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瘟疫报告-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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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和伊瓦格瑞尔斯的关于公元6世纪那场瘟疫的描述可谓触目惊心，足以激起对每一个遭殃者的无限同情。那么又有谁来同情罗马帝国和它的统治者呢？
公元6世纪中叶，拜占廷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野心勃勃地计划征服旧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包括它周围的剩余地区，还占领了西西里和西班牙很多地方。然而就在那时，公元542年，即查士丁尼当上皇帝15年的时候瘟疫爆发了。它冲出埃及，袭击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向西扩散到欧洲。59岁的皇帝查士丁尼也染上了瘟疫，当时，宫廷对于皇帝染上瘟疫的消息自然是守口如瓶，怕的是引起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恐慌。
虽然那时候的统治者们就已经知道封锁消息的方法稳定局势，但是整个宫廷首先恐慌起来，在那些大臣们看来，连至高无上的皇帝都染上了瘟疫，国家必然是死到临头。反过来说，即使宫廷多么镇静，也是无济于事的，正如约翰所记载的那样，“在一天当中，5000到7000人，甚至是多达12000人到l6000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君士坦丁堡人，从庶民到贵族，度过了痛苦不堪的三个月，入冬时病状变得更加致命并转成了传染性肺炎。当瘟疫消退，城中40％的居民已经死亡。
能让半数居民死亡的瘟疫，其后果决不仅仅是人口的消减，因瘟疫引起的的饥荒和内乱，粉碎了查士丁尼已经接近实现的野心，古罗马帝国从此衰败。
罗马的崩溃决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崩溃，罗马对欧洲文明影响的最终丧失，预示了一个以“黑暗时代”闻名的政治混乱与文化衰落时期的开始。大不列颠因为凯尔特人无力抵抗来自德国萨克逊人的入侵而改变了命运。在后一世纪的北美，###人“顺利征服如此多的土地，因为灾难已经在生理上、心理上和文化上击垮了它们”。这一切与罗马瘟疫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病疫决定了从广袤的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无数人的未来。　
　　　　　　　　　　　　　　　　　　
　世界的瘟疫
　许多历史学家，包括约翰和伊瓦格瑞尔斯，他们记载的是他们亲历或眼界所及的片段，而综合许许多多的片段，可以发现公元6世纪与公元7世纪的流行瘟疫几乎摧毁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一事件的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二百余年。
历史学家们已经发现，在那200二百多年里，有几十次瘟疫发作，而那还仅仅只是记录在案、有据可考的瘟疫及其发作情况。自大约公元600年起，罗马帝国表面上的瘟疫减少，也许是因为公元7世纪有文字可考的资料太稀少的缘故。实际上，历史所记录的瘟疫的发作情况，在所有的发作情况当中也许只不过仅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而这些历史记录当中能够流传至今者则更是少之又少。
在公元541年至大约公元750年这段持续了二百多年的岁月里，瘟疫只不过有潮涨潮落之别，但它从未完全消亡过。在每一个瘟疫肆虐的地区，人口都会急剧减少，并由此产生大量荒弃的耕地。有时，瘟疫会在一年之内席卷无数的城镇与村庄。瘟疫有的时候又会在某些宁静、偏远的地方潜伏若干年后，又突然爆发。　
　　　　　　　　　　　　　　　　　　
　雅典的崩溃
　“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向内的部位，如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紧跟着这些症状的是打喷嚏和声音粗哑，这之后痛苦很快延伸到胸部引起剧烈的咳嗽。当它在胃部停住，胃便开始难受；医生们命名的各种各样的胆汁开始流出，伴随着巨大的焦虑和烦乱。”
这是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毁灭雅典的那场瘟疫的描述。
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光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尸体的乌鸦和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一半以上的居民和四分之一的城邦军队在瘟疫中死去，雅典的社会结构崩溃了。雅典之王培里克里斯，在公元前429年疾病的第二次高峰时死在海边，随之消亡的还有拥有4000名士兵的雅典舰队。与瘟疫一并流行的还有盗窃、谋杀和抢劫。文明的雅典，在那个时候，道德也像人的尸体一样腐败了。在以后的数年中，雅典人的最高权力机构始终没有恢复。与斯巴达的战争本应短期结束但却拖延了30年，国力衰竭，最后以失败告终。雅典的政治势力萎缩了，它的黄金时代只成了一种回忆和传说。
