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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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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对待俘虏相当宽大，只是一个劲地让他们接受教育，和他们后来在中国内战时期对国民党俘虏兵所进行的“转变”工作一样。苏军就没有这么宽厚了。大部分关东军俘虏都先押送到俄国。苏军坦克横扫这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军队之残部——其精锐部队早已经派往溃不成军的太平洋诸岛和菲律宾了。数千支日本部队，在战后的四、五年里，一直关押在苏联（特别是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营。被俘的130多万人中，大约30万人死于饥饿、体罚和更重的摧残。之所以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正如这些信所揭示，是他们自己长官努力讨好新的苏联主子的结果。因为已经最后投降，军队纪律和帝国军人的忠诚观，都渐渐淡化。 在太平洋诸岛和朝鲜作战的战俘，是于1945和1946年第一批得到遣返的。滞留在苏联的日本战俘，却拖了整整四年还不见有人被送还。这批受了如此长时间的苏式灌输、直到1949年才回家的人，引起了一场小“震惊”。但他们共产主义式的团结一致，在与家人团聚之后冰消雪化——毕竟越出了管教人员的控制。一些落在盟军手里的日本战俘所受到的对待，并不比关在西伯利亚的人强。这很容易理解。想到日军曾加之于他们的人的种种暴戾，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还是中国人，怕都不会一味以德报怨。这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比方说，一个日本人在缅甸被俘，而那里的人对“死亡铁路”依旧记忆犹新。或者在菲律宾，在那里，日本陆军和海军特种陆战队曾于失败前夕纵火马尼拉，对平民疯狂虐杀。但总的说来，西方盟军还是尽力使遣返工作顺利进行。 被俘的耻辱以某种方式铭刻于心，但多在老线（old…line）部队服役人员中。在一种非常真切的感受里，日本人觉得，“我们全都是俘虏。”大部分人取一种淡然的、“认命”姿态，但渐渐地，胸中的故事涌泻而出。先是讲述他们怎么当了美国人的俘虏，接着，落在中国人和苏联人手里的故事也出现了。 一方面，士兵们确实历经千险，但他们至少还成群结伙，有自己的小队中队。平民们——仅在满洲就有35万人——全靠中国百姓对他们的仁慈了。在遭受日本人多年蹂躏之后，当地居民中的不少人想报仇泄愤，并不奇怪。在朝鲜也是这样，当他们终于有机会对那些“帝国主义”老爷以牙还牙的时候。 对这段时间的回忆，表现出两种情绪的混合：惊诧与反思。很多人，有男有女，回想起被俘期间遭到的种种可怖的情景时，内心充满了愤懑。但有人觉得，这段日子遭的罪，其实是报应。许多人则想向那些把他们拖进这场战争的人讨还血债。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因因相报论相当风行，但最后还是消退了。因为后几代日本官僚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偷梁换柱，说这场战争不过历史上一个小插曲而已——它已如此遥远，似乎永远不会再发生。 许多日本人几乎被他们的战俘经历所击垮。很少有人把这段经历完整地保存下来。和男人一样，许多女性也拿起笔，写出她们和她们亲属遭受的苦难。但即使在那样充满了灾祸磨难的时代，传统的团结一致的意识还是把许多人从过度的沮丧中救了出来。这些信属于所有征集书信中最动人的一批。
战马依恋着俘虏队伍
早晨7点钟的时候，我们离开露营地，向火车站进发。西伯利亚的天依旧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这些战俘一路跋涉，每个人都盯着走在前面那个兵的背包。因为又冷又饿，加上疲劳，我们个个神情漠然。所有我们能做的，就是缓慢单调地、不停地往前走。在大约11点钟的时候，天空终于露出鱼肚白。远处是一片白雪覆盖的矮山。山脚下，一片松树林伸延开来，有好几十公里。从林子尽头到我们走着的地方，是一片雪原。 不意间，我们看见在原野的那一端黑压压的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像是一群动物。离近一点，终于看清——原来是马。其中一匹抬起头，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竟奋蹄飞奔过来。接着是第二匹和第三匹，最后，整群的马匹一起朝我们跑过来。我们能认出这是日本马，确切地说是日本军马。他们真瘦呀，肋骨一条条凸出，就像搓衣板。细瘦的脖子上，顶着个大大的骷髅般的头。 见到熟悉的日本士兵制服，它们高兴得跳跃起来。这些马一定是想起了它们服军役的日子，想起了那些曾经黑天白日照料它们的驭手：喂水、添料、刷毛。和那些日子相比，它们眼下的条件一定难于忍受——过重的劳役、粮草不足、站着在雪地里睡觉。马们冲进我们队列，把鼻子直伸到我们的口袋里。看马儿对自己如此依恋，士兵们哭了起来；士兵拍着马鼻子，马儿们高兴地嘶鸣起来。这场面真让人心疼。和马一样，我们这些当兵的也是俘虏，什么都不能替它们做。我们把脸贴在它们的脸上，抱着它们，想让它们知道我们多难过、多对不起它们。 一个硬心肠的苏联看守走了过来，嘘着将马赶开。它们大眼睛里满是伤心。在我们乡下，每匹马都被看成家庭成员。 这些战马，准已经曝尸荒野，求它们的灵魂原谅我们。 宫崎喜一 68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一个苏联士兵替我们负重
