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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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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追赃，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的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由尚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这是一个极快的过程。
追饷最早受害的人是大臣魏藻德，这个一心想为李闯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没做成，却成了刘宗敏的阶下囚，在严刑拷打下，交出十万两黄金，然而刘宗敏并不满足，仍然拷打不尽，魏藻德的儿子求刘宗敏手下留情，并说明自己的父亲有不少门生，可以从他们手中凑足款项，刘宗敏答应了。可是到了约定期限还没能交全，魏藻德求刘宗敏再给他一点时间，刘宗敏不听，结果被活活打死。接着是前内阁首辅陈演、成国公朱国纯、禁卫军头领李国祯、国丈周奎、东厂太监王之心等，明朝有头有脸的人一个也逃不了，在刘宗敏手下，个个被拷打不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除了不断的交钱，一点法子也没有。
作为大顺最重要的军事首领，刘宗敏腐化得极其迅速。这人仗着功劳极大又与李自成情同手足，强横之极，到后来，李自成也操纵不了他了。刘宗敏一到北京，就开始“挟妓”取乐，而在追饷的过程中他一定是有着深深的快感的，对于这个穷了一辈子的人来说，可以任意捕捉殴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权贵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榨钱，这是一个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为追饷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军队是大顺最精锐的部队，在他的影响下迅速腐化，去捉这些有钱人拷打玩弄，成了比任何军国大事都重要的事，北京城内，到处跑的都是刘宗敏的兵，“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余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明季北略》）白色恐怖时代似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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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沦为盗匪（2）
大顺军所到之处，开始“便街提士大夫”，就是现在说的“满大街的抓人”。追饷是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二十七日又下了令，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被起用的官员，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很多人被拷打至死，这里面包括“劝进”党的国丈周奎，交了五十万两黄金仍难逃一死。
刘宗敏成了追饷活动的总指挥，他命令各处兵营的士兵均可任意追饷，即使在路旁街边也可上刑，“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追饷的活动越来越扩大，由原来的官员、勋戚、宦官，到一般地士大夫阶层、商人甚至百姓，史料记载，“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北京城内一片鬼哭狼嚎之声音。当时的著名文人杨士聪亲眼看见，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受夹棍刑罚的每院有百人，这些人中，真正的有钱阶层只占十分之一二，大多数还是一些低级官员和小吏，还有一些商人，他们身受酷刑，惨状令人不忍目睹，而当天过后，据说这几百人无一生还。（杨士聪《甲申核真录》）
用刘宗敏来完成追饷大任务，也充分体现了李自成在用人上的极为不明智，如果稍有头脑之人，对刘宗敏这样残暴而又难以驯服的家伙都会有所提防，如果换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会肯定会赏他一把屠刀，但李自成却把这样一个油水极大、极易失控的工作交给了他，可能是出于哥们义气吧，他认为刘宗敏忠心耿耿，与自己私交甚好，才委以重作，但却忘了，政治家是最不能讲个人感情的，以李自成这样的品性，当个黑老大差不多，当政治家，差之甚远。
刘宗敏的追赃活动整苦了明朝遗臣，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依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在金钱与残虐中寻求最大快感的大顺军，到后来已经完全失控了。他们榨完了权贵的钱，开始任意捕捉富户和平民百姓，大白天，店铺和居民经常遭受抢劫，而在刘宗敏的纵容下，抢掠变成了淫掠，强抢民女的事件也多有发生。对长期在外作战的大顺军来说，进城后掠夺美女亦是其欲望宣泄手段之一，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将宫女集中起来，分赏给诸将和群臣，其他将领也多有此等劣迹。这里面最厉害的是刘宗敏，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将其中数十名女性尽数掠去，而在追饷活动中，为了保命，甚至还有明官献出妻女家小，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军纪之坏，已经全无章法。甚至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流寇志》）
