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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实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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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个‘0’，千就变成了万，还算小事儿吗”
“‘万’怕啥你也不是没算过，1万、2万……10万、20万的……”
“怎么？你敢血口喷人！”
王倬瞪眼质问，女同事不知怎么回事，连忙解释说：“我没讲你什么呀”
“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这是谁说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误听为“骗”了，便向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说你也不是没算过？”为使王倬听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长。
“实在对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很快王倬的笔迹被交给了技术鉴定科。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出了鉴定结论：王倬的笔迹与诈骗人的笔迹完全相符。从笔迹特征看，文字书写都很熟练，结构、笔划搭配、运笔方向、连笔方法，甚至一些微小细节都与伪造信件上的笔迹相同。从语言特征上看，词汇丰富、文字简练、标点准确，日期书写位置相同，编号方法相同。结论是：伪造信件上的笔迹与送来鉴定的样本系一人所为。
这时，为“赵全一”画像的几位同志也匆匆赶来，他们拿出几经修改的犯罪分子的模拟画像，平平展展铺在桌上，与王倬的照片一比较，简直像同一张底片洗出来似的。
在公安部的小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不时从会议室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
邢局长和金处长带着信纸和笔迹鉴定，向杨奇清等汇报了信纸查对经过和笔迹鉴定结论。几位副部长审阅了信纸和笔迹鉴定后，一致认定：诈骗20万元巨款的案犯就是这个人——王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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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网（1）
王倬，又名王连升，笔名金维，男，36岁，辽宁省辽阳县人。案发时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据调查，王倬曾给他的哥儿们伪造过证明信，给这个哥儿们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个哥儿们跑北京来找他，他上派出所给这个哥儿们报了临时户口，使用的也是“赵全一”。
为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且不抓王倬，搞明白王倬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北京市局刑侦处的处长刘汉臣亲自带领十多个侦查员来到李广桥南街蹲点。他们与当地的片警郝继民取得联系，要求他找个可靠的地方做临时指挥部。
郝继民领着侦查员到了附近的卫戍区招待所。他过去与招待所负责人老张就比较熟悉，郝继民把想找个临时落脚地方的意思说了。老张立即叫人把一个大会议室腾出来，抬来桌椅、床铺，并安装了两部电话机。热情的老张还专门派了两个服务员给侦查员们倒茶送烟。一个侦查员把电话安装、调试好，因此，临时指挥部具备了工作条件。
这时已近黄昏，刘处长说：“小郝，这个地方不错，不过还得请你帮助选几个能直接监视王倬家的地点，你看怎么样？”
郝继民带了三个侦查员去选择监视点。刚到李广桥街，就看见李大爷疑惑地注视着街道上的人，看见郝继民，忙拉住他：“郝同志，你看这天还没黑，又不是礼拜天，咱这地方也不是公园，怎么一对儿一对儿搞对象的人在这转悠啊？我看不正常。”郝继民知道那是化妆的侦查员，就对李大爷说：“不碍事，您放心回家歇着去吧！”
郝继民带着侦查员到了李广桥东街粮店。这个粮店的门口正对着李广桥南街，王倬上下班必须从这里经过，于是侦查员选择粮店为监视点。后来又找了两家住户作为监视点。通过三个监视点，王倬家院内一切情况尽收眼底。侦查员不时向指挥部报告疑犯的消息：
301报告：一号对象今天早6点起床，一直在家活动。
302报告：今天早7时零5分，从院中出来一男一女，骑自行车向东去了。经查车号，其中男的是一号对象。
303报告：一号对象和他妻子到鼓楼大街委托行出卖血压表和大衣，没卖成，又到东华门委托行也没卖成，随后又回到鼓楼委托行以47元的价钱卖出。
304报告：一号对象把47元存到住地一个储蓄所，19时20分回到了住地。
天亮以后，侦查员发现王倬在西屋烧东西，后来又端着烧的东西前往胡同口的垃圾站。
一直监视着王倬的刘汉臣处长说：“搞来它！”立即有侦查员装扮成捡破烂的出去了。一会儿，提着一些煤灰、纸灰等垃圾回来。刘处长命令马上送去做技术鉴定。经过鉴定科长刘云启的检测，王倬倒掉的垃圾里有残存的人民币，大量灰烬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
晚饭后，王倬从他母亲的屋里出来，回到自己的屋子。后来，他又开锁进入那间没人住、门窗都挂着帘子的小屋，开了灯。
不一会儿又从小屋里出来，上了锁，又去了西屋厨房。