修昔底德以他的冷静、细心和审慎记录下的症状让后世的人从中认识那神秘的疾病，但没有人能够确定是什么导致了雅典的灾难。修昔底德说灾难起初是从“埃塞俄比亚的港口开始的，从那里进入埃及、利比亚以及波斯大部分地区”。在希腊它只毁灭了雅典和“居民最多的其他城镇”，五年后灾难才完全消失。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推测这可能是麻疹、腥红热、天花、伤寒或某种不再存在的疾病在欧洲的初次登场；另一种猜测是一种流感或类似的疾病因葡萄球菌感染而复杂化了，导致了中毒性并发症。　
　　　　　　　　　　　　　　　　　　
　法国政治版图的重构
　“当瘟疫最终开始肆虐的时候，在整个地区，有如此多的人丧失生命，到处都是尸体，数目之众，根本就不可能一一清点。由于棺材和墓碑都极其缺乏，所以一个墓穴当中往往埋了10具甚至更多的尸体。在一个星期天，仅仅就在一座教堂内，合计就有300具尸体。死亡来得非常迅速。患者先是在其腹股沟或者是腋窝出现一个就像是被蛇咬了的外伤伤口，然后患者在两三天内就会因感染而死去。”
上述文字见诸于《法兰西史》中，作者是6世纪伟大的高卢—罗马主教、历史学家图尔的格雷戈里。他描述的是腹股沟腺炎在法兰西中部的克雷蒙特所造成的破坏情况。
在图尔的格雷戈里生活的那个世纪当中，瘟疫毁灭今法国的部分地区至少达4次：543—544年，571—572年，581—584年以及588—590年。这些瘟疫对后来的法国历史的性质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之间，高卢（今法国的旧称）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随着时间的推进，罗马的语言和罗马的文化在高卢变得根深蒂固了。但在3世纪中期，日耳曼民族——其中包括一个叫作法兰克的民族，攻进了高卢纵深地带。几十年后他们被击退了，一个世纪之后，法兰克侵略者们再次发动了进攻，他们获准在高卢—罗马领地上属于今比利时的地区，作为罗马的联盟国存在。
5世纪，由于罗马帝国西部在大量的日耳曼侵略者的压力之下开始瓦解，法兰克人趁机占领了高卢北部的部分地区。到537年，法兰克人几乎控制了今法国全境。法兰克人不仅准备开始建立一个帝国，而且还自视为是罗马帝国在西方的继承人。
法兰克人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照搬了罗马人的旧制，比如他们采用了罗马的法律与语言、罗马式的统治准则与宫庭礼仪、罗马的天主教以及罗马的头衔。但是在政权中心的地理位置的选择方面却没有遵循旧例。这两点不仅仅在法国历史上，而且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瘟疫不仅仅侵袭了高卢，同时也侵袭了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其他领地。整个地区的贸易都衰退了，到了6世纪末，能够从南部港口榨取到的税费已经减少到了让法兰克行政当局不再有任何兴趣的地步。贸易减少了，人口减少了，财富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也便自然从前高卢—罗马南部地区的权力龙椅上消失了。瘟疫的打击确实使得南部在政治上和经济不再像以前那般重要，与此同时，北部却日益强盛了起来。
回顾历史，法兰克国王们留在高卢北部的决定无疑是关系重大的。这个决定确保巴黎盆地成为了即将诞生的法兰西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且这个决定也可能确保了法兰克人统治下的“原法国”发展成为今日的法国。　
　　　　　　　　　　　　　　　　　　
　瘟疫中的假先知
　同时，瘟疫也造成了其他一些社会变迁。瘟疫在毁灭无数生灵的同时，也使得宗教的关键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城市面对着大规模的死亡，在瘟疫所带来的大量现象的煽动下，一种新的大众对圣歌的应唱又日渐兴盛了起来。祈祷与朝圣不再仅仅只是个体的事情了，城市里所有的人都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朝圣。朝圣成为了一种集体的活动，一种在信仰支配下的大规模活动。
成千上万的市民在绝望当中走上数英里，人们称之为祷告。这最早是在5世纪晚期高卢南部的维也内“发明”出来的，在当时是为了能够在对付一次地震时获得神的帮助。此后，祷告的形式得到了改进，并在6世纪中期晚期广为流传，因为所有的市民都想击退连续肆虐的瘟疫。最终，祷告的传统开始向法兰西帝国疆界之外传播，并逐步在整个欧洲西部都变得流行起来。
在瘟疫充斥四野的6世纪的法兰西，另外两种宗教现象也占领了相当的阵地，从581—584年的那一次瘟疫爆发开始，反闪米特主义在官方有所加强。582年，法兰西国王下令对大批犹太人强制施行浸礼。
据《法兰西史》记载，587年及590年，出现了假先知、假圣徒甚至是假救世主。据图尔的格雷戈里的记载，在瘟疫袭击马尔色勒的时候，一个来自法兰西中部的男子，披着兽皮，向南而去，等他到达阿尔兹后，就宣称自己是耶稣基督。
“大群人聚拢来看他，并告诉他自己的病痛。他把手放在他们身上，以此使他们恢复健康。围在他身边的人们给了他衣物以及金银礼物。别人给他的所有东西，他都转手给了穷人。他会躺在地上，一刻不停地念着祈祷词。然后站起来，叫围在他身边的人们再次礼拜他。
“他预测未来，宣称有些人会生病，有些人会遭受痛苦的折磨，只有少部分人才会有好运。许多人被他骗了，其中不仅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还包括优秀的教士。他无论走到哪儿，身后总有三千多人跟随。接下来，他开始对在路上碰到的人强取豪夺，对贫困者则以其抢掠所获相赠。
