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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蔷薇-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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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自己，他完全可以用法国作家儒勒·芮纳尔的话来说：“我的故乡在那漂荡着最绮丽的云彩的地方。”
假如格林身后只给我们留下绋红的帆这首散文诗，那也足够使他置身于那些以要求完美的呼唤来激荡人类心灵的卓越的作家之列了。
格林的作品几乎全是为幻想辩护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格林。大家知道，我们所努力争取的未来是由不可战胜的人类特质——善于幻想、善于爱——产生的。
（八）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可以预先警告给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写传记的人，他们会饱尝辛酸，或如常言所说，“晓得晓得邪恶多少钱一斤”，因为巴格里茨基的传记不容易写得正确，
巴格里茨基关于他自己说了那末多绝妙的谎话，结果这些谎话与他的真实的生活是那样牢固地混合在一起，叫人有时根本分不清哪是真实，哪是虚假。不可能恢复真实，“仅仅是真实，除了真实没有别的”。
而且我不敢说，到底值不值得作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巴格里茨基杜撰的东西，是他传记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他自己也衷心地相信这些杜撰的东西。
没有这些杜撰的东西，便不可想象这位生着一双灰色的含笑的眼睛、气喘吁吁但声音十分优美的诗人。
在爱琴海沿岸住着一个美丽的民族——快乐而勤勉的“近东人”。这个民族把各种民族——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的代表结合在一起。
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近东人”，这便是“黑海人”，也是各种不同民族的混合，但都同样地愉快活泼，好调笑，大胆无畏，无限热爱他们的黑海、干旱的太阳、海港的生活、“敖德萨妈妈”、杏子和西瓜、海岸的五光十色的沸腾的生活。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便是这种民族里的人。
他有时象一个赫尔松檞木船上的懒洋洋的水手，有时象一个敖德萨打鸟的“小伙子”，有时象一个科托夫斯基部队里放荡的战士，有时又象梯尔·乌兰士比格。
在这些似乎不能并存的特征上，再加上忘我的对诗歌的爱和渊博的诗歌的知识，便形成了这个人的完整的、非常可爱的性格。
我第一次与巴格里茨基相遇是在敖德萨港的防波堤上。他刚刚写完西瓜诗，这首诗在感觉和语言的形象化方面是惊人的，好象溅上了暴风雨时黑海里的浪花。
我们用细网在海里捉鲶鱼和鳞鱼。许多奥恰科夫的黑檞木船，张着缀满补丁的帆，载满有条条的西瓜从我们旁边经过。清风吹起，檞木船开始颠簸，海水没到船舷，在周围溅起水花。
巴格里茨基舐了舐有咸味的嘴唇，气吁吁地，拖长声调念起西瓜诗来。
一个姑娘在岸边拾到一只被浪冲上来的西瓜，西瓜上画着一颗心，——看来是由遭难的小帆船上漂来的。
在这里，没有人告诉她，
拿在她纤手上的是我的一颗心！……
他喜欢背诵随便那个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是稀有的。他朗诵时，甚至那些最熟悉的诗，也会忽然出现一种新的铿锵的音律。在巴格里茨基以前也好，在他之后也好，我都没听见过这样的朗诵。
