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的骗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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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百五十？三百？数量上会有问题吗？”
　　“问题？有什么问题？毫无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
　　他把我带到仓库后面遮住窗户的保险库。一扇钢门上链条呀锁呀插销呀各就其位。他掏出一串钥匙，至少用上五把不同的钥匙才打开了钢门的锁。他拉了一下悬在半空一个灯泡的链绳，保险库被照亮了。这里有小型的体育馆那么大，而且整洁得令人难以置信。俯视街面的窗户都关死了，并遮得严严实实。在老式木制货架—人们称之为“欧式货架”上，堆放着群山一般的纸张。各种类型的纸张，其中大多数是Arches型、Rives型和Jap·n型。我知道Arches型是法国制造的纸张，它呈温和的白色，具有平滑的表面，上面还有隐形的点状图案，非常适合于复制艺术品。跟Arches型一样，Rives型也是法国制造的，这种绒面纸张含100％的棉，最适合用于平版印刷乃至炭笔素描；每张纸上都有厂家水印凹凸标准印章。Jap·n型（法文的“日本”），是一种薄薄的、半透明、缎子结构的宣纸。据说这种纸能在一百年间崭新如初。质量上乘，至少纸张是上等货。

达利的骗局　二（3）
“它们在那儿呢。我的达利作品，”哈蒙说，“有30万件。足够满足你了吧？”
　　“它，它们是什么？”
　　“印刷品，”哈蒙说，“是用老式机器印制的艺术印刷品，上面都有亲笔签名。
　　每一版限印900张，其中20张有艺术家的证明书。尽管从理论上说你可以无休止地印制这样的东西，但印版已经磨损了—　坏掉了，因此画面不能再印了。虽说它们是批量印制的—要知道印刷品在19世纪就如同今天的录像带，但每个画面都忠实于原作，都是与如今挂在一流博物馆的达利真迹很接近的复制品。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的美术画廊以每幅4000美元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美国的内外科大夫和牙医。想一想吧。”
　　我拿出放大镜，近距离仔细察看这个用纸张堆起来的喜马拉雅山。
　　它们不是原作，无法乱真。这些所谓的印刷品并不像旧时代绘制在石灰岩上和手工复制在印版上的那种东西。它们实在是工业化、商业性的彩色印刷品，很一般的四色复制品。这种东西可以印上几百万张。
　　对于艺术品购买者，在仿真印刷品和四色复制品之间并非仅仅存在词义学上的区别。前者也许具有实在的价值。暂且不论艺术家的才华如何，反正后者总是没什么价值可言的。我并不擅长数学，但也很快作了一次计算。“30万张印刷品乘以每张的价格4000美元。整笔生意的总额超过10亿美元！”我说着挠了挠头。这是一笔令人头晕目眩的钱数。
　　“不错，现在多拿出点现款给我看看吧。”哈蒙平静地说。
　　“我就不能去买假冒的达利印刷品？”
　　“假冒的达利印刷品？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的。每一件达利印刷品都有我亲笔签署的鉴定证明，还有达利的业务经理穆尔上尉的签名或者达利本人的签名。有了这样的鉴定证明，连最水的达利印刷品也能成为达利的真迹。”
　　“我要200件。”
　　“只要200件？”哈蒙显得很失望，“像个男人吧，要2000件吧。”　他说。
　　我叹了口气，“那么，好吧。”