“他草拟了一条作战方针，并准备进攻当时的戴奥克斯主教欧雷留斯。他派了一些赤身裸体并且蹦来跳去的人作他的信使，前去宣告他的驾临。
“主教非常气愤。他挑选出最强壮的仆人们，并命令他们去打探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被派出去的这群仆人当中的头领，假装弯腰去亲吻这个人的膝盖，然后趁机将他紧紧抱住。头领命令其他人把那个家伙抓住，并剥掉了他的衣服。接着，那个头领抽出剑来，将他砍倒在站立的地方。这样，这个‘救世主’，准确地说应该叫他做‘反救世主’，就这样倒下死去了。”
这个《法兰西史》中无名无姓的“他”在图尔的格雷戈里这位高卢—罗马主教、历史学家的笔下，应该说是一个受到嘲讽的角色，但是图尔的格雷戈里的描述还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在瘟疫中劫富济贫并借此来争取民众，瓦解旧政权甚至建立新政权的例子，在很多国家都有过。瘟疫往往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媒介。　
　　　　　　　　　　　　　　　　　　
　6世纪：日本转了个弯
　我们前面说的古罗马的崩溃以及法国政治版图的重建，都是6世纪的事情，6世纪也是部非洲历史的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这是一段快速衰退的时期，主要的港口完全消失了，农耕经济发生了萎缩，有关史料表明，630年代中期的气候混乱，引发了把瘟疫和死亡传播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流行病过程，并且在此后的历史发生剧变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同一历史时期，亚洲尤其是东亚，也没有片刻安宁。气候、移民、宗教以及疾病成为东亚各国社会变迁的四个主要力量，特别是日本，因为瘟疫，掉转了政治的方向。
几个世纪中，一直有朝鲜移民断断续续地迁往日本居住。在6世纪的头40年里，更是出现了一个稳定的移民浪潮，朝鲜的农民、抄写员、铁匠以及其他人纷纷迁往日本。由于移民人数相当多，以至于新移民都开始对日本政治有所影响了。日本的一个高级贵族家族，十川家族，就在这种情况下与外国人以及外国文化结了盟，而这里所说的外国文化，就是指佛教以及源自中国的文化。
《日本古史》在有关6世纪的记录当中，特别提及了移民的情况。据记载，移民们被集合起来清点人数，结果总共有7053家。540年的这次针对移民人数的统计活动，是《日本古史》当中所记载的同类活动中的第一次。这次活动表明，在530年代有大量移民涌人日本，而造成这样大量移民的原因可能是饥荒与流行病，因为一般情况下，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总是与这样的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的。
东亚地区连续好几年都遭到了恶劣气候的袭扰。许多资料援引了中国在535—538年这一时期的气候问题，而日本的经历也与此差不多。
在长期的移民及与朝鲜半岛上的各王国接触的背景下，朝鲜半岛西南部百济的国王决定派出一个宗教使团前往日本。这个使团送给千贝大王一尊金铜佛像、一些佛教法旗和法伞，一批经书。据说，使团首领曾告诉千贝大王说，佛教“是所有宗教当中最优秀的”，而且“人人皆可祈祷，人人都是合乎佛教的要求的”。　。　想看书来
百济皈依佛教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与日本相邻的中国部分地区，皈依佛教则有三百五十多年，但是日本从不曾步其后尘，即便是倾向于中国的十川家族也没有信奉佛教。
但是，6世纪30年代的形势是空前的。整个地区都遭到了饥荒的袭击，许多人认为必须要有最强大的巫术以及最强大的神灵的帮助，才能让大自然恢复正常。
当然，在一向谨慎和排外的日本，仍然有人认为，在这一时刻“冒犯传统的本地神灵”而转而信奉一个外国的神是极不明智的。据《日本古史》记载，经营制铁与制盔甲的服部贵族与中臣军事贵族这两大家族就直截了当地警告国王：“所有曾统治这个王国的人，总是小心翼翼地在春、夏、秋、冬四季，祭祀108位天地之间的神灵以及大地之神和粮食之神。如果在这一时刻，我们以外国神灵取代了这些神灵，恐怕会招致我们民族的神灵们的愤怒。”
虽然如此，大王还是决定让最热心于引入佛教的十川家族的首领敬奉外国的神灵，以此“作为一个试验”。
据《日本古史》记载，十川家族的头领大见大甫“跪下来，兴高采烈地接过了佛像”，“他将佛像供奉在自己家中”，然后又把另一幢建筑变成了一座寺庙。但是，外来的神灵也没有起到庇护作用，随后就爆发了一次大灾难性的流行病（可能是天花），许多人都死去了。因为日本已有好几代人不曾经历过天花，所以差不多所有的日本人都不具备对天花的免疫力。
“瘟疫在大地上横行无忌，人们一旦感染，就会迅速死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糟糕，却又无药可救。”《日本古史》中这样写道。在日本的那些遭到感染的地区，大约60％的人都死去了。最初，疾病会使人出现像流感那样的症状（发烧，背痛，头痛），接着就会开始咳嗽并且发生腹泻。再接下来就是一种类似于猩红热症状的皮疹。患者感觉就像身处火上一般，或者不时地还会感觉像在被沸水蒸煮一般。
《日本古史》后来记载患者的话称，“我们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