每一个词儿和每一诗节的音律上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令人难受的、忧伤的表现。不论是彭斯的关于姜大麦的歌，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者是普希金的为了遥远的故乡的海岸……，不论巴格里茨基读什么，听着都不能不激动得喉头梗塞——这是眼泪的先兆。
我们从港口到希腊市场去。那里有一爿茶馆，一客茶还带上糖精，薄薄的一片黑面包和羊奶干酪。从清早起我们就没吃东西。
当时在敖德萨住着一个老乞丐。全城的人都怕他，因为他行乞和一般不一样。他不卑躬屈节，不伸出颤抖的手，也不用鼻音哼着“大慈大悲的老爷们哪！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人吧！”
完全不然！他身材高大，胡须斑白，眼睛通红，目光僵直，专走茶馆。还没跨进门槛，便开始用嘶哑的、如雷的嗓音对茶客们大骂起来。
圣经上以绝代的诅咒能手著称的最残酷的先知耶利米，在这位乞丐面前，恐怕也要象敖德萨人所说的，“消声匿迹”了。
“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你们是人不是？！”这老人喝道，然后自己便立刻回答自己这个修辞问句：“你们坐在这里嚼着面包，就着油腻的干酪，无所用心，而我这位老年人，从早晨起就肚皮空空，象个大桶似的，你们算什么人呢！若是你们的老太太知道你们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她会高兴她没活到看着这样的无廉耻。同志，可您干吗转过睑去？您是聋子吗？您最好是安慰一下您的黑良心，帮帮我这饥饿的老年人！”
人人都得施舍点什么。谁也受不了他的攻击。据说这个老人把讨来的钱都用去作大规模的盐的投机生意。
在茶馆里，给我们端上了茶和上好的咸得可以的羊奶干酪，用一块湿麻布包着。吃了羊奶干酪，牙床子螫得发痛。
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乞丐来了，一进门就骂了起来。
“啊哈！”巴格里茨基狠狠地说。“他大概运气到了。但愿他到我们旁边来。让他到我这儿来试试！但愿他敢到我这儿来！”
“那么怎么样？”我问道。
“他就会倒霉，”巴格里茨基说。“喝，他就倒霉了但愿他到我们桌边来。”
乞丐倔强地越走越近了。终于，他站在我们旁边了，用疯狂的目光盯着那块干酪，看了一忽儿，喉咙里咯咯响了一阵，——或许是狂怒使他喘不上气，说不出话来了。不过他还是清清喉咙喊了起来：
“到底什么时候这两位年轻人的天良才会发现！这得从旁看看，他们怎么急急忙忙地吃干酪，连一角干酪——我就不说一半了——都不愿意给我这个可怜的老人。”
巴格里茨基站了起来，用手捂住心窝，眼睛盯着这个僵硬的老头子，悄声地、动人地——声音打着颤，含着泪，带着悲剧的病态的紧张情绪说：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疲惫不堪的、苦难的兄弟，不管你是谁，都不要悲观自馁！
乞丐住口了。他凝视着巴格里茨基。他的眼睛发白了。然后他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当巴格里茨基说到“你相信吧，会有这么一个时候，连巴尔①都会灭亡”的时候，他转过身去，碰倒了椅子，屈着膝往茶馆门口跑去了。
“你看哪，”巴格里茨基一本正经地说，“连敖德萨的乞丐，都受不住那德松②！”
【①巴尔：腓尼基日神。】
【②那德松（1862一1887）：俄国诗人。过不了几年，所有年轻人便都知道了这首诗，且都能背诵出来。】
茶馆里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巴格里茨基整天整天消失在干湾那边的草原上，在那里用圈套捉鸟。
在摩尔达凡卡街，巴格里茨基的白粉刷的屋子里，挂着十只笼子，装着脱了毛的鸟雀。他非常以此自傲，尤其是以几只罕见的云雀自傲。这是几只难看的草原上的云雀，和其余的鸟儿一样，羽毛也是乱蓬蓬的。
啄空了的谷子皮，不断地从笼子里落到客人和主人的头上。