　　“干得好，”哈蒙说，“你知道你来对了地方。我是欧洲唯一正式的达利印刷品经纪人，代表我的公司—文艺和技术公司。我获得了　50多幅达利最具超现实主义特征画面的全球复制权。我的同事是达利的密友。他自己与达利连署我所有的生意合同。他不仅是达利的密友，还碰巧是加拉的情人。你知道加拉是达利的妻子吗？作为达利正式承认的经纪人，就那些限量版而言，我把自己看做是达利在全球的代理人。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甚至达利的祖国西班牙的艺术商人，凡想要达利亲笔签名的印刷真品，都得来敲我的门。难道这生意还不够大吗？”
　　我转动着眼珠。“达利现在已经70岁了，”我说，“等他老得不能再在你的印刷品上签名了，那事情又会怎样呢？”
　　哈蒙耸耸肩。“没关系的，”他说，“我跟达利的合同规定他可以用带有他拇指印的印章来作真迹鉴定，这个印章复制在每幅印刷品的右下角底端。按照这些合同，这个拇指印章等同于他的签名。你知道，我必须脑筋活络地在艺术品买卖中生存下去。几年前，我只卖冰箱和洗衣机。现在我也卖达利作品。你说说真心话吧，一幅达利的作品与一台洗衣机有什么不同吗？没什么不同。生意就是生意，交易就是交易。现在该多给我一些钱了。跟你说话得费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没有金钱，就没有买卖。”

达利的骗局　二（4）
我想我是个幸运的人。我感到庆幸是因为我的客户不只是购买艺术品，他们是投资者。他们不会知道一幅达利作品与一台洗衣机之间其实没有不同。
　　我没有讨价还价。我赶紧付给哈蒙钱，我们握手成交。
　　我迈着轻快的步子，沿着欧式货架一路走去，查看和选择货架上面的印刷品。每幅印刷品都呈现一个达利超现实主义的经典画面：弯曲的钟表、燃烧的长颈鹿、腿特别长的马和大象—它们腿细如蜘蛛，活像长了蚊子的腿。虽说有些色彩暗淡了，当然不像油画原作那么鲜亮，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达利那些闻名世界、印在每一本有关他的艺术图书上的杰作：《性吸引的幽灵》《加拉肖像》《醒前一秒钟，石榴树周围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伟大的自慰者》《天鹅和倒影中的大象》《记忆的永恒》和绝妙的《安东尼的诱惑》。我完全被这里摆放的印刷品的数量所征服（想象其总数达30万件），还有就是受超现实主义画面独特的想象力的影响，竟没有去注意最关键的地方—　那可是我首先就应该想到去注意的。
　　“啊，上帝呀！”我喊道。
　　“怎么回事？”
　　“这些印刷品！它们没有签名！”
　　“事情，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哈蒙结结巴巴地说。他那满月的脸肿胀得就像气球。他扯扯自己的衣领，又松松自己的领带。“我请求你……请你……明天再来吧。”
　　“我干吗要再来呢？”
　　“达利此时在巴黎，去看精神病医生了。”
　　“达利的精神病医生跟我的印刷品有什么关系？”
　　“他住在莫里斯旅馆，108号房间，皇家套间。你的印刷品，我答应你，明天让他都签上名。”
　　这是一次稀奇古怪、莫名其妙的经历。我想亲自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走到面对网球场美术馆和一片栗树的莫里斯旅馆那一边。旅馆的冬季花园里到处开放着异域的花朵，花园上面是一个极漂亮的新艺术风格的玻璃屋顶。该旅馆有7个楼层，总共121个房间，这里的装饰让人联想到路易十六时代的风格。在主门廊里，一个模样挺像贝多芬的人在以缓慢而忧郁的调子弹奏着钢琴。
　　此时我已经听够了也读够了有关达利作品市场上伪造印刷品泛滥成灾的离奇传说。也有传说称达利天一破晓就起床，朝他的腋窝喷科隆香水，把淡紫色的薰衣草藏在每个耳朵的后面，他要用浓烈的花香压住他不断放屁的恶臭。坐在马桶上时，他还要在手指间用力挤压花茎。花茎滴下的液体很像精液。我读过他杂乱无章的自传，我知道达利喜欢奢侈品，但我不敢肯定我的投资者客户怀有同样的趣味。尽管莫里斯旅馆自诩拥有一批面积超大的大理石浴室，但达利根本不在那里梳洗，从不洗淋浴或盆浴。他的最大虚荣表现在他那举世闻名的胡子上。为了保持胡子的清洁齐整，达利每天早晨用一种蜂蜡、蜂蜜、大黄汁和匈牙利润发油的混合液来揉搓胡子。然后他就坐在白石砌的阳台上用一顿量很少的早餐，吃的是连内脏和羽毛一起烤的鹌鹑。他先祝福桌上的食物，接着捏住鸟嘴把鹌鹑提起来，整个将它们吞咽下去。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传闻似乎对达利的名望并无损害。我的客户们好像也毫不在意。也许他们不读报纸。
