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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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鼍蟮你Ｂ郏橇礁鱿窒蟛⒋妫阂皇侨死嘣谌现矫嫠〉米罘欠驳慕剑皇撬释┍┱庖簧畈豢刹獾亩槁洹＝郧埃秸笾率鞘勘涞母穸罚乘Р还蔷骰蚪簿糠蔽溺冉诘墓倮簟Ｕ庋恼秸斐傻墓σ导霸帜讯加邢蕖８崭展サ亩兰途筒煌耍虑槲蘼酆没担己浜淞伊业厝裆险蟆４蠊婺５丶遄鞫瘢鸪纱蠓段У募迨芄Ｎ蘼勰遣斡胝吒鋈颂煨匀绾巍⑽蘼鬯鞘煜さ哪鄙侄卧跹液蜕缁嵛抟焕舛急焕反蟪彼病Ｕ缂际鹾涂蒲股缁崛迨芤耍�20世纪战争导致的灾难，也是由社会全体承担，无法拆分责任。你今天获胜，明天可能就大祸临头。在信息传播完全为宣传所用的时候，浩荡前行的盲目大众是无所谓动机与道德的。 当我为本书英文版检阅那些来信，并进行翻译的时候，这些想法曾一次次袭上心头。他们本是正正派派的普通人，一时间握起笔，成为思索者，尽力把一些漫长岁月里精心掩藏的记忆碎片重新拼接。在他们给《朝日新闻》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年迈的老翁与老妇（其中大部分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努力诠释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寻找究竟什么东西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羞愧的感觉充斥在他们的陈述里，那种在老年间比年轻气盛时更容易感受的羞愧。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因为他们干下的事，大多已经由整个民族偿付了。冤冤相报、以血还血。对骇人听闻的南京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有人会说，那报应就是硫磺岛和冲绳之役，还有广岛、东京遭受的轰炸。但这依然不能回答，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全都落到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我在日本住了很久，与日本人长期相处，却依然为上面的问题所困扰。对如此普遍的日本官员与右翼学界的傲慢自大，我依旧感到不解、感到愤怒。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居然还假装战争期间暴行根本没有发生。这是历史健忘症——令人震惊且有意为之。与此同时，我要说，我为那些日本人，那些记住并且写出自己的耻辱与懊悔的日本人骄傲。此外，我钦佩那些日本记者，那些有勇气、有远见把过去罪恶的记忆公诸于世的记者们。 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怀着这样的期待：无论在哪里——每个社会、每个国家，有勇气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将甩开官方钳制与压迫的禁忌，讲出历史真相。这是我热切的期望，因此，也期望更多这样的书面世，在各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掩盖我对推出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者和译者的赞美。 弗兰克·吉伯尼 2001年4月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 文 译 例
本书译自英文，并参校日文原书作了修正。信件中零星出现的日本历史事件、人物、名物，已分别注释（除注明为英译者注外，为中译者注释）。另外有若干反复出现的辞汇，在此单独提出说明。这些辞汇，富含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意义，为日本人通用惯用。而每一个日本人在使用这些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辞汇时，也并不一定总是充分意识到辞汇中的含义。保留这些辞汇的日本用法，并非表示译者同意这种用法，只为保存信件的原貌。所以，以后文中出现此类词语时一律不再做特殊处理，敬请读者注意。同样，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及看问题的立场不同，书中某些观点肯定会有不当或错误之处，亦不代表中文出版者观点，相信广大读者自会明NFDB4。 昭和：除个别情况使用公元，日本人公私场合均习惯用天皇年号纪年。年号也自然地与历史进程发生联系，引起种种联想。如明治与改革维新相联，大正与自由民权运动相联。一提昭和，就会与战争联系起来。1925年为昭和元年。 ###：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称中国为清国，以后称中国为###，现在对中国正式的称呼是中国。###是china的译音，并无特别含义，也曾为我国早期革命者所用。但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一词附着了越来越多的侮蔑意味。与###有关的词有###事变、北支、中支等。 满州：原为满族的自称，日本用来指称中国东北地区，以表示中国在此地并无合法主权。与满州有关的词有北满、南满、满州事变等。 终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日本并不承认这代表日本投降，只承认这是“终战”，即终止战争状态，战争结束。如果日本人想明确地表达失败的意思，会另外使用“战败”、“投降”等词汇。与终战有关的词汇有终战日、终战宣言等。 玉碎：牺牲的美称。 玉音：对天皇声音的美称。特指1945年8月15日天皇亲自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
导 读
