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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实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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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147团场附近，这一结论是清晰的。1997年8月22日，石河子市公安局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的指示，调整侦查力量，把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147团场。
新疆案件与北京的“3·31系列袭军袭警案”，无论在袭击对象、作案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与北京“12·16案”虽同属在市场上持枪杀人抢劫，但也有很大差别。作案地点横跨3000公里，而且，北京“12·16案”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1式自动步枪，当时新疆在给公安部的电报中认定是五六式自动步枪。尽管如此，公安部五局出于对首都治安的考虑，也出于对案情的敏感，仍然提出了串并案的要求。两地案件串并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对枪种的确定。
经过技术部门详细的比对和枪弹专家准确的鉴定，得出结论，枪种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是81－1式自动步枪。根据这一物证，完全可以将发生在新疆、北京和河北徐水三地的案件串联起来。
不久，一条重要线索进入了警方视线。
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了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７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人是个已释放的北京调犯，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战士没给他。
办案人员立刻感到，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要子弹打野猪？北京哪儿来的野猪？办案人员马上派人对此事进行了核查。９月４日，侦查员找到反映情况的退役武警刘保富。
刘保富回忆说：“今年７月有两个我看押过的犯人来找过我。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是一个朋友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的。白宝山找我要子弹，说是要回去打野猪。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侦查员很快找到了刘保富提到的那个朋友，那人反映：“今年７月，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１４７团场的人。”
侦查员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１。８０米，北京石景山人。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联系起来了。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侦查员当天下午就来到１４７团场派出所，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
魏江年了解到吴子明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
９月３日上午，魏江年决定带上8月31日下午在天池附近发现的尸体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辨认一下。
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上午，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魏江年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魏江年说：“我哥（吴子明）走了，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魏江年看条件成熟了，把天池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吴子兵默默地看了一阵，渐渐地，眼泪流了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吴子兵抬头看看魏江年，说：“这个人就是吴子明。”接着吴子兵说：“他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那里边有他们的地址……”
魏江年等人立刻来到吴子明家。魏江年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魏江年。魏江年翻到中间一页——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随后他们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魏江年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２０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这时，他们才打电话向指挥部报告。
京新联手（2）
案犯已经基本确定了。
警方宣布：白宝山、吴子明上升为“９７系列枪案”的１号线索，称为“９·５专线”。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围绕“９·５专线”全力展开工作。
