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鬼"为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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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只是感到有点儿惊讶，等到中午时候，才听公司里的人讲，出事儿的卡车竟属于一家经常和我们打交道的公司，而撞车的司机角本，上个星期还来过。这个角本的确是睡着了，直到折断的护栏把他的一条腿压成骨折才清醒过来。
　　想起这个角本还真是很有印象，此人以前来拉货的时候，总是满眼血丝，手里不变地抱着一杯咖啡——不放糖不放牛奶，又浓又苦的那种，而且是一杯喝完马上续上一杯，如同喝白开水一般。想想这样喝咖啡法人还会睡着，真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不过，无独有偶，就在前一天的新闻里，还播了另一条消息，说是某公司员工家的汽车忽然穿墙而出，把房子撞坏，同时车子的发动机也起火燃烧，险些酿成大火。这当然不是汽车被牛魔王附了体，调查结果是这位高级白领连续工作一天一夜后夜半回家，进了车库没下车，在汽车里就睡着了。由于车子没有熄火只拉了手刹，朦胧中这位一伸脚，糊里糊涂踩上了油门，车子就被发动起来，演出了机械版的茅山道士。
　　幸好这位员工幸免于难，否则，恐怕会成为又一例“过劳死”的典型呢。
　　在日本，“过劳死”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由于传统的影响，也由于日本资源贫乏更倚重于人员的努力，日本的公司企业普遍存在大量加班的现象。晚上，走在东京虎门或者大阪御堂筋这样写字楼集中的地方，几乎每座大楼的每个窗户都是灯火通明，而地铁的车站，即便是深夜，也总是熙熙攘攘。地铁或者轻轨电车的车厢里，总是装满了疲惫得打着瞌睡的日本人。
　　日本人也没有比别人多长一个脑袋，可以想象，如此这般长此以往，这些职员中难免出现因过于劳累引发心脑血管等疾病，而造成“过劳死”的情况。
　　在日本，“过劳死”并不是仅仅存在于电视新闻之中，在东瀛工作的几年中，我个人就曾亲眼目睹两起疑似“过劳死”的发生。
　　一次是2005年12月11日，出门上班的时候，在我家附近的桑津桥上，赫然看到一名年轻女子倒在桥面上，两眼直勾勾望向天空，里面一层雾霭，早已散瞳，周围人纷纷报警。事后得知当事人是从事夜间工作的，当夜身体感觉不适，过度服药坚持到工作结束，在回家路上又受到寒冷天气的刺激，突发心脏病死亡。另一次是去年夏天，深夜加班完毕回家，乘坐大阪的地铁，要开车的时候，身边一名光头富态、西装革履的男子忽然全身痉挛，口吐白沫，直挺挺地放了扶手仰天摔倒，头撞在车厢地板上发出砰然一声。旁边的人有的立即呼叫司机停车救人，有的则若无其事地继续用手机打电子游戏或看报纸，显然司空见惯。此人后来是否康复，以及发病诱因是否属于过劳，则不得而知，只是夜里11点钟坐地铁，说这位的工作辛苦当无异议。

从“过劳死”到“仕事中毒”（2）
在日本，广义的“过劳死”也包括因为过度劳累导致疾患，或引发精神层面的问题造成自杀或精神失常等。这在日本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为受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尽管受人关注，但“过劳死”问题近年来仍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发生问题的人员从40…50岁向30岁人群扩展。按照日本《产经新闻》最新的统计，回答“工作和以前相比情况怎样？”这一问题时，表示“比以前更忙了”的达到68％，而对30…34岁的职工进行调查的结果，27％的人回答每月加班在80小时以上。有关人员分析，日本“过劳死”问题的加重，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匮乏，人力资源不足造成对劳动者的“酷使”；其二是由于携带电话、电子邮件等先进通信设备的使用，公司员工在工作时间以外也很容易被找到而被迫加班。
　　看来科技进步，对人类——至少是部分人类来说，也不总是好事。
　　说起来，日本政府早在上个世纪就从法律上承认了“过劳死”的存在，并对加班等问题设立了较为严格的规定。比如2001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就曾经发布“过劳死”的认定规范，凡是因工作疲劳造成猝死，只要之前六个月确有证明其承受持续的超额加班，都可判定属于企业方负有责任，然而，“过劳死”在日本却如草原上的野火，扑之不灭，其原因何在呢？
　　假如察看日本公司的出勤记录，会发现其劳动强度并不强，加班也大多控制在法律范围以内。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象而已。说到底还是日本企业对加班问题的恶劣传统在作祟。日本很多企业，素有让员工无偿加班的传统——上升到理论地说，就是认为雇你干活你对我就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加班是天经地义。——这都什么时代了还人身依附？要不怎么说日本的封建残余深厚呢。