夜深了，院里被监视的王倬似乎预感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如坐针毡。此时，临时指挥部的电话响了，刘处长听完后放下电话，对赶来的市局闵局长说：“王倬的爱人睡在单位办公室里。她入睡后突然起床开灯，接了一个电话，没说上几句话就生气地挂断了。”
“王倬这边有什么动静？”闵局长立即问。刘汉臣回答说，王倬屋里的灯关了，院里的灯也熄了，没发现异常。
刘处长用眼神询问闵局长，闵局长也注视着他。刘处长说：“根据我们到手的证据，抓王倬没问题了。”闵局长略微思考了一下，果断地说：“零点行动！”
大家都跃跃欲试。刘处长把郝继民叫过来问：“王倬的屋里有没有隔断？”行动之前，刘处长必须把一切可能遇到的情况估计到。
郝继民对此已经烂熟于心。他说：“两间房子由一堵墙分为里、外屋，王倬睡里屋。”刘处长又问，王倬屋子的门窗是风门，还是玻璃门？郝继民说是风门。
郝继民知道行动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刘处长他们人生地不熟，自己该多出主意。想到这里他说：“去年夏天下大雨时，王倬他家院门西墙有一段土墙给泡坍了一截，一直没修。”
“哦。”刘处长命令监视点核实，很快证实了郝继民的话。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闵局长站了起来：
“我看就零点动手！两个方案：第一，由小郝同志带路，从坍墙处进院，打开大门，大家进去抓捕王倬。第二，如果第一方案受阻，就破门而入！注意，要活的。抓获王倬后，立即押往预审处！老刘，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汉臣处长点头同意，又给大家具体分了工。闵局长看了一下表，离行动时间很近了，命令发枪。大家每人领到了一支手枪和五发子弹。
零点整。闵局长下令：“出发！”
郝继民走在最前面，带着侦查员们直奔王倬的家。到了断墙外，一个侦查员从后托了一下郝继民，他轻松地跳进院子，打开门，侦查员鱼贯而入。
落网（2）
郝继民带四个侦查员扑向王倬住的屋子。一个侦查员用手指沾口水捅破窗户纸，把手伸进去拉开门插销。五个人悄悄进了外屋，又一起向里屋拥去。
被窝里的王倬被拖了出来，押上门外的警车。
“搜！”刘汉臣处长下令。
大家分头搜查起来，有人撬开小屋门上的锁，从里边搜出一堆碎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起来，正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
刘处长让郝继民去叫王倬母亲的房门。郝继民敲了半天门，屋里也没动静。再敲，屋里的孩子喊：“奶奶，有人叫门！”郝继民隔门叫孩子开灯。
灯开了，郝继民隔窗看见王倬的母亲张可民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任凭怎么叫门也一动不动。郝继民见状一脚踹开了门。
问什么，张可民也不答，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把郝继民气得够呛。这时，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只差赃款没下落了。
天大亮了，赃款依然没找到。刘处长不甘心，让郝继民帮助去借铁锨、镐头等工具，他断定赃款一定埋藏在院子的某个角落。
院子几乎都被挖到了，就是没有赃款的踪迹。刘汉臣处长来到西屋厨房，看了一会儿铁炉子下面的炉灰，说：“把这个炉子搬开，挖！”
几铁锨下去，果然挖出了好几捆人民币。再挖，没有了。显然这是其中极少一部分赃款，还应该有一个地方藏着其余大量赃款。
刘处长仔细观察西屋南侧摞着的半人高的蜂窝煤。蜂窝煤最上一层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像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刘处长观察了一会儿，招呼一个组长：“叫你的人，小心地搬开蜂窝煤，不准破坏原貌。”
蜂窝煤被一层一层地搬开，许多双眼睛都盯着这里，把希望寄托在这里，因为除了这里，院子里已经无处可挖了，用郝继民的话说，院子被挖得都能种白薯了。
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眼尖的侦查员发现蜂窝煤下有新鲜的黄土。侦查员刚要动铁锨，刘处长说：“别动！先拍照！”让郝继民找两个旁证的居民。郝继民快速叫来了居委会主任刘秀惠和卫戍区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刘。
挖了几铁锨，黄土下面露出了苫布，揭开苫布，里面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几个侦查员把苫布包袱拉了出来。刘处长说，把张可民带到坑边来！张可民不肯来，女侦查员把她架了过来。张可民到了坑边，看见了被挖出的包裹里的钱，又看看大坑，惊恐地咧开嘴哭了：“可别把我埋里边呀！”
郝继民找来两个箱子，苫布包袱里的钱装了满满两大箱子。
随后侦查员又从王倬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搜出了伪造批件的钢板，其他作案工具都被他销毁了。
面对铁证，被押到预审处的王倬，很快就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
王倬的回忆（1）
王倬的大学，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上的，那正是一个人有所追求的时候，王倬看人家经商、办实业，当官发财，心里就盼着自己也有他们那样的一天，干大事，拿大钱，发大财，享大福。在大学里王倬跟同学办了个杂志，心想发行10万20万的，说不定能发起来。不料杂志出了没人买，发行不出去，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连本儿也搭里头了。
