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大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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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量的史书，是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的。
　　读书固然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然而对于像诸葛亮这样的心怀远志之人，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读书一种方式。从兴平二年（195）到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生活了整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始终活动于襄阳、隆中地区，向师友们学习活的知识。
　　在诸葛亮的师长辈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要属庞德公和司马徽了。
　　庞德公是襄阳地区在野士人的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名士。他多次拒绝刘表让他出来当官的邀请，认为在乱世当中确保自身与子孙安全的方法不是出仕，而是退隐。这种思想对诸葛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诸葛亮和他在一起，思想日益成熟，学问日益精进，久而久之，便从庞德公那里获得了“卧龙”的雅号。
　　司马徽也并非像刘表所说是个“小书生”，而是一个大学者。庞德公对司马徽的认识与刘表绝然不同，他送司马徽一个雅号“水镜先生”，夸他学问渊博，有知人之鉴。事实上确是如此。
　　据说庞统第一次去颍川见司马徽时，正遇上他身背箩筐，准备去采桑。庞统想试试司马徽的学问，便从车中探出头来，问道：“来者可是司马先生？”“正是。”司马徽答道。庞统说：“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我听说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怎能够屈洪流之量，却干些织妇之事？”司马徽见问，知道对方也不是凡庸之辈，便说：“你先从车上下来。”待庞统下车之后，司马徽便开始给他上课：“你只知道小路近捷，却不想会有迷路的危险。想当初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忼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司马徽这番话，不但阐明了自己关于富贵的观点，而且句句都有历史典故。他说的伯成，是尧舜时的伯成子高，后来禹坐天下，他便辞官回家种田。他说的原宪，是春秋时宋人，孔子的弟子。此人生活十分贫困，但始终学而不辍。他说的许、父、夷、齐，即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都是古代不求富贵的隐士。他说的“窃秦之爵”，指的是吕不韦。此人曾利用手中的财富，帮助秦太子子楚回国登位，被封官赐爵。他说的“千驷之富”，指的是春秋时的齐景公，据说他有马千匹，但无使民称颂的德政。庞统听了司马徽这番话，对他的学问和见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我生在边野之地，少见大义之人。如果今天不来叩洪钟、擂响鼓，便不能领教其声音的洪亮。”说完，便步行随司马徽来到郊外采桑，二人一个在树上采，一个在树下装，边采边谈，一直聊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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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苦读（5）
司马徽不但有学问，而且还是荆州地区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司马徽到荆州以后，和刘表的五业从事宋忠一起授经讲学。宋忠是当时与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齐名的学者，他与郑玄虽同是古文经学的宗师，但两人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又有所差异。宋忠和司马徽教出的学生李仁、尹默、王肃等都“依准贾、马，异于郑玄”。这就反映了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与郑玄确有区别，这种区别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宋忠、司马徽的学问约简，而郑玄的学问深芜。总的说来，东汉时的古文经学要比今文经学约简得多，正因为如此，郑玄的古文经学在东汉末期占了上风。但郑玄学通今、古各经，他的古文经学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经的内容及观点。而宋忠等所撰写的《五经章句》，在当时被称为“后定”之学，鲜受今文经学影响，因而与郑玄是不同的。在南北朝时，宋忠、司马徽的学生王肃所注的《周易》在南方流行，郑玄注的《周易》在北方流行，而《隋书？儒林传》所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概括出宋忠、司马徽所代表的荆州学派与郑玄的古文经学各自的特点和优劣。第二，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前面我们说过，进入荆州的人士有的是为了避难图存，有的是为了待机择主，有的是为了发展学术，不论何种动机，其现实性都是很突出的。宋忠、司马徽学问注重现实的风格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这反过来又会加重荆州学派的学以致用的现实色彩。而且荆州学派注重新解，不囿于成说的学风，对学人们步入仕途，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颇为有利。
