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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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煤山寿星亭的一个歪脖子树下，崇祯听见宫内传来一片呼喊缉拿之声，他已经跑不动了，与其说他跑不动了，还不如他已经连跑的勇气都没有了。他的眼睛四处张望，最后看见的，就只有那棵歪脖子树了。
　　盯着那棵歪脖子树时，崇祯除了死还想到了什么？他是否想起了“天下文臣皆可杀”的怨毒的话语？又或者，他是否想起了十几年前，那个曾经被他残杀并且彻底毁掉了名誉的袁大帅？如果当年不是他的无知，无智，加无情，也###室天下，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历史在崇祯身上开了个玩笑。十四年后，轮到他来被清算了，而此时，世间已无袁崇焕，勤王的军队也不会再有了，只有头顶那一抹斜阳，照在这个他已经就要丧失了的帝国的土地上。
　　崇祯选择了死。他把头放到绳索里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诸臣误朕，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决勿伤我百姓一人。
　　快要死的时候，崇祯说了一句漂亮话，但其实在他治下百姓被伤者何止千万，他若真有爱民之心，又何来流民之乱？而直到死，他还是认为众人都负了他，这样的人，生时无用，死时可悲可怜复可憎，而大明王朝，终于由他手中，了却了欠世人的所有孽债！
　　

流民时代（1）
一###四年春天，崇祯在煤山上了吊，前后不过一个时辰，李自成的军队就攻下了皇城。这一年李自成三十八岁，比崇祯大一点。李自成与崇祯斗争了十四年，可惜这两个对手从来没见过面，这一次本来可以有机会见面的，却因为李自成晚了一步，终于只见到了崇祯的尸体。
　　李自成对这个结局并不满意。他命人把崇祯的尸体运来，这时的崇祯非常狼狈，披头散发，光着左脚，右脚上只穿一只红色的鞋子。
　　据说李自成见到了他的对头这副惨状时，并没有表示出很开心的样子，相反，他很惆怅，甚至说：“我是来和你共享江山的，何苦自寻短见？”他也见到崇祯的妻子周皇后，周皇后死后把全身的衣服用密线缝实，是怕死后受辱。李自成叹息一声，将两人的尸体合葬，送到了今天北京的昌平。
　　有人把倒在血泊中的长平公主押了过来，面对着这个只剩下一只胳膊，连痛带吓话都说不出来的皇室儿女，李自成叹息一声：“上太忍。”命人好生对待她，不得为难。
　　十四年来，崇祯无时无刻不想着将李自成像袁崇焕那样的千刀万剐，但是非常可笑的是，其实李自成是崇祯培养起来的英雄，没有崇祯的“英明”，就没有为李自成的今天。如果崇祯还有几分头脑的话，地下有知，想明白了这个事，恐怕就连做了鬼也不会安心。
　　看史书记载，李自成具有典型的草根英雄的特征，明史上说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这个特点，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有充分体现。李自成起事后掌握权力后，也很少摆出特权的架势，甚至手下的兄弟们也直呼其名，叫他“老李”。
　　尽管本人相当随和，宽容，义气，坚强，但李自成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平民英雄，没有帝王之德，与同样草根阶层的朱元璋、刘邦相比，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皆不可同日而论，他能起事，崇祯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到晚明以来，内忧外患之的形势已形成。关外问题被称之为外患，流民问题谓之内忧。按明朝君臣的重视程度，外患一直是引起高度重视，对天灾与内忧相对要小得多，但没想到的是，最后的内忧反而成了主要问题，崇祯还因此送了命。其实流民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在崇祯本朝，而是在正德年间就已经形成，万历年间颇具规模，到天启年间进一步恶化，至崇祯年间完全崩溃。
　　崇祯至死没有意识到流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只看见了眼前的问题，比如文官内斗，辽东问题，党争问题，君臣离心问题，却独独没有看到最本质的土地问题，这是他眼光的局限。但是把时间往前推一下，我们会发现其实自天启年间开始，不光是皇帝，封疆大吏和阁臣首脑亦没有多少人关注土地问题。不能不说，这种短视是共性的，不光君主，臣子主要是阁臣们同样负有责任。
　　封建社会任何一朝，最后的衰亡都和土地制度有关，土地制度的破坏，是内部腐烂的先兆，这与王朝所建农耕社会的性质有关。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最大的不同在于土地归属问题，农耕社会是以土地为依存的家庭体系单位，所以土地所有权最重要，因为这是维系家庭式管理的根本，如水之源，木之根，没有土地也就没有家庭存在之本。土地用来养活小民，同样也用于提供赋税，解决财政问题，所以整个王朝与小民一样，都赖于土地。这就如同明朝是个大家庭，大家庭由小家庭组成，如果小家庭家之不家，大家庭同样无法保存，决定这个家庭正常运转的根系是土地。这一点与游牧民族不同，游牧民族是马上王朝，其流动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生产方式更多带有掠夺性、机动性的特点，土地所有权问题，不是他们的主要问题。
