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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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这些领域进军中，他们遇到了两大劲敌，即控制军队的黄埔系和控制政权的政学系。
　　黄埔系崛起最早，而且都是蒋介石的门生弟子，再加上蒋介石对军队控制很严，历来是不肯让别人染指的。
　　对此，二陈内心十分清楚，当然不敢与其争锋。
　　而政学系就不同了，它崛起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之后，而且，如陈立夫所说：“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精卫，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
　　”虽然政学系发展迅速，成为蒋介石维护自己统治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政治“铁三角”之一，但在蒋的心目中，政学系不仅不能与黄埔系比肩，也不能与CC系并论，充其量是蒋介石雇佣的门卫、管家之类，所以当时就有人私下称政学系头面人物张群为“张总管”、杨永泰为“杨管家”。
　　正因为如此，二陈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政学系。
　　当时的二陈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再加在与各派系斗争中，攻必克、战必取，这就使得二陈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过低估计政学系力量。
　　首先，二陈过去的胜利是在蒋的支持下取得的，而现在，二陈势力不断膨胀，对于“天下姓蒋党姓陈”的状况，蒋介石不得不有所警惕。
　　尽管政学系不是他的嫡系，但蒋必须利用政学系，使黄埔系、CC系和政学系互相制约，自己的权力才能成为一股凌驾于三种力量之上的平衡力量。
　　这一点，二陈没有看到。
　　其次，政学系虽没有组织，也无基层力量，但其头面人物都是政坛强人，其在###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决不在二陈之下。
　　如杨永泰，早年接受严格的旧学训练，后又接受西方教育，民国后参加国民党，开始在旧官场中钻营谋略，升降浮沉，掌握多种应变办法和官场门道，在老“政学会”中，杨永泰就是重要一员。
　　民国以后一段时期，杨永泰与张群、李根源等投靠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等。
　　后来，桂系失败，杨永泰逃回上海，蛰居沪上，时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北伐时，杨永泰看到蒋介石势力强大，便与张群一起投奔蒋，仅取得总参议一职。
　　但杨很会钻营，讨蒋喜欢，正如陈立夫所说：“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试探蒋先生的意思。
　　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
　　”正因为如此，杨永泰才得以步步高升。
　　1933年，他以一份《政治剿共万言书》获蒋介石称赞，连升数级，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南昌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一时，“天下谁人不说杨”。
　　在此期间，杨永泰、张群、李根源、熊式辉等人也抱成一团，形成新政学系。
　　对于新政学系头面人物政治上的老辣、深沉，二陈也估计不足。
　　二陈通过种种手段，派出大批CC系统人员，打入政府部门，渗透于政府各个部门，但都是做小官，做不到省主席这一职，这使二陈十分伤脑筋。
　　同时，在杨永泰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陈果夫、陈立夫如要到南昌见蒋介石一面，或者有密件呈蒋，还得杨永泰安排或转呈，这使二陈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不久，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剿共期间，一切服从“剿匪”大计，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是剿共前线，一切由当地军政大员统帅。
　　于是，蒋介石下令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部主任委员全部换上军政人员担任。
　　这样一来，湖北省的党部主任便由张群担任，江西省党部主任便由熊式辉担任，安徽党部主任委员由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兼任，河南党部主任则由省政府主席刘峙兼任，而吴忠信畏惧政学系，刘峙则与政学系骨干熊式辉关系深厚，实际上，这四省的党部成了政学系的天下。
　　二陈一下子失去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务大权，心中更是充满了对政学系的深仇大恨，二陈便开始了对政学系的反击。
　　本来，政学系是没有组织，也没有“政学系”这一名称的。
　　二陈在分析调查杨永泰一伙人时，发现他们大多出身旧政学会，陈果夫便将杨永泰一伙人取名为“新政学系”。
　　恰好这时，蒋介石突然下令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陈果夫、陈立夫即向蒋告发杨永泰一伙人搞小组织，成立“新政学系”，破坏党的团结。
　　这一着果然灵验，因政学系过去名声就不好，现二陈一揭发，揭了杨永泰等人的老底，给其重重一棒，当然也引起了蒋介石对杨永泰等人的警惕。
　　

捣“政学系”（2）
二陈的揭发引起了一些国民党###人物对杨永泰等的一致愤怒，他们纷纷出场，写文章，发表讲话，大骂杨永泰等人。
　　在此情况下，二陈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一场“护党运动”。