投降后那年冬天，我们部队从我们在沿海州的露营地开进西伯利亚腹地。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跋涉在山间小路上，漫天雪花飘着，气温降到零下30度。在我们的两侧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松林，狼群出没其间。我们向前走啊走啊，假装没有看见那些年老的士兵——他们或蹲在、或者已经倒在路旁。出发时苏军司令的话还重重地压在我们心上：“掉队一律枪毙。” 在我们身后，自动步枪的声音不时传来，回荡在周围树林间。我们一声不响地向前跋涉，心想：“啊，又结果了一个。” 六点钟的时候，天已经漆黑。我们到了一个好象是集体农庄公用的大棚子，五十个人给塞在大约5米宽4米长的房间。当时真是疲惫已极，但没法躺下，只好背靠背地坐着睡。突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苏联士兵走了进来。我们吃惊地发现，他手上拿了四个日本战俘的背包，还拉着四个老兵，每个胳膊上吊着两个。 枪声一定是朝天放的！看见老兵弱得走不动了，这个年轻的苏联兵准是不忍把他们留在后边，开枪吓唬吓唬他们。屋子里的人坐不住了，一声声地道谢。我们惊愕地发现，对我们说来简直如同魔鬼的苏联军人里，还有这样一个善人。 那士兵摘下棉帽。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气温只有零下30度，他的头顶热气腾腾。他一言不发，不好意思地敬了个礼，随即消失在黑暗里。望着他的后影，我们齐声念着“sibasibo”（俄语：谢谢），表示我们的感激。 宫崎喜一 68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俘营中的暴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在西伯利亚战俘收容所，天皇依旧是绝对统治者。每天早晨，我们都按照部队长的命令，遥拜皇宫，背诵《军人敕语》。部队长要求我们绝对服从，军官们大都不敢惹他，但他们又以暴力对付自己的属下。 小有冒犯，就要受禁食处分，而那受罚者的定额，就归军官们享用了。有的军官拿走别人的表，说替你妥善保管，最后被他卖掉。 吃饭的时候，明知战俘一人一份，他们坚持要第二份。负责炊事的伍长忠于职守，拒绝他们的要求，结果被打个半死。一个士兵偷了猪食，被苏联人捉住，委托部队长和军官们处分他。结果他们把那个兵带到澡堂，扒光衣服，浸在冷水里，再往水里放雪块，还说这是冰激凌；然后把那人浑身抹上泥，赶到水泥走廊里。当时的温度是零下30度，没有几天他就死了。他最好的伙伴在最后的时刻护理他，到现在还不敢把他死亡的真相告诉他家里人。 这些就是40年前我被监禁在战俘营里发生的事。我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伍长。我绝不容忍任何为那段黑暗日子所作的辩解。 加藤嘉男 62岁 农夫 西尾市
没有士兵的军营
“陆军二等兵某某，昭和21年12月8日，被提升为陆军一等兵。谨此申报。”这是战败次年的大诏奉戴日，黎明前的西伯利亚战俘营气温零下好几十度。地冻得硬邦邦的，一年新兵全体排成一行，并排站立，面朝天皇皇宫方向。 每人依次出列两步，喊着上面那些话，呼吸在冰冷的空气里变成一股白汽。给我们授与军阶的是没戴肩章的大队长，一位“波茨坦大尉”波茨坦大尉：指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后才获得晋升的军官。他们才晋升就要退役，但可根据新晋升的军阶领取优抚金。。他对我们一一举手回礼，再放下，就像一个被线绳牵着的木偶。这次的提升仪式是专门针对第一年新兵的。我们从此成了一个没有二等兵的军营。遵从苏方的命令，营地的军官、士官和士兵都有定额，想要改变这一构成没有可能，除非有人死了或是调走了。平时供应也以此为准。此刻给士兵提级，无疑是为了多少转移一些弥漫在低级士兵中的不满，使得他们为提级相互竞争，努力提高成绩。在军队体制中，必须得争取上级的好感。 苏联方面在战俘营实行不干涉内务、战俘自治的原则。这导致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公然克扣配给等事。同时，营地里也有反军方的斗争和私刑发生。日本军官，在苏联当局面前一味奉承拍马，机灵地为他们自己捞好处。 山崎幸男 60岁 退休金工作者 须坂市
湿原上的收容所