二十世纪初，因打赢日俄战争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的一方的日本帝国，似乎正成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不过50年前，年轻的明治维新设计师们清除了最后的德川封建残余，开始了日本令世界瞠目的成功的现代化明治维新：在1853年对日本进行的强制性的“开国”，把现代化和惧外仇外的潮流统统释放出来。1868年，担心日本会像中国一样沦为西方殖民地，一批才能卓著的青年武士打头，推行新政，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权力宝座。日本人开始把他们的帝国变成19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英译者注。）。在这批明治维新的精英中，有民粹派，也有民主派——如中江兆民和板垣退助。总的说来，他们希望以西方民主模式重塑日本，把自己的祖国变成具有强###制体系、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责任内阁领导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将受到充分教育，成为对自己的权利了然于心的公民。 当然，对明治维新人物的主流而言，过快、过激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山县有朋，仍是强硬的独裁主义者；伊藤博文手定的宪法，看上去也是一部非常保守的文本——而正是这位伊藤，作为首相和明治天皇的亲密助手，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方向。但如果不考虑明治宪政中此类专权意味，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趋向确实已经开始。在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的主持下（原是明治元勋的继承人，这批元勋后来都被授予爵位），日本政治体制似乎已演变为欧洲模式的两党制议会民主制。确实是这样。到了1925年，在又一名自由派代言人加藤高明首相手里，国会通过法令给予全国男子###权，废除了过去通行的财产资格限制。与此同时，一个规模不算大、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权组织也出现了。 以一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为后盾，日本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到1926年，在日本已经活跃着的两百多个工会，都是在近十年间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日本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一样恶劣，但工人们和一些开明资产者，已经自己着手，对此加以改造。在这样的局势下，政府着手建立劳动标准并制定法令，如1926年的《健康保险法》。 在整个1920～1930年代，贸易和工业都在发展，在财阀——即四个特质各异的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领导下，日本力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或是进入大公司，比如坐落在东京兜町的某家大金融公司——在众人眼里，兜町简直就是亚洲的华尔街。 电影、轻歌剧和棒球，开始与散打、大相扑一道，成为主要的大众娱乐。东京和大阪的部分地区，看上去简直就像欧洲、美国的热闹的市中心。好莱坞明星如哈罗德和劳埃德、查理·卓别林，变成举国崇拜的偶像，与此同时，一批所谓moga、mabo青年，即“摩登女郎”、“摩登少年”，麋集于东京有数几家交谊舞厅，从跳查尔斯顿舞，到演奏舶来的爵士乐，无所不能。一批风格各异手法娴熟的作家，男性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女性如林芙美子，继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后，成为富于朝气的大众文学领袖。伴随着大型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量期刊涌现出来，公共舆论的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活跃着享受相当大自由度的报纸、广播。 日本是国联的发起国之一，并在该机构草创期的一系列活动中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发言人曾说，即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1926年1月，外长币原喜重郎告戒国会，日本不应试图对维持中国东部省份的稳定承担责任。“承担此等事项”，他说，“将以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为代价。”随着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走出日本列岛的海滩——新的全球性眼光与思路之思潮，在日本出现。裕仁看上去很想成为一名立宪君主，领导一个强大的代议制政府。 具有本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左倾的日本知识界，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授们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致力于拓展明治宪政中民主的一面。到了2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中自由派改革者的期望，已然开花结果。 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还有其另一面。当那批领导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年轻武士渐入暮年，其作为已越来越像谨小慎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于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所谓“造福大众”。 还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资本家，他们之上则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军官团。