　　朱元璋建明朝以后，深知土地对于人民的重要性。自建朝开始，他对土地的控制一直是比较严的，这和朱元璋出身于贫民家中的背景有关。他对农民之疾苦多有体会，他曾颁布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在明初以来，“计丁授田”制度的出现，对于抑制土地兼并，实现按人丁计算耕地面积的政策多有襄助，但最关键的还是，朱元璋由此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比如丁甲制度等，都旨在以土地为枷锁，将人民牢牢拴在其上，形成牢固的家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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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时代（2）
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成祖永乐时期，未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永乐以后，制度终于出现了漏洞。明朝中期自正德始，皇帝开始宠信太监，而且贪心日起，于是，利用太监直接管理皇庄的潜藏制度就出现了。太监专权后，兼并土地成为首要目标，明武宗正德年间，太监直接强占的土地竟多达五万多顷，而其他的皇亲国戚也效仿之，兼并土地蔚然成风，到后来，全国一半土地都在皇亲国戚手中，朱元璋苦心建立的“计丁授亩”制度被破坏殆尽。
　　这些现象到万历一代更为严重。不过，明朝比较幸运，在万历临朝之际，大学生张居正组阁成为总理大臣。张居正对土地问题非常敏感，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上台后改革户籍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对抑制土地兼并，增加国家税收，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张居正在黄册和鱼鳞册都失去效果的时候推行了更简化的“一条鞭法”。黄册与鱼鳞册早在宋元时代就有，到明朝，由太祖朱元璋亲自建立完善，这两册意义，不单代表册籍的本身，而且与赋役制度紧密联系，黄册更是一切赋役的根源。
　　黄册与黄册制度是明代比较通行的登记户口制度，有点像现在的户口本。黄册以户为单位，每十年更新一次。黄册主要是为了登记人口而用，但也规定人与土地之间的占有关系。比如黄册上的人与所占地都是对应的，比如某人有田百亩，那么黄册上就对应着有百亩，如果他卖去二十亩，那么就应当再造新册，写上：旧管百亩，今卖二十亩，新管八十亩。黄册与甲里制度相配合使用，《明史·杨思义附范敏传记》说：“十三年，试尚书……帝以徭役不均，命编造黄册，敏议百一十户为里，丁多者十人为里长，鸠一里之事，以供岁役，十年一周，余百户为甲，后仍其制不废。”如上所述，甲里制度的以一百一十户为为单位，形成一里，这是清查户口的手段，黄册则是编制，详细记录每户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田宅、资产。政府则掌握黄册登记的每户人丁和田宅资产。黄册与甲里制度出现以后，基本上掌握全国的户口和耕地，赋役征收管理制度更趋完善。
　　鱼鳞图册源自南宋时代的经界法，鱼鳞图册其实就是田地之图，它把田地分区分段，绘画区内的田形，丈尺田界，记录田地种类和肥瘦，买卖情况及田主姓名，再编列字号，订成一册。鱼鳞图册的得名是因为内里绘制的田亩，状似鱼鳞。明实录说：以图所绘，状若鱼鳞然，故号曰鱼鳞图册。与黄册相比，鱼鳞图册详细记载的田产的情况，比如田地的好坏、产权争执的依据，并随时登记变动情形，以此作为定赋役的标准。
　　黄册与鱼鳞册配合使用，严明的规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基本上解决了土地与占有者、赋税之间的关系，可有效控制兼并的，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因为土地兼并严重，黄册上的数字已经并不准确，这个制度被破坏了。对此，国学家钱穆分析的很清楚，他说：“如有一豪家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占别人的太多了，便会有人想法变乱黄册，把新收的挪为旧管的，来迁就此种兼并之恶风。又黄册规定每一百十户为一里，推择其中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百户分十甲，一甲分十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理此一里一甲之事。主要替政府主管催征，但兼并之风既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小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则小户非倾家荡产不可。”（钱穆《中国政治得失》）
　　黄册被破坏，鱼鳞册同样不能真实的反映土地的情况，业主名字既然可以更改，则无法与真实的土地所有情况对应。两册破坏后，地主豪强兼并土地没有法理上的约束，兼并之风就愈加严重。于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条鞭法”也是个无奈之举，因为旧有的两册制度根本没法施行，国家税收和财政上的困难极大，而明朝冗官、冗兵太多，皇室用度极大，不想法“找钱”，政府无法运行，于是，“一条鞭法”实行一个简化的征税方式：计亩征银。其含义即将赋内（如田赋、杂税等）、役内（如按户征派——“里甲”、按丁征派——“均徭”、临时征派——“杂泛”等）各条款总编为一条，皆计亩征银。“一条鞭法”中的“鞭”字其实是“编”的意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在清查了全国土地的基础上制定的，实际的作用是按田亩的多少确定赋税，取消徭役制度，并以货币来取代实物交税。这个作法有三个好处，一是解决了人民的徭役的负担，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赋役结合的制度，二是抑制大地主阶层强占土地，以重税整治，三则用货币来取代实物，既搞活了市场流通，也使税收的账目清晰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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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时代（3）