巴格里茨基把仅有的钱都用在买这些鸟的饲料上了。
敖德萨的报纸给的稿酬极低：一首出色的诗只给五十卢布。
看来，巴格里茨基认为这是公平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真正的价值，在实际问题上，他很腼腆。他第一次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没一个人到出版社的编辑部去过，总是拉着一个朋友“壮胆子”。主要是这位朋友代他进行交涉，而巴格里茨基却微笑着一声不响。
在莫斯科，他住在奥贝登胡同我家的地下室里。一进门他便先告诉我：“我要在你家安营扎寨。”果然，一个月中间只出去过两次，其余的时间都盘着腿坐在沙发床上，咳得直喘气。
在沙发床上，他埋在书籍、别人的诗稿和空香烟盒的堆子里。他把自己的诗写在这些空香烟盒上。有时不见了，不过他并不为此难过多久。
他就这样整整坐了一个月，有时为谢尔文斯基的乌拉莱夫西纳而狂喜，有时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有时和“文学少年”——他刚一到莫斯科便云集到他身边的敖德萨人——扯白，
不久，他便完全搬到莫斯科来了，这次没养鸟，却养了好几大缸鱼。他的屋子简直象一个水底世界。他能够一连几小时坐在沙发上沉思着，凝视着杂色的小鱼。
从敖德萨的防波堤上可以看见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神秘的水底世界——珊瑚似的银色水草的茎蔓也是这样摇摆着，淡蓝色的水母缓缓地游着，一推一推地排着海水。
我觉得他搬到莫斯科来是一个错误。巴格里茨基不能离开南方、海、和敖德萨，甚至不能和他的心爱的敖德萨的食物——茄子、番茄、羊奶干酪、新鲜鲭鱼——离开。他通体为南方，为黄色多孔的石灰石——敖德萨便是由这种石灰石形成的——所发散的热熏透了，充满了苦艾、盐、洋槐和海的气味。
他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为象他所说的再拿下几个诗歌的困难的高峰作好准备，便夭逝了。
在他灵柩后面，走着骑兵连，马蹄敲着花岗石的马路，发出清脆的橐橐声。不禁使人想起了奥巴纳斯之歌，“闪烁着白色方糖的光辉”的科托夫斯基的马，令人想起了和巴格里茨基手牵手一同走遍尘封而灼热的道路的辽阔草原上的诗歌——作为伊戈尔远征记和塔拉斯·谢甫琴柯的继承者的诗歌，它如同百里香的气息一样强烈浓厚，和海边的姑娘一样黝黑，象飘荡在故乡黑海地方的清新的“利凡得”①风一样欢愉。
【①利凡得：紧靠地中海东部的若干国家的名称，通常指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的领土。】
第十九章 洞烛世界的艺术
绘画教导人观看和看见一切（这是不同的两件事，且很少巧合）。因此，绘画保存着孩子们所特有的生动而纯洁的感情。
——亚历山大·布洛克
人常常惊异于那些在生活中不能起任何作用的东西：譬如惊异于那捕捉不到的倒影、不能播种的峭壁、天空那奇幻的颜色。
——约翰·洛斯金
世间不言自明的真理是有的，但由于我们的懒惰和不学无术，常常被人冷落在一旁，怎么也不能对人类的活动有所影响。
这类不言自渝的真理之一，便是作家的技巧，特别是散文作家的工作。这个真理是所有邻近艺术部门（诗歌、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的知识都能丰富散文作家的内心世界，而赋予他的散文以特殊的表现力。他的散文便会充盈着绘画的光和色泽，语言的特具诗意的清新，建筑的和谐，雕刻的弦条的突出分明和音乐的旋律节奏。
这一切都是散文的附加的财富，好象它的补色。
我不信任那些不喜欢诗歌和绘画的作家。说得好些，这些人是疏懒、傲慢，说得坏些，便是不学无术。
作家不得忽略任何能够扩大他的视界的东西，当然他必须是一个才人，而不是一个匠人，必须是一个珍宝的创造者，而不是一个孜孜于从生活中，象嚼美国口香糖一般，吮吸幸福的伧俗之士。
常常在读完一篇短篇、中篇、甚至巨幅长篇小说之后，在脑子里留下的，除杂沓的灰色的人群而外，一无所有。你竭力想看清这些人，但却看不见，因为作者没赋予他们一点动人的特点。