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立即进行布控、缉捕，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照片。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向北京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请北京方面配合，适时予以抓捕。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如果谢宗芬未返北京而回四川，请四川省厅协助缉捕谢宗芬……
新疆方面的侦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宝山被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此线索被新疆警方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电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局接到新疆方面提供的线索，立即行动起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负责人傅政华通知石景山分局刑警队，根据新疆提供的线索，马上出动，迅速缉捕白宝山。
石景山刑警队先与派出所联系，摸清外围情况，得知白宝山的户口刚刚批下来，还未最后办理。片警做过访问，对白宝山家比较熟悉，提供了白宝山在北辛安和模式口两处居住地的地址。北京方面的侦查员决定以白宝山的户口问题为契机，把他带到派出所，再适时予以逮捕。
晚上7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四人来到北辛安白宝山的住所。白宝山不在，他们又来到模式口白宝山母亲家，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正是白宝山，显然他毫无防备。片警说：“你的户口市局批下来了，是8月25日批的，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白宝山是个聪明人，一看来了四位警察，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白宝山说：“好吧，你们等我穿件衣服。”说着，他转身走过去，要拉柜门。枪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子弹顶着火。这个时候，白母推门走了进来，白宝山迅速放弃了反抗的念头。他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们去办户口，完事就回来。”然后，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车。
在当晚的问讯中，白宝山态度十分顽固。
9月6日北京警方凌晨对白宝山的两处住所进行了公开搜查。在模式口白宝山住处的衣柜抽屉内，搜出五四式手枪1支，枪号为6538589，正是石河子被害民警姜玉斌被抢劫的枪支，搜出现金人民币113万元。
至此，主要赃证到手，白宝山再百般抵赖也已毫无意义了。
9月6日早晨，白宝山便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包括每一桩案件的作案时间、地点、过程；包括杀人地点、埋人地点、埋枪地点的位置和周围的地貌特征。他的确不需要思考，他所做的15起案件，包括警方未掌握的五起，每一处细节他都记得非常清楚。
9月2日下午2点50分，谢宗芬上了飞机——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所有的感觉都是新鲜的。当天晚上，她已经乘坐汽车回到自己家里。她发了财——这次回来，衣服讲究了，戴着金项链金耳环，给丈夫、女儿、父母都买了礼物，一家人见面都喜气洋洋的。
9月3日，谢宗芬就开始还账。第二天，她带着家人出去购物，大包小包提回来一大堆。她回家仅两天，手里的钱就花出去3万多，还剩下77000元。
９月６日下午，谢宗芬在家里吃饭，门外来了几名筠连县公安局的人。公安局的人问：“你是谢宗芬吗？”谢宗芬说：“是我啊。”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副冰冷的手铐已经铐在她的手上了。谢宗芬在老家风光了三天，就进了牢房。谢宗芬被抓起来，这个蠢女人仍不敢说出白宝山的实情。其实她真应该感谢公安局，她被抓获，结束了她参与白宝山犯罪的丑恶历史，却保住了她行将消失的生命。对她来说，坐几年牢房总比长眠于山间树阴下的土坑里好，这是她天大的幸事。
在审讯中，谢宗芬承认她认识白宝山，承认她和白宝山的关系，也承认她跟着白宝山去了新疆，但她隐瞒了白宝山的所有罪行。她说，她和白宝山去新疆是做棉花生意的，开始时住在147团场吴子明家，后来她租了刘秀芬的房子。生意没做成，打算下半年再去。由于她闹着要走，他们就回来了。先到北京，她又单身回到四川。公安人员问她白宝山在新疆都干了什么，她说白宝山在新疆和吴子明来往频繁，两人买了摩托车，天天早出晚归，有时整夜不回来，他们干什么自己不知道。公安人员问，你没问过他们吗？谢宗芬说：“我问过白宝山，白宝山打了我一巴掌，说不该我问的就不要问。”筠连县公安局从谢宗芬家搜出７７０００元赃款，谢宗芬说，这是她从北京回来时白宝山留给她做生意的钱。谢宗芬避重就轻，１１万元也被说成了８万元，她谎称自己只花了２０００块钱。
９月７日，北京市公安局赵斌、宋树勇飞抵四川，当天在筠连县看守所提审了谢宗芬。这一次，谢宗芬才明白白宝山已经在北京被捕，在强大的压力下（或许是她在精神上解除了白宝山的压力），她交代了全部事实，包括徐水取枪，包括德胜门取钱，包括在天池山上杀害吴子明以及自乌鲁木齐携枪携钱返回北京的详细经过。白宝山给她的１１万元赃款也未再隐瞒了。
９月９日，谢宗芬被押解到北京。
。。
京新联手（3）
至此，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震动了北京、河北、新疆的“京、冀、新系列枪案”的主要案犯已全部落网。
１９９８年４月，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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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劫启德（1）
1990年2月22日，香港启德机场。
当时，在东南亚等地，戴瑞士名表劳力士是一些老板的身份的象征，因此从几万元一只的普通劳力士到100多万元一只的钻石劳力士在香港销路都很好。总部设在瑞士的劳力士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便要空运一批劳力士至香港，然后由保安公司负责从机场押运至香港中环劳力士香港公司所在地，整个过程严格保密，戒备森严。