　　“护党运动”中，二陈广泛开展各种活动。
　　其一，指使CC派人物大肆宣传国民党###人物如邹鲁、张继、谢持等人的讲话，宣传当年政学系反对孙中山的罪行，要求将政学系人物从国民党中赶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其二，指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向中央常务委员会告状，揭发政学系在各地破坏党的纪律，摧毁基层组织的活动；其三，奔走于国民党###之间，请他们出面，向蒋求情，将国民党湖北、江西等四党部交回中央党部即二陈手中。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果然有些成效，蒋对杨永泰有些疏远，而且答应交出一省党部给二陈。
　　这一仗取得一定胜利后，二陈即把矛头指向政学系中另一巨头人物张群。
　　张群，四川华阳人，曾是蒋介石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
　　张群的绝招就是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一切顺从，而且不露阿谀的痕迹，这使他能与蒋保持亲密关系达70年之久。
　　1929年3月27日，张群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上海是二陈势力集中的地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CC派与政学系在上海时有冲突，二陈很早就想进行反击，但苦于抓不住把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很多对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由张群负责，而张参与蒋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怒了广大市民与学生，都大骂张群的这种亲日误国政策。
　　陈果夫抓住这一机会，指示CC派人物，策动一些学校学生、工厂工人、市民等举行一些游行、示威，使张群疲于应付，同时也让张群亲日面目为民众知晓。
　　然后，二陈抓住学生痛恨张群的过激情绪，又下了一着狠棋，二陈秘密指定由顾顺章实施。
　　一天夜里，8名爱国学生失踪，于是群情激愤，大批学生涌向市政府，要求张群放人。
　　张群即找来警察局长陈希，陈希却满是冤屈，说自己没有抓学生。
　　随后，张群又给特工总部驻上海特派员黄凯打电话，请求帮忙，黄凯冷冰冰地说帮不了忙，张群只好直接向蒋打电话求救。
　　此时，愤怒的学生拥进办公室，将张群团团包围，声称不放学生，决不撤出。
　　蒋介石接电话后，知道是二陈在捣鬼，即把陈立夫、徐恩曾找来，限令他们放人。
　　陈立夫即通知黄凯，让他放了学生，救出张群。
　　黄凯哭丧着脸说：“我没抓学生，如何能放？”陈立夫冷冷地说：“放学生你不管，你只管救人。
　　”黄凯接令后，不敢怠慢，即从租界捕房中学借来300学生，由特务率领、边喊口号边急行至市政府，说是来接替先期同学，硬是挤进市政府办公室，把张群救了出来，塞进预先准备的小车，往外开去。
　　等学生明白过来时，小车已无影无踪。
　　这时，顾顺章派人来告诉学生，所捕8名学生已放出，学生见已经放人，也就不再闹事，撤出市政府。
　　张群虽然被救出，但受此惊吓，胆子变得更小，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来，便于1932年1月，辞去了上海市市长职务，在与CC派争斗中败下阵来。
　　二陈在南面取得胜利后，在北面对政学系重要人物黄郛，也照此办理，踢了一脚。
　　黄郛到华北后，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二陈明知道黄郛是代蒋行事，但认为这是捣毁政学系的绝好机会，便利用鼎沸的民情，唆使其外围组织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给黄郛造成压力，同时指使一些CC派人物在党内攻击黄郛。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好明保黄郛，结果，黄郛内外交困，被迫辞去华北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在与政学系斗争中，CC派虽然接连取得胜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扳倒政学系，因为蒋介石要坚守平衡原则，不会让政学系太吃亏，也不会让CC派太占便宜，总的来说，“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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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黄埔系（1）
黄埔系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CC系自然不敢与其争锋，但在国民党的权力系统中，两个组织实力相当，为了争权夺利，必然会发生矛盾，出现争斗。
　　黄埔系发源于黄埔军校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是一个在蒋介石卵翼下的###反新三民主义的右派组织。
　　黄埔系以军人为主，以控制军队为主要目标。
　　本来，黄埔系为蒋介石办军，CC系为蒋介石为党，一文一武，相得益彰。
　　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确立与稳固，双方为在政权中多得一分利益而发生争斗，早期主要是CC系与复兴社的攻伐。
　　1932年，蒋介石从一本介绍墨索里尼的小册子中受到启发，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小组织。
　　于是他将陈立夫等党务亲信和贺衷寒等军务亲信召集起来开会，要大家想办法，改变被动局面，并暗示成立小组织。