这一指向集权、独裁主义的反动势力，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本来已经过于驯良、一心只愿谦卑地趋奉权势的社会里 ，获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实现男子###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这部法案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不敬”罪行以极大的权力——无论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他们从当时“规行矩步的大多数”一边获得广泛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总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虚无”面前大惊失色，也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案子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安那琪主义）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刺杀明治天皇，属于一个虽然没有组织，但非常狂热的图谋的一部分。工会活动招致反感，乃至大萧条时期的严酷镇压。 1927年的倒退之后，是1929和1930年更严峻的经济困局——其实正是摇摆不定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作为一个贸易主导型国家，日本可悲地不经折腾：世界经济一咳嗽，日本就感冒。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泥淖，乡村破产愈演愈烈。新的保守政治领袖接替了象原敬和加藤高明那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大正自由民权时代”（以裕仁的父亲、1912年到1926年在位的大正天皇得名）难以为继。 新保守派横行无忌的原因之一，是愤懑的少壮派军官组织的形成。他们大多出身穷困农家，对城里人无止境的灯红酒绿忿忿不平，对党派政治家把日本引上民主之路的企图恨得咬牙。和他们的德国同龄人一样，这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民主主义。与纳粹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期望以军事扩张的方式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在国内，他们发起了一个宣传与恐怖运动，其特征是政治暗杀。原敬就是在1925年遭右翼狂热份子刺杀身亡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军事阴谋。 这时，明治维新黑暗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曾有意识地将天皇置于日本政治的中心。在某种意味上，他们尽力效仿俾斯麦德国的有限民主——在那里，独裁的皇帝是可以取代首相的。在日本，一项关于“对皇室和民族传统全民尊崇”的吁请，给那批年轻军官的狂热行径提供了上好的伪装。紧随他们的，是贫困和骚动的农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在南满铁路靠近奉天附近的柳条沟制造了爆炸，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个地方本属中国，但根据一则长期协议，正由日本军队占据。在随后的两年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部省份，即以日语重新定名的“满洲国”。军国主义的30年代开始了。受到1932和1936年所谓“偶发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两次政治暗杀。1932年5月15日，一群陆军和海军低级军官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和其他重要政治领导人。1936年的所谓“二二六事件”，是另一起预谋军事政变，造成多名内阁大臣的死亡。最后在天皇直接命令下，为近卫师团所镇压。（英译者注）的威慑，文官走得比右翼还远。 对此曾作出抗争的知识分子分布于广泛的政治谱系：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像矢内原忠雄那样的自由派。他们这时都受到迅速崛起的政治强权的压迫。反之，大资本家们迅速领悟到，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获得原料供应绝好的机会。在他们看来，那片被征服的大陆，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正如大约75年前英国以类似手法取得殖民地时所声称的一样。咚咚的鼓声和清脆的喇叭声，让日本普通士兵和百姓一时忘了他们的忧烦。 进入3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明治维新一个关键的缺陷变得愈加明显：陆军与海军将领们只须向天皇、而无须向文官政府任何部门述职。实际上，如果陆军和海军不派出现役的将军、元帅出任政府的陆海两相，内阁根本就组不起来。籍着这一特权，高级将校怀着对愤世疾俗的少壮军官的同情与谅解，开始扭转民主潮流。 “昭和维新”的军国主义者——昭和是裕仁时代另一个正式的称呼——没费多大力气就加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 他们得手如此容易，靠的是对任何“外来”东西的摈弃。民主和代议制当然是洋玩艺儿，其原理，一般水准的平民不经过努力是不能理解的。而浸透于日本密如蛛网般的社会——注意其凝聚力和部族精神——里边的对皇室无言的忠诚，由将军们发掘出来加以利用，是太现成了。还有什么能比行进着的皇军士兵更适合作激励平民的榜样呢？他们立马就要高喊“万岁”、开进华北平原了。政要们此时只能点头同意。 到30年代中叶，极右派几乎全面渗透进日本的教育体系。男孩和女孩全要学习“武士道”。在军队影响下，新的学校教科书按照“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事物加以阐释。右派发言人为日本古老的神道信仰注入活力，宣扬日本神国论日本神国论：认为日本是由众神创造、护持的神国，日本天皇是众神之母天照大神的子孙。原本是农业社会朴素的神话，明治时代以后被用于对外战争的宣传。。小学教育也难幸免：全国所有儿童年满7岁，就要穿起他们第一套黑色制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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