这一天，瑞士劳力士总公司又往香港空运了一批劳力士表，香港一家私营保安公司负责押运。
这天中午约11点半左右，一辆保安公司的押运车，经过自动闸门驶进了机场的仓库区，然后在仓库楼前停下。车门打开，一名身穿制服，手持猎枪的押运员跳下车，迅速地站在车旁警戒，随后另外两名押运员走出车门，走进仓库办手续。
走进仓库区的押运员将有关手续交给仓库货运站，货运站的人查验无误后，就将他们要提的几十箱货运到押运车旁。押运员当即清点，清点无误后，押运员与货运站办了交割手续。当一箱一箱的手表都搬上车，押运员刚要关上车门时，五个蒙面人突然冲了过来。蒙面人分工明确，两人跑到驾驶室，用手枪顶住了坐在驾驶室的押运员，缴下了已经惊呆了的押运员手中的武器。另外三人用手枪顶住搬手表的两名押运员，并迅速将他们推上了车，用塑料手铐将他们铐上，又用胶带纸封了嘴，将车门从外面锁上。
在驾驶室的蒙面人穿上押运员脱下的制服，在后面的押运员被锁进汽车车厢的同时，发动了汽车，扬长而去。整个抢劫过程不到十分钟。
押运车离开货运仓库以后，顺利地驶离了货运站的大闸，朝机场隧道方向驶去。车到隧道口以后，又突然改变方向，沿启福道向观塘方向开去。不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
负责这种贵重物品押运工作的保安公司，都有较严格的工作程序，押运车在工作途中要随时保持和公司总部的联系。但这次公司总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接到押运员的报告，于是马上和押运车联系。那时手提电话还没有普及，但保安公司给押运员配备了传呼机，公司总部马上传呼押运员，但一遍又一遍的传呼都没有回音。公司总部马上向警方报案。
香港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通知所有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密切注意一辆押运车。
数小时后，警方在香港九龙湾的常怡道路旁，发现了那辆失踪的押运车。打开后车门，发现三名押运员都在车上，被反绑着双手，蒙着眼睛。车上40箱手表已被搬走。据押运员说，抢劫者在这儿换了车，然后不知去向。
下午约5点钟，香港警方又接到路人报案，在香港安达臣配水库泵房前，有一辆货车着火。警方赶到现场进行了勘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在货车残骸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几只崭新的女式劳力士手表。事后统计，劫匪此次一共抢走了40箱2500只劳力士手表，总价值为3000万港币。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长时间，发现了一些迹象，是一个以张子强为首的团伙所为，但是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好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张子强，男，祖籍广西玉林市，1955年4月7日出生，四岁那年随家人来到香港。
张子强的父亲是两手空空随着当时的“逃港潮”逃到香港的。到香港后既没钱，也无一技之长，为了全家糊口，凭着在家乡对中草药的一点知识，在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开了一个小小的“凉茶铺”，维持生计。
四五十年代的油麻地远远不是现在那个“寸土寸金”、富有身份象征的繁华地段。当时的油麻地很小，离海滩不远，一些地方只是海边的荒地，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筑，有点像后来的棚户区。住在这儿的不是穷人，就是一些三教九流之辈，常常发生一些黑社会的火并。
张子强就是在这样一个三教九流的外界环境和拮据的家庭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他小学还没读完便无心上学，终日流连在“凉茶铺”周围，与街童玩耍、打架，慢慢地张子强就与街头恶棍和黑社会成员交往，“贼性”开始萌芽。
张子强先在父亲的“凉茶铺”做帮手，后来父亲见他不学好，又把他送到一间专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早年张子强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是严厉的，以至后来张子强进了看守所还经常回忆起父亲当年打他的情景。但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拳头，都没有把张子强引上正道，反而使他对父亲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张子强至死都说，他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情。
张子强很快开始涉入黑社会，并成为小头目，人称“一哥”。他12岁就开始进警察局，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无数，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记录。成年以后的张子强，尽管已结婚、成家、生子，但并没有“金盆洗手”，在抢劫劳力士得手后，他又开始了新的阴谋。
1991年7月12日上午，也就是劳力士案件的一年半以后，香港某银行要调配一部分现金到美国。由香港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运送这批现金到启德机场，然后空运到美国，其中有美金1700万，港币3500万，总值约港币亿元。
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开进启德机场的仓库区，车子在货运行政楼前停下。其中一名押运员下车走进行政楼办手续，另外三名手持猎枪的押运员两人站在车头，一人坐在车厢里，担任警戒。
两劫启德（2）
此时仿佛劳力士劫案的重演，在装甲解款车前突然又出现了五名劫匪，其中四名戴面罩，一名没有戴，没有戴面罩的这个人就是张子强。张子强持手枪冲在前，领着两名匪徒首先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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