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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自珍的风雨人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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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首 语
江 南 柳 【宋·张先】
隋堤远，波急路尘轻。今古柳桥多送别，见人分袂亦愁生。何况自关情。 斜照后，新月上西城。城上楼高重倚望，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
先驱者的探索是多么艰难，客观上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主观上各自带着理论与实践的局限。他们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提到这些并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他们的前面是没有前人涉足过的险山恶水。在历史没有作出答案以前，一切事物都隐在云雾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是绝对的好，也很难说攀上悬崖就绝对的坏！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复时出现柳暗花明。在危急和闭塞的条件下，不允许你从容地思考。革命理论水准的提高与实践经验的丰富都需要时间，乃至沉痛的代价。
人生，总是“觉今是而昨非”。
关于贺自珍
她是井冈山上第一位女战士，表面上是一位“弱不禁风的少妇”，骨子里却仍旧是那个“反抗的火焰从未消灭的”的“女司令”。
她的叛逆和美貌浑然一体。如果不是与毛泽东的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感情，这个敢爱敢恨的“好姑娘”也许只是长征途中一名默默无闻的女战士。
28岁那年，她负气离开延安，毛泽东动情地对她了那么多挽留的话，可是年轻气盛的她还是固执地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了回头的机会；这一走，竟是九年生死两茫茫；这一走，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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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她的名字
上学以后，贺自珍给自己取了个学名：自珍，取善自珍重的意思。她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曾经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贺自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曾碧漪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被沿用下来。但贺自珍自己在签名时始终用的是“自珍”。毛泽东给她的书信，也称她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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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书
本书的主要事实是贺自珍本人提供的。她的叙述难免带有个人主观的色彩，难免有记忆错误之处。特别是，当她的精神由于过度的重负，过度的压抑而罹患了神经症，因而她的叙述某些地方反映了她的猜疑，有一些记述与事实不尽相符。为此，在随后的岁月中，我又拜访了一些曾与贺自珍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老革命家曾志、刘英、蹇先任、彭儒、水静等，听到她们对贺自珍的了解、介绍与评价，她们提供了很多有关贺自珍的珍贵资料。在毛泽东身边长期工作过的汪东兴，他的介绍更具有权威性，他的几次谈话都使我对贺自珍与毛泽东、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担任过1948—1951年毛泽东警卫班班长的武象庭，毛泽东的大秘书叶子龙的夫人蒋英，林伯渠的女儿林利都热情地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材料。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她的丈夫王景清，也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的贺自珍的女儿李敏，她常常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心脏衰弱，整天整夜地同我谈她的母亲贺自珍与她的父亲毛泽东的故事，这些充满了生活情趣的材料，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在采访中，还得到了贺自珍的女婿孔令华、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的大力支持，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贺自珍的材料，还提供了许多可作进一步探访的线索。贺自珍的侄女贺小平，外甥女贺海峰也给予了热情的相助。有了他们的鼎力支持，本书才能基本上反映了贺自珍的一生。
关于本书作者
曾经是《新时期》杂志社的记者，1979年，在贺自珍与外界隔别多年之后，王行娟第一批访问了她，并与她结成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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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贺自珍（1）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这三个人是：缪云台、王光美、贺自珍。在刊登这条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有关他们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张轮椅上，慈祥地同身边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这位老人就是贺自珍。
简短的消息，不大的照片，却像一声惊雷，震撼着国内外人们的心，引起了万众的瞩目，许多人奔走相告：贺自珍出来了！
几十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件，从遥远的新疆、青海，从南海之滨的福建、广东，从她战斗过的井冈山、宁冈，从她的家乡江西永新，飞到了贺自珍的身边。有人觉得，鸿雁传书的速度太慢，无法迅速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特地拍来了电报。写信的人中，有她过去的亲朋故旧，有曾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有素昧平生的年青一代，还有远在海外的侨胞……
人们所以如此关注贺自珍，因为她曾经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名字，她的活动，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我们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抗日战争初期先后访问过延安的一些外国友人，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原来的夫人韦尔斯，在他们的名著《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中，通过他们的笔，曾经星星点点地介绍过她。在国民党的一些报刊书籍上，也多次发表过有关她的消息、小史，并对她的身世和经历，进行了种种的猜测或歪曲的报道。1938年后，贺自珍突然从革命的舞台上，从毛泽东的身边消失了，江青取代了她的位置。流言蜚语和各种责难，无情地倾泻在她的头上。这样整整过去了40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的名字又奇迹般地出现了，这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喜和注目呢？
当时，我作为《新时期》杂志社的记者，在她与外界隔别多年之后，第一批访问了她。
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我们初次见面了。雪白的病床上，雪白的被单下，半卧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身雪白的病号服，映着一张雪白的脸，显得那么洁静、凝重。我走近她的病床，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向她问好。从近处看，贺自珍虽然年近古稀，缠绵病榻，却仍然容貌端庄，风度不凡。清瘦的瓜子脸上，看不到多少老年斑，皮肤还像年轻人那么白净、光滑，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眉毛又黑又浓又弯。唯有那一双秀丽的双目，写下她在人世间所饱经的沧桑和苦楚。她的眼神是复杂的，有怀念，有痛苦，有哀伤，时而现出安详的神态，时而又闪过一丝希望的火花。当她的眼睛对着你，对你的来临表示欢迎的时候，那里面放射出热情、诚挚、愉快的神采；但是，她眼睛下面的一圈黑晕，却又告诉你她正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端正的鼻子下，是一张丰满的嘴唇。当它紧紧闭着的时候，显出刚毅、坚强的性格。
开始的时候，她还不能冷静地回忆过去。当我把经过侧面采访，已经写好的一篇有关她的短稿读给她听的时候，她的情绪立时波动起来。也许是往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她的眼圈红了，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发现自己过于激动，就紧闭住嘴唇，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下来。这时，她的眼睛里，又表露出顽强甚至是倔强的神色。这又使我看到了，在这位老人身上，不仅有忧伤、柔弱的一面，还有刚强、执著、烈火一样的性格。当我以后更深入地了解她的时候，初次相见留下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我想，这恐怕是她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能够生活下来的原因吧！