　　结果，二陈心有灵犀一点通，回去后，很快成立了“青白团”、“同志会”等小组织；而贺衷寒等则行动迟缓，被蒋介石再一次找去痛骂了一顿，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挨了骂回来，贺衷寒等终于开窍，决定成立小组织，于是，商议成立“复兴社”，以黄埔学生为基本力量，贺衷寒起草了章程，康泽起草了纪律条例，推蒋介石为社长，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郑介民、邱开基等为中央干事，田载龙、萧育赞等为中央监事。
　　复兴社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其内部结构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外围即复兴社；第二层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第三层是核心层，是力行社。
　　进入核心层必须经蒋介石批准。
　　总之，复兴社是黄埔系的核心组织，是为巩固蒋介石政权效力的。
　　复兴社成立后，即与CC系发生矛盾，这两个派系，“CC举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利用军政力量，互相争权夺利，斗争日趋激烈”。
　　首先，黄埔系抓住机会，向党务部门渗透。
　　当政学系与CC派相争时，杨永泰曾向蒋建议为适应剿共，将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党务，由该地军政负责人掌握。
　　黄埔系趁此机会，让大量军人进入四省党部，并将CC派人员驱逐出去，同时将一些意志不坚定的CC派成员拉入复兴社。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或靠拢了复兴社，使得CC派元气大伤。
　　其次，明争暗抢，向文化系统渗透。
　　本来，按蒋介石的规定，党务、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为CC派的活动范围，军人系统的黄埔组织不得插手。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CC派准备成立“中国文化协会”，以操纵和控制文化界，这就引起黄埔系的不满，黄埔系自认为搞文化宣传不会在CC派之下，他们中的贺衷寒、刘健群、邓文仪，还是有一定文化理论素养的。
　　于是，复兴社壮着胆子与CC派争夺文化阵地，将“中国文化协会”这块牌子抢过来。
　　由复兴社主要成员黄少谷、刘炳黎在武汉创办的《扫荡报》受黄埔系之命，突然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抢先报道了由黄埔系主持的“中国文化协会”成立的消息和协会负责人的名单，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让CC派控制文化领域的计划转瞬间破灭，而黄埔系却兵不血刃，独占先机。
　　面对黄埔系咄咄逼人的攻势，二陈也不甘屈服，挺而反击。
　　二陈是文人，爱动脑筋、想计谋，谋划一番后，先找蒋介石告状，再找陈布雷帮忙。
　　蒋介石居中调停，还支持二陈继续在文化界活动。
　　陈布雷与二陈关系深厚，其加入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和陈果夫一起作的介绍人，因此也答应帮忙，当然只限于舆论和文字上。
　　二陈心中有了底，回来，由陈立夫召集张道藩、程天放、吴醒亚等“CC”骨干开会，决定文化协会还得办，但名称已被复兴社盗用，怎么办呢？这时，吴醒亚提出，加上“建设”两个字，就叫“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这一说，大家拍案叫好，于是按计划分头行动。
　　陈布雷对二陈鼎力帮助，他起草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宣言》、《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纲领》两份重要文件。
　　由于陈布雷的文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诱惑力。
　　三天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厦的大礼堂正式成立，陈立夫、张道藩等CC派骨干亲临大会。
　　第二天，向全国发布了消息。
　　这一战，只是为二陈挽回了一些面子，并没有止住复兴社进军文化领域的势头。
　　随后，“中国文化协会”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都向各地发展，双方争斗更加频繁。
　　党方和军方在文化界的争斗一般说来，吃亏的是党方，军方有蒋介石的坚强后盾，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再加上有武力作为前导，在这种攻势面前，党方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二陈为此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机会果然来了，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原因是航空署长徐培根贪污汽油巨款，故意纵火以烧毁罪证所致。
　　

斗黄埔系（2）
而黄埔系骨干邓文仪追查不力，受到蒋介石的训斥。
　　陈立夫抓住这一机会，添油加醋向蒋告状，说邓文仪不务正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工作方面。
　　陈布雷也在旁助威，说：“各方负责人要一心搞好自己的工作，在军言军，在党言党。
　　”蒋介石一听，觉得有理，当即下令，让复兴社马上解散中国文化协会。
　　CC派与黄埔系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胜利。
　　经过这一次失败后，黄埔系更加怨恨CC派，但怕蒋介石干预，便从明转到暗，从上层转到下层。
　　在各地方发展基层组织时，黄埔系与CC派互相挖墙脚，互相打击对方人员。
　　如河南大学教授张金鉴，本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属CC派，复兴社找上门来，逼其改换门庭，加入复兴社，张金鉴不愿意，结果被复兴社绑架。
　　再如在中央政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