这个制度的产生对于明王朝极其重要。明朝能稳定土地问题多年，全赖于太祖朱元璋的“计丁授亩”，而在嘉靖一朝后，张居正对制度的改进，对解决明朝的财政困难贡献颇多，可惜的是，这个制度在他死后就破坏了。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总会有开国的英明之主建立先进的政策，但只要有一代昏君，这个政策就会崩溃到无可收拾的地步。明朝自正德皇帝这个昏君出现后，基本上就再没出过一个好皇帝，而万历的昏庸贪婪，还要甚于正德。他破坏了一条鞭法，在恢复原有的高额赋税基础上，还增加了矿税，于是土地问题愈演愈烈。土地被兼并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产生了很多无业的农民，因为被兼并的土地大都不在黄册，享受一切免税特权，而原有土地上的农民不但无地可种，还要缴税，土地越少，税收越高，无地的农民缴不起税，有地的农民负担更重。恶性循环形成后，就造成了明朝中后期内部最大的社会问题——流民现象。
　　关于流民之苦，历史上颇有记载，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曾详细介绍了当时陕西的灾情：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吃树皮吞石头，这还不是最苦的：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城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
　　在这里，吃粪便，甚至吃人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个朝代一旦有人吃人的现象存在，那离灭亡就不远了。
　　对于人民疾苦，很多官员也有详尽了解。崇祯即位之后，面对流民问题，也曾有很多人提出过良好的建议。在流民还没有形成气候之时，兵部郎中李继贞就曾向崇祯提出过解决之策：“流民饥饿，将来必会成匪，不如请从内帑中拿出十万两银子来救济他们。”内帑当时有三千七百万两银子，区区十万简直不如九牛一毛，但是崇祯不听，不但不拿一分钱，反而派兵围剿。
　　崇祯上台后，做出中兴帝王的姿态，在辽东军事上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很大，与之相比，对流民起事这个会动摇根本的问题，他表现的不是冷漠，而是完全不清楚。这个根本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在崇祯眼中，除了规定“三饷加派”，一切以皇室安危为重外，竟然定下的是“围剿”的方针。于是，本来是农民税务积重难返的问题，到了崇祯这里，就定性上升为反政府的行为。李自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横空出世的。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陕西乃明朝西北最重要的边防地区，驻在这里的皇室藩王贵族，占据大量田地，“秦藩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平寇志》）而在天启至在崇祯临朝间，陕西、河南偏偏又不断的出现天灾人祸，使之成为当时流民最多的省。李自成从小出于贫苦家庭，因为家穷，和朱元璋一样，他也当过和尚，四处云游，这期间对于民间疾苦颇有了解，也掌握了许多的人情世故。李自成身上“江湖好汉”习气比较重，二十岁那年，他给地主家打工，因为不满对方盘剥，将地主打伤，不得不逃到了银川一带，后来又当上了驿卒，成为大明王朝邮电系统的一名低级职员。
　　以李自成之能，当个邮递员绰绰有余，不过，这个位子后来也没有保住。崇祯三年，因为财政紧张，朝廷开始裁减驿站，因为没有送礼等缘故，李自成被列入裁员名单，“下岗了”。此时陕西流民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势力，自天启元年王二揭竿而起后，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也揭起了起义大旗，并且势力极大。这位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舅，反正生活也没有了着落，李自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贪婪的上司，投入义军中成为一名大将。
　　

流民时代（4）
流民的作战特点全在一个“流”字，他们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往往携家带口，流动作战，这里不行，就换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波动性与流窜性极强，给围剿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而对于流民起事来讲，其实最关键的是土地产权问题，光靠围剿，根本治标不治本，所以强力围剿的结果是，流民越剿越多，势力蔓延越来越大，由河北，陕西，再到四川，湖北，广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军费开支也随之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