　　日本企业对这条法律颇多腹诽，但法律就是法律。于是面对法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以最近在日本开庭的村上优子“过劳死”案，时年25岁的村上优子原来是大阪府某国立医院的护士，于2002年在连续夜班后死于蛛网膜下出血（日本过劳死的最典型病症之一）。村上死后，其家人将医院告上法庭。调阅医院的档案，村上此前几个月的加班，每月都只有16个小时，然而，她的家人却分明记得村上经常是白班之后立刻被要求上夜班，夜班的第二天照旧工作，与记录全然不符。究竟谁说的是真的呢？村上的友人经过反复调查，终于掌握了有利的证据——村上从医院发送的电子邮件纪录。因为村上只有在医院才能使用其内部邮件系统，这个纪录显示，村上在死前五个月，每个月在医院加班的时间最少80个小时。至此，这个案件的审理，才开始向对死者有利的方向发展。
　　然而，能够取得这样证据的机会凤毛麟角，大部分“过劳”的职工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得不接受公司无偿加班的暗示，而不这样做的人，反而会受到周围“不勤奋”“不努力”的舆论压力，并影响自己在公司里的前程。
　　日本的“过劳死”诉讼案件中，能够胜诉的只有10％。
　　若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日本公司里加班过多的“过劳者”，又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
　　所谓“被动”的过劳者，是指迫于压力被迫进行过量加班的职员。这一部分的人员，主要是各企业中由于能力、机遇等问题，存在职务危机感的员工。比如身处裁员风波中的部门，或者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熟练使用新技术，或者年纪轻缺乏资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处于担心失去工作的焦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加班不敢拒绝，而且还往往会主动寻找加班的机会，以便通过工作证明自己在公司中的价值，来避免失去工作的命运。加班成为他们的心理安慰和维护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努力。有些公司，也正是利用这些人的心理，迫使他们无偿地为公司多做工作。　。　想看书来

从“过劳死”到“仕事中毒”（3）
不过，因此也会引发些啼笑皆非的现象。在日本的公司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老板不走，下属一个也不敢走，无论工作是否紧急，都在座位上做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来，写上一段计划，删掉，再重新写往往是他们这时候干的工作。这些毫无必要的加班如演戏，却做得认认真真的日本员工，会让人想起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太太佩涅洛佩来。奥德修斯去特洛伊打仗生死不明，佩涅洛佩遭到求婚者的纠缠无法摆脱，于是假称要为奥德修斯织丧服而拖延——丧服永远也织不成，因为每到夜里佩涅洛佩又会把白天织好的部分拆掉。
　　总的来说，日本公司里被动的“过劳者”，是过劳死的最主要光顾对象。
　　然而，在日本公司里面，还有一种主动的过劳者，在外国人眼里，就比较另类了。——是啊，放在我们外国人眼里，好容易不用加班了，还不赶紧回家？对这种找着“过劳死”的现象我们没法理解。前几年日本电视台报道过一位因为过劳引发脑溢血的公司员工。这个员工已经处于半植物人的状态，对妻儿完全无法辨认，但是当记者问他公司的名字时，这位却能够磕磕绊绊地拼写出来……在日本，很多员工是毫无强迫地自觉加班，下班不走，泡在公司，是日本曾经十分推崇的一种企业文化。以至于日本人在解释“过劳死”一词时不无自嘲地写道：“在外国人眼里，过劳死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社会主义时代苏联，还可以用提倡“义务劳动”的社会道德解释，但在日本为何如此盛行，不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难道日本的职工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深入了解日本社会，就会发现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毫无道理。传统的日本社会，是一个两性完全分工的社会，女性全身心负责家庭，而男性全身心挣钱工作。与世界大多数民族把工作与生活分开不同，日本传统的男性眼里没有“生活”的空间，最多是休息一下——为了更好地工作而已。“工作，拼命地工作”（“頑張れ，頑張れ！”）就是充斥他整个生命的唯一旋律，在这种观念下，日本塑造出了无数工作狂，成为日本男人的典型形象。这种典型的日本男人，对于工作以外的事情既钝感又没有兴趣，活脱脱一个肉体机器人。把他放在迪斯尼乐园他都不知道应该怎样玩，即便教会他游艺的项目，也会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他玩的时候分秒必争，如同在完成任务，这样休闲的日本人，可并不是罕见的。这样的人让他按时下班，他反而不知道如何是好，或许只有加班，在不断的工作中，才能让他感到安全和生命的存在吧。经常有人写文章说日本的娱乐业变态过分，或者某些日本人举止怪诞不合常理，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些发生问题的日本人从来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什么样子的概念，所以很容易出格吧。