　　司马徽治学约简、学以致用的学风，对诸葛亮是有深刻影响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读书，不是“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这不能理解为诸葛亮读书粗疏，而是说明了他在读书时比一般人多花了分析综合，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的功夫。这种提纲挈领化繁为简的本事，正是诸葛亮把治学约简的学风用于读书的最好说明。诸葛亮读书注重领会精神实质，正是出于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只有最普遍、最抽象的道理，对理解现实具体问题才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诸葛亮的《论诸子》，很能体现他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在这里，诸葛亮对各家理论与经验的评判，完全是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来分其短长的。
　　向同辈朋友学习，是诸葛亮获得知识、增进学业的又一途径。诸葛亮在荆州有许多同学好友，最著名者有博陵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石韬，汝南人孟建，襄阳人庞统、马良等。崔州平是簪缨官宦子弟。庞统是襄阳名人，史称他“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马良亦以才学显名乡里，是马氏兄弟五人中才学最高者。因其眉间有白毛，所以乡里有一首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孟建、石韬、徐庶都曾与诸葛亮游学于荆州。特别是徐庶，出身贫寒，少好任侠击剑，曾因为人报仇而被捉受辱，此后便决心弃绝刀戟，折节学问，终于“听习经业，义理精熟”，后来在荆州一见到刘备，便受到刘备的器重。可见诸葛亮的朋友，都是些学有所成、才华出众的青年。诸葛亮隆中隐居时，仍和他们经常来往，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后来，诸葛亮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向书本学习，向师友学习，向社会学习，诸葛亮以极大的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汲取着一切可能学到的知识。
　　然而，诸葛亮并不想做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不想当皓首穷经的儒生。他有更加远大的志向。他有更高的人生目标追求。
　　

待时高歌《梁父吟》
月落星稀，东方渐渐发亮，晨曦微露，引来雄鸡长鸣。晶莹的露珠挂在草尖，霭霭晨雾从山中腾起，将这山、这石、这草、这木罩得朦朦胧胧。隆中山村的每个黎明都是这样富有诗意。
　　在隆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隆中山口，像一座天然的舞台。人们经常能听见从这里传出来的诸葛亮的歌 声：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这首古歌词的内容，大致是讲在春秋时代，齐景公的三个权臣，被齐相国晏婴用计杀死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这委婉哀伤的曲调，这如泣如诉的歌词，这雄浑深沉的嗓音，日复一日地在这山中重复着。人们渐渐知道，这首歌名叫《梁父吟》，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歌是齐鲁的歌，曲是齐鲁的曲，事是齐鲁的事，唱歌者又是齐鲁的人。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这个齐鲁来的小伙子，又在怀念他的家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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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求水以生，水求鱼以活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这个比喻像一个哑谜，弄得后来一些人大惑不解。
　　管仲何许人也？管仲是春秋时齐人，那时的齐国政治相当混乱。齐襄公是个无道昏君，他为了与鲁桓公的夫人通奸，将鲁桓公杀死。不但如此，他还多次诛杀无辜，欺辱大臣，长期沉溺于女色。一些有识之士看出齐国的政治早晚要出乱子，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就说过：“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左传？庄公八年》。为了避乱，鲍叔牙便奉齐国公子小白出奔莒国。管仲也看到了这一点，便和召忽一起辅佐另一个公子纠出奔鲁国。鲍叔牙辅佐的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是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君主。而管仲辅佐的纠，才能比不过小白，所以在继承齐国王位这个问题上，小白战胜了纠。西晋人张辅在论二人优劣时说：
　　管仲不若鲍叔。鲍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三归反坫，皆鲍不为。
　　看了这段议论，人们不能不想，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而诸葛亮择主谨慎明智，所建功业甚多。诸葛亮与管仲之间，有什么可比性呢？