我们相识后，在我的企盼下，她给我讲述了她的往事。她那执著的追求，善良、热情、大度的品性，以及她那坎坷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萌生起要为贺自珍立传的想法。怀着对革命长辈的崇敬心情，我经常来到她的病榻旁，断断续续地听她讲述她的过去。我了解到，当她还是一个青年学生的时候，便在大革命的年代，毅然投身革命，是井冈山上第一位红军女战士。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十年，正是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经历的最困难、最复杂、最尖锐的革命阶段。她同毛泽东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亲眼看到了毛泽东经历的种种遭遇，亲眼看到了毛泽东怎样进行认真细致的工作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革命史料，对研究我党的历史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我决心把她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采访贺自珍（2）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自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全国解放三十多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大会堂，还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
贺自珍来到北京，住进了三○一医院高干病房，我同她接触就多起来。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我都来到她的病房，听她讲述她的过去。我发现，她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我都可以从党的历史中找到印证。
在她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她的情绪是愉快的。虽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工作室，曾引起她的伤感，她恸哭过，但她毕竟用自己的双脚，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亲眼看到壮丽的天安门，对这点，她是很满意的。她的身体状况也比较好，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之间，除了谈她的过去以外，还常常谈现在。她向我提出许多的问题，要我这个当记者的回答。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四个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她都关心，她都想知道。对我的回答，她有赞同的，也有不以为然的。虽有年龄、时代的差异，但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
1981年，贺自珍决定回上海。那天，康克清、曾志来到病房，陪贺自珍一起下楼。贺自珍睡在担架上。在走向汽车的路上，她看见了我，笑了笑，说：
“你也来了。好久没见你了，你好吗？”
“我很好，谢谢。”我跟着担架往汽车走去。
“我回上海去了。”她对我说。
“祝您一路平安。我到上海去看望您。”
她点了点头。
我跟着送行的老大姐们一同来到机场。宋任穷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欢送她了。
1981年的11月，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专程到上海去看望她。为了打通进入她病房的路，我打了个报告送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提出要收集贺自珍生平事迹的要求，希望给予方便。冯文彬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在不影响贺自珍身体的情况下，请上海市市委予以安排。
但是，我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月，也只见到她有数的几次。原因还是她身体不适，医生认为不宜见客。我到上海时，她正患感冒。我们这一次见面，她可能太兴奋，讲话太多，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可把医生吓坏了。于是，我好不容易从中央到上海市市委打通的路，又堵塞了。
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照了几张彩色照，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成了我最珍贵的纪念品。我返回北京前，曾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
“你写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这本写她经历的小册子。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
我同贺自珍一样，希望这部书能早日出版。但是，我不愿意为了能出版，而对书稿作重大的修改。贺自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女战士，如果不是她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曾经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十年——她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要写贺自珍，就不能离开她的家庭，离开毛泽东和他对贺自珍的影响。我始终认为，贺自珍是位杰出的女性，也是个普通的人，正如同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领袖，同时也是个普通的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和喜怒哀乐。他们有很多优点和过人之处，同时也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他们是在革命的实践中，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不断地丰富了自己的认识，从而提高了革命才能的。他们从来不是神，也不应该把他们写成神。只有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如实地反映他们的战斗历程，既不歪曲，也不美化，才能写好这部革命前辈的传记。也正因为抱着这个态度，书稿中有的地方牵涉到我们十分崇敬的周恩来、朱德、陈毅以及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某些错误，我没有回避，如实地记录下来了。
采访贺自珍（3）
这就是我和贺自珍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和所谈到的问题。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加以改变的。
1984年4月25日零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赶忙起床去接电话。
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我是北京市电报局，我们刚收到一份打给你的电报，电报是打到北京出版社的。我们想，这时把电报送到单位，你肯定不在，所以用电话通知你了。”
“真是太谢谢了。电报是哪儿打来的？”
“是从上海发来的一份讣告。我念给你听：‘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自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终年75岁。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简办丧事的精神，定于4月25日上午lO时，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84年4月24日。’全文就是这样。”
“啊！贺自珍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我心乱如麻，我拿着电话听筒，好一阵子只说出这样一句话。
电报局的同志又说话了：
“你要赶到上海去参加告别仪式，恐怕是不行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个电报去，表示你的慰问。”
“真是太谢谢了！”这个建议真是太及时了。
我挂上电话，马上穿衣服，步行来到北京站的电报局。电报局的大门也关了，只留了一个收电报的小窗口。我敲开了窗口，写了这样一份电文：
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惊悉贺自珍同志病逝，谨向她的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请节哀。 王行娟
收电报的是一位姑娘。她看了看电文，抬起眼睛，看着我，问：“贺自珍是你什么人？”
“同志。”
我想了想，只能这样回答。在革命队伍里，不兴讲辈分，如果讲辈分，我应该是她的儿女辈了。在认识贺自珍以后，我有时跟着她的女儿叫她妈妈，有时又跟着她的侄女儿、外甥女儿贺小平、贺海峰叫她姨妈。但我同贺自珍没有亲缘关系，只能称同志。我对贺自珍，的确怀着儿女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当我深入到她的思想深处，我就越加敬重她的为人，同情她的不幸。我常常恨我这支笔，不能充分地表达出贺自珍的思想感情。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常常受到深深的感动的，有的章节，我是按照她的叙述，流着眼泪写出来的。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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