　　传说达利一连数小时在还未印刷的纸张上签名，不到半天就净赚成千上万美元，都是现款，整整齐齐、平平展展的美钞；而他的业务经理穆尔上尉则将数以千计的铅笔从中间折断，把两头都削尖了。加拉坐在达利旁边，给他轻轻擦脸，往他嘴里喂白葡萄，地板上铺满了签过名的印刷品。达利汗流满面。他已变成了一个造钱工厂，而且还没个够。不可能有够的时候。达利艺术市场日趋升温，达利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了。

达利的骗局　二（5）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也许只是有人在信口雌黄？
　　顺便提一句，人们也对我说过，达利对着音乐放屁。
　　我在这家旅馆挺不走运。莫里斯旅馆的夜间守门人已有至少三个月没见到达利了。这个时候，某国的王室首脑占据了达利那套位于二层的豪华公寓。
　　第二天，我回到了吉尔伯特·哈蒙的仓库。我买下的印刷品都书写上了达利硕大显眼、华而不实的商标式签名。总共2000件。什么都不要问。人们说艺术世界如同女人的爱情生活。只是听，只是看，不要说惹人不快的话。两个星期内，我就以每个客户以百张计的量卖掉了所有的印刷品，创造了300％的净利润。这不再是初入门者的撞大运了。我很快就变成了欧洲的达利专家—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狂热爱好者。保险公司越来越信赖我的专业知识了。为了搜寻更多的达利作品，不管是大的、小的、便宜的还是昂贵的，只要上面签有达利的名字就行；我跳上飞机蹦上火车，纵横跨越欧洲大陆，旅行起来活像个疯子。
　　达利每次到巴黎的时候确实都住在五星级莫里斯旅馆。不过此时我口袋里也是塞满了现金，只要人在巴黎就都在超级豪华的乔治五世旅馆租一个套间，房间里到处是锦缎和镀金的装饰。这个旅馆在第八区，离香榭丽舍大道仅几步之遥。我租的套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可以俯瞰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还可以看到艾菲尔铁塔。
　　旅馆对面当时是（现在还是）闻名世界的巴黎疯马歌舞酒吧，以舞女登台表演美国式脱衣舞而出名，这些舞女嚣张地取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字，诸如糖果国会、香子兰香蕉、梅尔巴降落伞和乐娃摩尔。要是你慢慢念“乐娃摩尔”这个名字，马上就领会其中奥妙了，听起来就像L·ve（爱）加上Am·ur（偷情）。
　　我去看下午场次的表演，意外地坐在了这家歌舞酒吧业主阿兰·　伯纳丁旁边。夜幕降临后，我们三个—伯纳丁、乐娃摩尔和我自己，去外面吃一顿比一般晚餐时间要晚的勃艮第酒炖肉晚餐，听起来确实很有巴黎味道，但只不过是将大块的牛肉、洋葱、大蒜放在干红葡萄酒里炖，最好是用勃艮第酒或罗讷河岸的酒。
　　“告诉我，斯坦，你靠什么谋生？”阿兰·伯纳丁问。
　　“我是个艺术品商人。”我回答。
　　“真的吗？艺术品商人？”
　　“是的。这么说吧，我是艺术顾问和投资经纪人。此前我在巴黎这个地方向吉尔伯特·哈蒙买了两千张达利作品的印刷品，你认识哈蒙吗？”
　　“我对掮客不感兴趣。”伯纳丁说。
　　“哈蒙不是掮客，”我说，“他拥有50多个达利作品画面的全球复制权。”
　　“这恰恰说明了他是怎么当掮客的。”伯纳丁说。
