先我没觉得不认识箢字，一直以来，按老习惯，有个“宛”字旁，就读“宛wang箕”。上课了，我拿根竹棍，指着黑板上“箢箕”二字，领着大家发声：“宛、宛、宛箕的宛；箕、箕、宛箕的箕。”同学都记熟了，全班三十多只“宛箕”。

　　下课后，我又忽然想起，这箢箕到底是个什么器物，想要搞清楚。就去翻字典。坏了，发现它不是宛箕，读“渊yuang箕”。将错就错那太缺德。我还得改过来。第二天上课。念到这个词，我说：“同学们，这个字正确的发音是‘箢（渊）箕’。昨天我是说的长沙话，念‘宛箕’。那是不对的，应该读普通话。”我说的都是鬼话。这个词长沙话恰好跟普通话一个读音。我是对长沙话临时失去信心，不敢说长沙话，才读了白眼字。可我这台阶总得体面的下吧。不然以后这班学生我还怎么教得下去？

　　但这班学生以前的基础那也是太差。特别是喜欢乱用方言，比我更荒唐。我说我读长沙话那毕竟是找借口下台，并不乱教。他们可是用成了习惯，而且毫无章法。有一次，我布置作业，用“及时”造句。一个同学的作业，硬是让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他的句子是：“上学路上有一条狗西式龙来，我打跑它及时的上学。”

　　我把学生找来，说，这条狗的名字在句子中不必要说。他说他也不知道狗名。只看见一条狗西式龙来。此时他跟我面对面直接对话，我立刻听明白他的意思了。原来他说的是方言。常德乡里话“袭势拢来”带有突然袭击的含义。这就通了。我的天，我的小祖宗，你那方言若是照我的写还靠点谱，你写个西式龙来，我只把它做日本狗名猜。

　　农村那时就缺师资。老师常常是二部教学。这个班上课，那个班就背课文。或者那个班上课，这个班做作业。有天我上音乐课。到三年级教室。李老师是教他们算术的。学生前两节课没老师教，布置背九九表。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直到九九八十一。为了防止学生不用功，规定要读出声。两节课下来，背得学生一个个呜呼哀哉了。李老师走进教室。一个十分不耐烦的学生就问：“老师，哪么九九硬要八十一呢？”李老师正忙得两个教室转不赢，也不耐烦：“那是国务院规定的，没得麽所以然。”把我听得偷偷笑个不亦乐乎。

　　李老师是在乡下读了二年偷工减料的初中就当老师的。教三四年纪。等他出来，我笑他：“你那家‘国务院’管得真的蛮宽咧，还规定了九九八十一。”他一脸茫然：“那是哪家规定的呢？”看来给他解释清楚比对学生解释不会轻松多少。

　　教书时，我聊感欣慰的是，我觉得我应该算个合格的音乐老师。我相信，我来后，这些孩子一定是第一次唱准了几首歌。我还正在计划通过陈老师，找龙主任把公社那架手风琴拿来。放在广播室闲着也是闲着，若是能用它教学，那我的音乐课，毫无疑问会成为全公社，全区，乃至全县的样板课。我估摸，只怕那时全中国农村中小学统共也寻不出几架手风琴。当真寻的话只怕要丢文艺旗手、教育界诸君的丑。好个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事业，在他们手里真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