　　但，这还不是主动“过劳”的极致，真正极致的过劳一族是醉心于干活而不能自拔。和我一个公司的一位上野先生算是让我领教了这种日本*加班族的风范。上野先生四十多岁了，已经谢顶却还是孤身一人，每天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往往开着会忽然说一句——我要出去5分钟，洗衣房要关门了，我得把衣服取回来。人也极有绅士风度，和女秘书一起去客户那里，他会主动替人家提包——这在中国并不希奇，而在日本这样的男权社会堪称罕见。
　　这样绅士的人怎么会没有太太？稍有疑惑的人只要和这位工作一个星期就可以理解了——此人每天8点钟进办公室，一直干到晚上10点半，哪怕是叫个外卖便当也不肯离开电脑屏幕前片刻。他哪儿有时间去谈恋爱啊。不是没有人想过给他介绍女友，比如公司很欣赏他的一位大老板就透露过这种意思，（那是，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哪个老板有这样的手下不喜欢？）走来看看他在电脑前面一副如痴如醉的样子，最后还是舔舔嘴唇摇摇头算了——这人心里明摆着放不下别的了。
　　有一天因为项目原因，我和上野加班到半夜11点钟。互相告别之后萨最想的就是赶紧吃点儿东西（晚饭还没吃呢），然后回家洗个热水澡美美睡一觉，看上野的样子也有些摇摇晃晃，萨不无恶意地想——你也有撑不住的时候啊。
　　在附近一家快餐店饱餐一顿，准备到大街上叫一辆出租车，却看到路边停了一辆蓝鸟，里面放出沉沉的爵士乐来，忍不住叹息一声——人生不平等，如我等加班半死的也有，如这样享受生活的也有啊。
　　等走到车前，却让萨差点儿掉了下巴——原来，坐在车里的，竟是上野，惬意地靠在座椅上听着音乐，前车台上放了一杯咖啡，手里——拿着一大厚本项目计划书，看得两眼放贼光……
　　玩到上野这个水平，“过劳”已经不能形容他的境界了，日本人发明了另外一个词形容他们这种人，叫做——“仕事中毒”。
　　仕事，在日文中是“工作”的意思，“中毒”呢，我就不用解释了吧。
　　（2007…05…2816：52：58）
　　

老同学眼里的麻生太郎（1）
“六十多岁的人了，还又养猫又养狗的，你说该怎么评价他呢？”伊藤老先生回答我应该怎样评价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其人这个问题时，第一句话就把我逗笑了，他同时还作了个手势，表示麻生家的猫狗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群结队。
　　养成群结队的猫和狗，麻生太郎的爱好确实有点另类，不好评价。
　　谈起日本右翼曾经的政治领袖来，麻生是与石原慎太郎相提并论的风头人物。这位麻生太郎屡屡狮子大张口，开口“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内政，别国无权干涉”，闭口“日本在台湾统治期间颇多德政”，“失言”不断，连中国大使王毅这样沉稳的人物都出面抗议，要他管住自己的嘴。
　　听到麻生的名字就反感的中国人不在少数，但是，这样一个异常活跃的人物，其生活中真实的形象是怎样的呢？却是很少有人了解的。所以，当听到伊藤英雄先生（化名）无意中说起自己是麻生太郎的中学同学，就忍不住向他作进一步的了解。
　　伊藤英雄先生也是日本政界中人物，曾随同池田大作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访问中国，他有自己的一个企业需要经营，在政治上就少了些进取心，所以职位一直不高，现在只在一个市里作议员而已。不过此人生性诙谐，说起此事来并不避讳，讲自己搬到了自古商人众多而富庶的关西来住，于是被传染不思进取，若是留在福冈，闹不好也当上大臣了，那边穷，只好拼命去当政治家。
　　从政治立场上说，他所在的创价学会力主对华友好，这一点上与*的麻生太郎相左，双方经常针锋相对。可因为都是福冈人，还是同学，他又对麻生个人颇多支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让家里人投他的票呢，都投了二十年了。内子的一个亲戚在他手下任职，多受照顾，感觉伊藤先生有意拉他做助手。这样我们有机会认识。发现我是中国人，伊藤先生感觉甚是亲切，曾拿出1970年代在北京看京剧的照片来给我看。
　　伊藤先生透露出和麻生是同学，说无意也未必真的无意。当时是在一个社交活动上，到吃自助餐的时候，旁边的电视正好出现麻生太郎在国会演讲的镜头，萨看了不由一笑——为什么笑呢？这日本右翼人物的形象实在百里挑一——石原慎太郎是不断地眨巴眼睛，这位麻生呢？居然嘴是歪的，而且越激动越严肃就越歪得厉害，一时让我想起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来——“经都是好的，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笑完之后，还忍不住学了一下麻生的形象，一抬头，见到伊藤先生正站在对面，看看我，又看看电视里的麻生。
　　不管怎样，笑话对方一国的首相，总有些失礼，萨一时有点尴尬。不料老先生走上前来，却一手遮住了麻生的下半张脸，问我：“看到什么？”
　　“噢，不仅是嘴巴，眉毛居然也是一高一低呢。”萨恍然大悟，索性也就实话实说。
　　“而且脑袋还老往一边歪，很少正着的时候。”伊藤先生笑着补充。
　　“怎么回事？天生的缺陷么？”萨得寸进尺地追问一步，暗中纳闷——你说日本也一亿多人呢，挑不出高仓健还挑不出木村拓哉么？怎么选了这样一个“歪瓜裂枣型”的首相？首相可是一国的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