　　乐娃摩尔看着他。“我们家里有几幅达利的原作，”她说，“是绘画作品，画布油画。是从我们的好友约翰·彼得·穆尔—穆尔上尉那里搞来的。他是达利的业务经理和私人秘书。”
　　“忘掉那个掮客吧。你应该直接跟穆尔上尉谈谈。”伯纳丁对我说，“一个你可以跟他做生意的人。”
　　“穆尔上尉？”我问，“他所做的不就是给达利削尖铅笔吗？”
　　“而用他削的铅笔在印刷品上签名，每一张他都一律得到10％的佣金。”乐娃摩尔回答。
　　此时我才知道自己对穆尔上尉的情况所知甚少。他于1919年出生于伦敦。他自称在二次大战中当过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战后他成为英国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科达的私人秘书。敌视科达的人认定科达是用国际电影制片人身份作掩护的间谍。穆尔上尉是在罗马认识达利的，他将购买劳伦斯·奥利弗肖像的钱款送到画家手里。科达委托画家绘制了这幅画。从此穆尔上尉开始为萨尔瓦多·达利跑腿，进而当上了画家的业务经理和私人秘书。

达利的骗局　二（6）
“达利用西班牙语给他取了个外号，字面的意思就是‘金钱上尉’。”乐娃摩尔说。
　　“我会给穆尔上尉打电话，”伯纳丁说，“明天一大早就给他打。”
　　别忘了，我们身处70年代末，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
　　“达利有时来巴黎疯马酒吧看看吗？”
　　伯纳丁大笑道：“达利在巴黎的时候，他去亚瑟夫人的法兰西趣屋，那里乐队里的男孩可是独具风采。还有就是一班穿女人服装的清一色男歌手。他也喜欢去看多莉·凡·多尔，一个西班牙双性人。”
　　第二天我去了穆尔上尉艺术风格装饰的豪宅。尽管我可以走路前去，但还是乘了出租车。穆尔上尉的豪宅位于优雅的第十六区，在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这个区域里的隆尚林荫道上。我盛装出行，穿上银行家的标准服装：条纹衬衫、时髦领带、定做的套装、皮带和绒面革皮鞋。这是第一次我没往口袋里装现金。以前真是太危险了。现在我把钱缝进衬衫、内衣、裤腿，塞进我的袜子里。
　　我期待出现一个高大魁梧、军人举止的上尉。可他却又矮又瘦，
　　头发烫成波浪型，留着大卫·尼文式的胡子。达利的业务经理外表整洁，礼貌周全，表现出老式的良好举止。他有一张长脸（未免拉得太长了）、晒黑的肤色和故作浑厚的嗓音。由于他穿着灰色的“加莱王子”牌套装，上面有人字形图案，我想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仿效温莎公爵。或者说他是大卫·尼文缩小后的模样。相互介绍完毕，穆尔上尉打开四四方方大档案柜的一个抽屉，拿出成百支圆珠笔聚合成的一堆东西给我看，上面长出黄黄的石笋，看上去倒是栩栩如生。
　　“这是什么东西呀？”我问。
　　“达利的尿尿笔，”穆尔上尉大笑着说，“达利从旅馆房间偷走了这些笔，把它们都扔进一个抽屉里。有兴致的时候，他就打开抽屉朝这些笔撒尿。他尿液里的矿物质氧化了金属，那些免费的笔就长出了这些奇异的石笋。这东西不是很美丽吗？”
　　我听得目瞪口呆。“达利怎么啦？”我问。
　　穆尔上尉耸了耸肩。“达利就是达利嘛。”他说。
　　“你不喜欢他？”
　　“他是我老板。我不是非喜欢他不可的。”
　　“达利现在在巴黎吗？”
　　“现在？一年里的这个时候？不，不可能的。达利这个时候在纽约。冬天里他总待在纽约。”
　　“要是达利在纽约，”我说，“那我就怀疑我从吉尔伯特·哈蒙手里买的印刷品上的签名了。”
　　穆尔上尉笑了。“去问哈蒙吧，”他说着打开了一瓶香槟酒。
　　“我想买一些达利的原作。”
　　“素描吗？”
　　“干吗不呢？”
　　“你身上带着现金吗？”
　　“当然，我带了现金。”
　　“美元吗？”
　　“不是，瑞士法郎。”
　　“给我看看。”
　　“我能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