北京解放后，王倬把家里的金戒指交给朋友王远泽，让他上西北卖了戒指买银元，倒腾银元来赚钱。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个半吊子，钱没赚下来，金戒指倒让他卖了当路费了。后来王倬说干脆来个无本万利的，画人民币，印假火车票，这玩艺儿来得快，等弄出来自己也瞧着不像，没敢出手。后来参加了工作，王倬觉得作个小职员儿起早贪黑地这么干，挣那俩钱养活这几口人还紧紧巴巴的，人家大干部一月顶他好几个月的，坐汽车，孩子上寄宿学校。这胡同里有个教授，独门独院，那房子真气派！一走到他的门口王倬就眼热。
前几年国家颁布了科技发明创造奖励条例，王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选了个一鸣惊人的——世界科技三大难题之一，发明“永动机”。他想这东西要是弄成了，就是发明家，就会世界闻名，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绝对跑不了。资料、书籍没少买，业余时间全搭上了，熬得王倬头晕眼花，还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终于制成了。谁知成果报到科学院，人家回答说永动机这东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能的，选这个题简直是异想天开。当官王倬是没门儿，当发明家人家又不承认，干脆，王倬决定来邪的，学骗术！那以后王倬就开始研究骗术，古代的，外国的，土骗子，洋骗子，都拿来研究。当兵时王倬开小差回来，伪造过路条，伪造过介绍信，都成功了，干这玩艺儿成功系数大，就干这个。
王倬在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总理的批示，下边总是无条件地执行，叫总理给王倬批钱？那是不可能的，用总理的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1960年2月，王倬的处长曾拿过一张普通纸写的信，上边是一位首长给副部长随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就这么几个字，那么一件事就办成了。这回王倬明白了，敢情上边写信写字用纸也不是特制的呀，行，有你写的就有我王倬写的。王倬决定写一个批示，让人民银行交一笔巨款。
从那时起王倬就开始作准备。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王倬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像了，就开始进一步实施骗术了。他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它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随用随拿。
3月14日、15日两个晚上，王倬都在练习书写假批示和假介绍信，同时构思具体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16日，是星期三，晚上，王倬决定了行动时间。为什么确定3月18日星期五下午？星期四不行，因为这天晚上是外贸部的学习时间，要不参加，会引起别人怀疑。星期六也不行，这天下午许多单位也是学习时间，要在这个时间去银行提款，就显得很特别，如果银行不能及时付款，时间一长就可能露馅儿。所以说只能选择星期五。
头一天，3月17日晚上和夜里，王倬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按照惯例，王倬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示，然后模仿周总理的口吻、用毛笔模仿周总理字体在边白上写下总理批示。信封写上“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交涉提款时用的。提款时还得用介绍信，介绍信是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见到过的样式，制成方形的，先在蜡纸上刻好，然后在蜡纸上涂上红印油印上去。
王倬写这项拨款是毛主席的意思，是表明有来头，谁敢怀疑？谁敢不从？他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9时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符合当前报纸广播报道过的这类消息，也符合当时政策。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的消息尤其西藏活佛的活动是当前国内最有吸引力的事情，这样，晚7时送现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拨款数为什么要写15万元至20万元呢？因为款子少了用不着由国家总理来审批，也用不着惊动毛主席。提两个数额，因为在国家机关下级向上级提这类建议请示，按惯例都提两个或更多几个方案，供上级权衡定夺。为什么要写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影片？那是为了在附注中所要求的提供旧票和捆得好些的话找个充分的理由。新票有号码，或许号码还挨着排着，这种票没法花，一花就被查出来。捆得结实规整是为了便于包装运输。末尾写上“7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是考虑，7时是单位下班之后不久的时间，人民银行的人急着下班，这时候办事必然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饭店，那是因为国家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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