西伯利亚茨塔沃收容所，据说关了1000 到1500人。据他们说，一个冬天过去，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饿。所以，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管这战俘营叫“地狱一般的难波大队”。 吃的是用饭盒盖盛的稀粥，干的却是伐木和铺枕木的活儿。日本军队系统还原样保留着，高级军官待遇好，低级的、年轻的士兵待遇差。这就是说，先死掉的必是年轻的士兵。 死尸就堆在营地一个帐蓬里。人一死，衣服就给剥光，尸体冻得梆硬，象一段木头。西伯利亚的土地还冻着，我们在冻土上燃起大篝火，把表层慢慢烤化，再用钢锛往下锛，一次只能锛进两毫米。掘到一定深度，就把好几具尸体一起扔进去。因为它们都冻了，这一扔总会弄得骨折、肢散。这事白天黑夜都在干。我只要活着，就一辈子也也忘不了那篝火照亮的夜空。 因为死亡的数目太大，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战俘营的状况有了改变。 在我被转送到别的营地两、三年后，又转移到茨塔沃附近。我去看了收容所的遗迹，湿原有一半淹了水，变成一片沼泽。荒草遍地，坟坑和用白桦树枝扎成的十字架，都已经了无痕迹。只剩下红褐色的西伯利亚泥土。 加川治良 63岁 退休公司职员 千叶县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乡愁刻在柱子上
我是前关东军部队一员。我们被装在一辆货车上，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给遣送到设在拉达的118俘虏收容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是昭和21年1月。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有一间窝棚的柱子上，刻着一些日本字，是在我们来到这个营地很久以前刻的。据说刻字的是想家的日本兵，他们是诺门坎事件诺门坎事件：1939年，日本和苏联军队在诺门坎发生了边境冲突。一名满州和外蒙古交界处的前沿哨兵导致了一场全面战争。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那年的九月。朱可夫将军率领的苏联坦克和配备了机关枪的步兵，几乎摧毁了日本的一个师。（英译者注）的战俘。 我听说，在坦波夫城里还住着一名当时的士兵。诺门坎事件结束后，他放弃回日本，变成了苏联公民，还在那里成了家。好象那场仗以后，有相当多的日本兵被俘，被押解到苏联腹地。 在拉达国际营，除了我们日本人，还有德国战俘，以及被德国人俘虏的荷兰人、匈牙利人、澳大利亚人和别的国家的人。21年初夏，我们还举行了拉达田径奥林匹克。 清水芳夫 64岁 公司管理人员 防府市
在蒙古
战争结束时我是机场大队的一员。从赤峰赶到辽东湾的锦县，住在机场的飞机库里，后来被抓起来送上开往西伯利亚的货车。火车快到贝加尔湖时，又朝南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我们日本人说来，这是一个神话中的国家。被蒙古兵用刺刀顶着，我们给装上卡车，押到了这片神奇土地的首都乌兰巴托。 在那里，13000名日本战俘，被迫干各种各样的力气活，度过了两年的时光。有一成多人，也就是1600多人，死在了那里。我干过的主要的活儿是建造乌兰巴托大学。第五收容所对面是原来的毛纺厂，中间隔着中央广场。每天早晚，我们都要列队穿过中央广场。那本来是一块空无所有、凹凸不平的空地，经过日本战俘的劳动，地面平整了，广场中心竖立起年轻革命者斯图巴特尔骑在马上的雕像，四周是大学、中央政府、外交部、歌剧院、电影院、旅馆、百货大楼等。这些建筑物，构成了乌兰巴托的市中心。 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些日本战犯为提升乌兰巴托的文化而做出的贡献。 江部忠夫 71岁 退休中学教师 鹤冈市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抚摩大腿，回想西伯利亚
听着窗外的雨声、悠悠然地在澡盆热气腾腾的水里泡得满身大汗，无意中摸到自己的大腿。岁月流逝，备尝辛苦，我已经多么衰老了啊。这时，仿佛从头到脚，都回到了40年前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在老远的伊尔库茨克的日子。 每月我们都有例行的身体检查。我们排成四排，夏天脱得一丝不挂，冬天冷得上牙打下牙，冷得那话儿都缩进肚子里。一名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为我们做检查，方法是拉起每个人大腿上的皮。我们个个皮包骨，皮肤就象拨光了毛的鸡似的，粗得像砂纸。由于严重缺乏维他命，我们又瘦又弱，只觉得冷到骨髓。 根据肉的厚薄，我们给分成三等。大家都暗暗祷告，盼望分到第三等，这样就能干轻一点的活，从而能多活一天。肉最厚的给归在一等。对比骨瘦如柴的伙伴，他们可能有点欣慰，但一想到等着他们的是最粗重的活，那得意里又混杂了忧愁。 我能凑合着活着回家，真是不可思议。我想起那些日子里不绝于耳宣传口号，比如：“系紧头盔带，打赢这一仗”，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的头盔带子可是太短了。还有：“无欲则胜”、“奢侈是我们的敌人”，结果呢，奢侈成了我们的亲人。 我泡在澡盆里，闭着眼睛，只觉得日月如梭啊。在我记忆的深处，隐隐浮现出西伯利亚漫长、天寒地冻的冬天，回想起那澡堂里那一盆热水（每月一次），想着自己怎么小心节省着从头洗到脚。现在，热水就从家中笼头里喷出。活着多好啊，我不由得想。多让人心酸——那么多战时的老伙伴都死了。 我轻抚着自己的大腿，思绪一会儿在北国瑟瑟的寒风，一会儿转到温暖的浴缸。我老了，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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