大顺军领袖在追饷、抢夺美女的狂潮中，还争着攀比享受，除了李自成入居皇宫外，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 刘宗敏是其中行事最恶之人，“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核真录》）这是对刘宗敏治下军队最真实的写照。对北京老百姓来说，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支秋毫无犯的义军就成了左良玉的军队了，甚至还不如左良玉的军队。李自成最初曾号令军队：“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这些命令在追饷面前，都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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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沦为盗匪（3）
而就在这时候，本应该替李自成矫正思路的文臣们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文臣之首牛金星做起了太平宰相的梦，每日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陶醉在被人山呼海拥、谀词滚滚的氛围中。其他众臣也认为大势已定，开始论功行赏了，包括曾经有过出众才能和极高战略眼光的谋士顾君恩，也开始腐化，每日只知挟妓取乐，不思进取。而他们忘了，占了北京并非占了天下，也并非占尽了人心，因为最根本的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极大的威胁仍然存在，明朝还有半壁江山没有打下来，关外有清军，关内吴三桂的军队正在行进途中，江南还有左良玉高杰的军队，明朝残余势力仍在。但在复仇者的快感中沉醉，上下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在李自成治下群臣中，头脑最清醒的是李岩。在众人皆醉的时刻，他以难得的清醒和理性，给李自成上了一份“不合时宜”的奏章，对此，《明季北略》中有记载：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李岩的这份奏章，是对当时形势最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了几个注意的事，一是大局未定，关外满清势力未除，登基之事，享乐之举，应该在清除外患的基础上再议；二是追赃影响军纪，必须停止；三是国内形势未稳，还应乘胜追击，稳定阵脚，明朝残余势力特别是左良玉的军队仍然控制着大片土地；四是对于吴三桂父子一定不能轻视，山海关城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最好以招抚为主，防止明室反扑。可惜的是，这些道理虽然完全正确，但此时的李自成已经在胜利喜悦中难以自拔，竟然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李岩此时的提法很扫兴，于是只简单的在奏章上做了个“知道了”的批复，并没有任何举动。由入京到被迫出走，不过一个月时间，李自成军队腐化得竟然如此之快，实属罕见。在京的时间里，李自成并没有急于称帝，但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却已经渐渐变质，渴望永远享受这样的生活了。李自成在这段时间没有拿出任何更先进的政治纲领和战略计划，即使官制也还是延续着明朝的旧制，对明朝的财政制度，他一无建树。对于李岩的建议，他不听，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次良机丧失了。
李岩上书参政，却不知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陷入困局。最大的敌人竟是他最好的朋友牛金星。牛金星是李岩举荐的，李岩待他有推荐之恩，但此时，牛金星已经将他当成了政治对手。同样不是政治家的牛金星，在宰相之位还没有坐稳之际，即开始玩起了明朝党争这一套，李岩对此可能有所察觉，但是因为李自成的缘故，竟也无法可施。而李自成这时对李岩已经不太倚重。牛金星本为李岩所荐引，此时被拜为“大祐阁大学士” ，官居丞相之职，李岩和牛金星共同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 ，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由此可见，李岩已是位卑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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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沦为盗匪（4）
在李自成追赃的官员中，不乏有清廉或是位置十分重要的人物，后者如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此时吴三桂正在山海关，拥兵自重，这时若逼反了这位将领，形势会急转直下。李岩是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他急劝李自成，接着，文人出身的牛金星、宋献策也纷纷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李自成终于醒悟到了其中的重要性。而这时，明朝大臣的拷掠也颇见成效，该杀的杀，该抄尽的也抄尽了，李自成下令，停止追掠，释放所有关押人员。