　　再看看乐毅。乐毅是战国时中山国人，赵武灵王灭中山，乐毅入赵。赵国发生###，乐毅又离开赵国进入魏国。后来，乐毅作为使臣出使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于是便背魏入燕。燕昭王死，新即位的惠王不信任乐毅，乐毅又离开燕国投奔赵国。乐毅像住店一样轻易去就于几个国家，而诸葛亮则不同，他不轻易择主，一旦选中他理想中的明主，便兢兢业业，始终如一。在有些人看来，诸葛亮与乐毅的区别还不仅于此。西晋人张辅《名士优劣论》比较诸葛亮与乐毅时说：
　　乐毅诸葛孔明之优劣，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国之兵，以破强齐，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此则仁者之师，莫不谓毅为优。余以为五国之兵，共攻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谘以济世，奇策泉涌，智谋纵横，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登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振于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徙乐毅为伍哉！……
　　

规划三分（1）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全国政治军事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在江东地区，孙策赶跑扬州刺史刘繇以后，继续向东南发展。他将严白虎、王晟等地方武装逐一消灭，又进一步占领了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吴郡（治今江苏苏州）等江东要地。建安四年（199），孙策开始向西北拓展势力。首当其冲的是庐江郡（治今安徽庐江西南），当时任庐江太守的人名叫刘勋。孙策为了削弱刘勋的势力，极力怂恿他攻打上缭（治今江西修水东南）。他派人给刘勋送去很多珠宝和细布，并对刘勋说：“上缭甚富庶，愿君伐之，请出兵以为援。”刘勋听了大喜，不顾部属的劝阻，倾巢出动攻伐上缭。孙策一面派堂兄孙贲等屯兵彭泽，以阻断刘勋的归路，一面亲自率兵端了他的老窝。刘勋在回军途中战败后，率残兵北投曹操。
　　同年十二月，孙策进伐黄祖，在沙羡（治今湖北武昌西）大破黄祖。紧接着，孙策又带兵征豫章。此时，华歆任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太守。孙策率大兵屯驻在离豫章南昌县数十里远的椒丘，派虞翻前去劝降。虞翻见华歆后说：“孙讨逆（指孙策）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指刘繇），君所亲见，南定鄙郡（指会稽），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华歆听罢，立即答道：“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当夜，华歆便命人写下降书，第二天一早便派人送去孙策营中。孙策又兵不血刃占领豫章。
　　建安五年夏，孙策再次西击黄祖。此时，原广陵太守陈登乘孙策西征，招诱严白虎余党图谋起事。孙策回军欲进击陈登，兵至丹徒（治今江苏镇江东南），驻兵待粮。一次，孙策外出打猎，恰逢被他杀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宾客，这个宾客为主人报仇，用暗箭射中孙策面颊。孙策伤势很重，生命垂危，便把谋士张昭等人叫来，对他们说：“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又把弟弟孙权叫过来，将自己的印绶带在他的身上，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的意思很明显，要孙权继承他的事业，在众臣的辅佐下，保住江东。
　　孙策死后，张昭等率领僚属，拥立孙权上表朝廷，下移属城，使中外将校，各奉其职。不久，周瑜也赶回赴丧，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共掌众事。在周瑜的推荐下，孙权接见了鲁肃，与之相谈，甚是投机。当众人退去后，孙权把鲁肃单独留下，与他合榻对饮。孙权问道：“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回答说：
　　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鲁肃为孙权在江东建功立业所作的策划分为三步：第一步立足江东；第二步打通长江中上游，全据长江；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第二步需要实力，第三步需要时机，只有第一步是当务之急，且符合哥哥的临终嘱咐。
　　孙权是个英杰人物，他的即位，意味着孙吴对江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在北方，曹操与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
　　袁绍以讨董卓起家，在关东群雄联合讨董时，袁绍被推为盟主。名为盟主，实际上只占勃海一郡，实力并不雄厚。他先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冀州刺史韩馥让出冀州，又用武力打败公孙瓒取得幽州，与此同时又派长子袁谭占据青州，任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这样，到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已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
　　曹操一开始也参加了讨董联盟，后来，曹操被任命为东郡太守，郡城设在东武阳（治今山东莘县东南）。青州黄巾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任兖州刺史。曹操据有兖州，又打败并收编了青州黄巾，势力开始壮大。汉献帝兴平二年（195），杨奉、董承、韩暹等人迎献帝东归，经过艰苦跋涉，到达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袁绍的谋士沮授建议把献帝接到邺县（治今河北临漳西南），但缺乏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