而这些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中的事件都是在一种没有彩色、没有光的胶状的底层发生的，都是在作家只是说了出来，但自己并没看见，因而也没给我们读者看见的东西之间发生的。
虽然题材是当代的，但这些常常带着一种虚假的精力充沛描绘出来的东西，却使人感到平庸乏味。一般是想用这种虚假的精力充沛来代替欢乐，特别是劳动的快乐。
所以如此无聊，不仅因为作者感情贫乏，愚昧无智，而且因为他的目光迟滞呆涩。
碰到这般的中、长篇小说，便想把它打碎，好象打碎一间窒息、尘埋的屋子的封严的窗子，哗喇一声，破片纷飞，从外面立刻便可涌进来风、雨点的簌簌声、孩子们的喧嚣、轮船的汽笛、淋湿的马路的闪光，——会闯进那具有初初看来杂乱无章的美丽绚烂的光、色和声的全部生活。
我们有许多书，好象是瞎子写的。但这些书偏偏是给有眼睛的人读的，这种书的出版之所以荒唐便全都在这里。
要想恢复视力，不仅要坏顾周围，而且要学会怎样看。只有那爱人民、爱土地的人才看得清楚。散文的支离破碎和平淡无味常常是作家冷漠无情的结果，这是他已麻木不仁的可怕的征候。不过有时这不过是说明他文化欠缺的笨拙。如果是这样，那么，象一般所说的，是可以补救的。
画家能够教会我们怎样看见、怎样感觉光和色。他们比我们看得清楚。而且他们善于记住看过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作家的时候，一位认识的画家对我说：
“我的朋友，您还不能完全清楚地看到一切。还有点模糊不清。也不精细。由您的短篇小说看来，您只看到了基本色调和涂得浓重的表面，而您把明暗转变和浓淡色度都混合成某一种千篇一律的东西了。”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辩解说。“生就这样的眼睛。”
“这没问题！好的眼睛是可以得到的。在视力上下点工夫，别懒。象一般所说的，训练训练它。看什么你都要抱着这样的想法，你一定要用颜色把它画下来，试这么一两个月。不论在电车里，还是在汽车里，到处都这样来看人。过上两三天之后，您便会相信，您以前在人们脸上看到的连现在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而过上两个月之后，您便学会怎样看一切，不必勉强自己这样作了。”
我听了这位画家的话，真的，无论是人是东西都比我以前走马观花匆匆忙忙看上去的时候要有趣得多了。
于是我无限惋惜那些愚蠢地浪费了的时间。在过去的岁月中，我本来可以看到多么好的东西呀！多少美丽的东西一去不返了，已经不能再使它复苏过来！
这是我跟着画家上的第一课，第二课是比较直观的教学。
有一次在秋天，我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去，但不是经过加里宁和博洛戈耶，而是从萨维洛沃车站上车，经过卡利亚津和赫沃依纳亚。
许多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一条路线。这条路线虽然绕远，但却此一般经过博洛戈耶走要有趣得多。有趣的地方是这条路经过荒野和森林地带。
我邻座的人，身材矮小，长着一对窄窄的、但很活泼的眼睛。穿的衣服又肥又大。他带着一大箱子油画颜料和几卷涂好底子的画布。不难猜出这是一个画家。
我们谈起话来了。我的旅伴说他到齐赫文去，那里他有一个朋友是个管林员，他要住在看守所里画秋天。
“您干吗跑那么远，跑到齐赫文附近去呢？”我问。
“我在那儿看中了一个地方，”画家信任地回答说。“再好没有了！这样的地方，您找不到第二个。清一色的白杨林子！只夹杂着几棵稀疏的罗汉松。秋天，白杨能给这地方穿上那样一副盛装，什么树也比不上。白杨的叶子纯粹是一种颜色。有绛红色的，有柠檬色的，有紫藤色的，甚至还有黑色带金点的。在阳光下是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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