但这时已经为时已晚。那些被放出的人终于完全明白了，他们想效忠的大顺王朝就是一群强盗，决不能抱以一点希望。这时的大顺军也确实蜕变成了一群强盗，放出关押人员后，拷掠竟还没有停止，丧心病狂的刘宗敏继续拿平民和商人开刀，军纪毁坏依然严重。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也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劝李自成多行仁义，李自成终于清醒，想起辽东劲敌满清未除，而吴三桂军威之盛，又坐踞山海关之险，不禁起了爱才之心，他令马上安抚吴襄，又命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劝他投降，再以吴襄名义给吴三桂具信一封，要他归顺。
大顺政权的领导刚刚有所平定，马上就要走上正轨，刘宗敏却在这个时候昏了头，竟然做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他到吴襄府把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掠来，想强占之，而又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贪图陈圆圆美貌，命刘宗敏夺之，竟然想纳之为妃。
他们俩不论是谁做的这件事，都令历史由此改写。这个风月事件，令陈圆圆，一个不经意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女人，让吴三桂这个原本应该在历史舞台上归于沉寂的人物，突然又卷进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浪尖，更让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等人的命运突然间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关城里的少年英雄（1）
就在崇祯上吊煤山、李自成京师肆虐的同时，来到山海关接受了勤王任务的吴三桂正在面临着他一生中最为艰苦的抉择。
这位二十岁就名满天下的英雄，此时已经很清楚自己正在执行着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这之前，他最敬仰的人、他的前辈，他的老师和他的上司或被皇上杀掉，或是降了清，这些人如同大浪淘沙一样的从大明帝国里被淘汰掉后，所有的包袱就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帝国已经危在旦夕，何去何从，就成了这位少年将军为之头疼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当然意识不到，用不了十几天，历史会发生改变，他个人的命运更会发生重大改变，而这个改变，不但令他全家白骨累累，自己身被骂名，由救世英雄变为千古罪人，更会令天下大势重新洗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逆转。
一###四年，崇祯面临的是一个大败局，李自成面临的是一个大败局，而吴三桂面临的是一个大逆局。
一###四年，崇祯、李自成、多尔衮；大明、满清、大顺，正处在历史的俄罗斯轮盘赌局里，谁也想不到的是，转了几圈后，那膛中的子弹竟然是吴三桂！
与李自成相比，吴三桂是大明帝国新崛起的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不是一个世袭的荣誉，而是个人奋斗得来的。如同白手起家的暴发户一样，吴氏家庭中最早的创业者不过是一个低级的军官，但他们的后代却在乱世中硬朗生存，在兵荒马乱之中完成了最为艰难的原始积累。这个家族具有天生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阳刚的尚武情怀，以及绝对旺盛的生命力和野心勃勃的志向，这种家庭血统同样体现在了少年吴三桂的身上。
明史上说吴三桂生于江苏高邮，也说他原本祖籍安徽，今人考察，吴三桂本是辽东铁岭一带的人，但也有人考察他出生于锦州，还有人认为他本是山海卫人。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吴三桂少年时长期活动的地方是山海关外的中后所城（今辽宁省绥中县），此地距山海关不过一百二十公里，是明朝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亦是吴三桂少年时重要的活动场所。
中后所是山海关沿线的一个关口，而山海关在其中起着统摄作用。明朝自建国以来，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大者称卫，小者称所，山海关最初就是被称为山海卫，此关建于明朝一三八一年，是大将军徐达为抵御关外元朝的残余势力而修建。
世人常以为山海关建于明代，其实不然，山海关自古以来就存在，其地域归属频繁变迁。商代，山海关属孤竹国辖下，春秋时归属北燕，秦代则归辽西，两汉时期隶属幽州辽西郡临榆县。魏晋以后，山海关地区成为少数民族纷争迁徙之地，曾先后属于慕容、拓拔、符氏等少数民族氏族，历经北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直至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才在此初置北平郡，唐以后，更名古城县。
因为地处在辽西一带，位于河北之东北部，又与辽宁接壤，因此，山海关的命运始终与民族间的融合纷争联在一起。辽金时期，山海关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运动，契丹统治者大量移民于此，也正因此，此地后又被重新命名为“迁民”镇，一个“迁”其实也恰如其分的反映了山海关在历史沿革上的独特特点，河北与东北两地文化也在这个“迁”字上尽有体现，甚至影响到了后代的民风民俗与民族性格。契丹铁蹄最后敌不过女真人的弓箭，而金人夺取北方天下后，迁民县被废，更名为镇，直至元代，划归辽阳。
迁民镇后来引起了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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