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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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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之四,要特别注意防止形式主义。正规化管理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可形式搞多了、搞过了,很容易出现形式主义。进入和平时期后,我军面临的外部压力明显减少,管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逐渐抬头,有些方面甚至成为一种顽症。从军队情况看,形式主义害死人,千万学不得。所以,部队各级领导常常说两句话:一是一定的形式还是需要的,二是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一般来说,在正规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应主要强调前者,因为不造成一定的声势,正规化搞不起来;而一旦群众发动起来,正规化建设步入正轨,就需特别警惕形式主义。
企业管理中同样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问题。现在一些管理正规的跨国公司,其内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似乎并不比军队差。所以,从实际出发,防止管理不到位以及管理过度,也是企业管理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管理教育并重,建立自觉纪律
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一方面必须建立铁的纪律,命令必须执行,规定必须遵守,不得违犯;另一方面,纪律又需建立在官兵自觉的基础上。
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是我军有别于其他军队的两个主要特点,其中通过思想教育培养起来的自觉纪律是基础。正因为我军的纪律建立在广大官兵自觉的基础上,所以才能真正成为铁的纪律。自觉的纪律是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真谛。
自觉的纪律有三点好处:一是可以解决管理者不在场的问题,二是可以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三是可以解决关键时刻的表现。
自觉纪律之所以优于“棍棒”纪律,是因为它符合人的行为规律。中国古代儒家学说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仁,二是礼。一般来说,君子都是“发乎仁,止乎礼”。只有具备了仁义的道德情怀,才能不折不扣地遵从礼仪的要求。
从纪律教育的内容看,部队通常强调三个问题。一是讲清建立铁的纪律对军队的意义,二是讲清纪律问题的实质是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三是讲清“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
纪律教育的方法,一是搞好入伍教育,打牢守纪思想根基;二是搞好经常性教育,不断强化纪律意识;三是结合典型事例,开展随机教育;四是多种形式宣传,使纪律观念深入人心。
纪律一向是军队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分析古今中外军队的治军经验,可以发现两个基本套路:一是纵容。将领对部属特别是打了胜仗部属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难以避免,甚至以此作为犒赏部队、鼓舞士气的一种手段。史书中常可找到这样的记载:某某城池久攻不下,为激励士卒,将领在阵前允诺,破城之时,可大掠三日。二是强制。将领对违纪官兵给予严惩,靠加大惩罚力度来威慑士兵。西方一位很有名的军事专家说,士兵的勇敢精神和纪律性,只有至少挨过50皮鞭后才会具备。中国古代兵书《尉缭子》说得更绝:会带兵的人,能杀掉所属士兵的一半,便可威行天下。
我军初创时期,这两种带兵套路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当时部队成分复杂,直接带兵者大都为原来的旧军官,受旧军队影响较深,认识不到红军与白军的根本区别,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纪律问题,认为只要官兵作战勇敢,把仗打胜了,纪律方面差一点没什么了不起。而一强调要维护纪律,所能想到的方法也十分简单,就是靠打骂体罚、军法制裁。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一方面必须建立铁的纪律,命令必须执行,规定必须遵守,不得违犯;另一方面,纪律又需建立在官兵自觉的基础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从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发扬优秀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著,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要使指挥员真正懂得,革命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战士都是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朱德也明确提出,“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军队基层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丛书——民主和纪律》,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建军70多年来,我军正是遵照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上述思想,来认识和处理纪律问题的。维护纪律的主要办法,就是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使广大官兵真正懂得,铁的纪律是人民军队宗旨的体现,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从而识大体,顾大局,不断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把上级的要求、纪律的约束,转化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至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处处维护军队的纪律和声誉。也就是说,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是我军有别于其他军队的两个主要特点,其中通过思想教育培养起来的自觉纪律是基础。正因为我军的纪律建立在广大官兵自觉的基础上,所以才能真正成为铁的纪律。用叶剑英元帅的话说,觉悟性与纪律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觉悟越高的官兵,纪律性就越好。
自觉的纪律是我军的主要特点,也是我军维护纪律的主要经验。与外力强制下形成的纪律相比,这种自觉的纪律有三点好处。
一是可以解决管理者不在场的问题。纪律是对人的约束,常常有违于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有管理者现场督促时,不管主观上愿意与否,一般人都会老老实实地按要求去做。可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时时在场,处处在场,更不可能一直盯住每个人。所以,维护纪律最难解决的,就是管理者不在场的问题。张瑞敏曾讲过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员工思想不通,你就是派10个人去管他,也未必能将他管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建立起自觉的纪律,便可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什么叫自觉的纪律?不妨举两个例子。过去部队搞纪律教育,经常要讲“锦州苹果”的故事。事情发生在1948年秋的辽沈战役时期。攻打锦州战斗开始前,四野专门召开了政工会。会上罗荣桓政委特别强调了政策和纪律问题。他指着会场外的一片苹果林说,锦州地区出苹果,各部队要教育官兵,保证不吃人民一个苹果,不论是长在树上的,还是收获回家的,都不准动,就是掉在地上的也不准捡。按照四野首长的指示,各部队普遍进行了教育,将不吃群众苹果作为一条纪律,要求官兵严格执行。后来,部队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包括一些驻守在苹果园里的连队,主动将满地的落果捡起来,一个个码放整齐,可就是一个不吃。战地记者报道了这件事,这件事也给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他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仍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辽沈战役中。部队打下沈阳后,某部8连占领了火车站,正赶上轨道上停着一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列车。连队还要执行其他任务,便留下战士张庆山看守。由于只有一个人留守,张庆山不便离开岗位,饮食就成了问题。无意中他发现,列车上有许多军用饼干。饥寒交迫之中,张庆山本能地拿起一包,可突然想到战役打响前连队进行纪律教育,要求不准随便动用缴获物资,于是便将饼干放回了原处。就这样,张庆山在车站守护了整整三天,渴了就吃一把雪,始终没有动用列车上的任何东西。直到三天后,部队派人到火车站查收战利品,张庆山交代完任务,当场就昏了过去。这件事虽小,却是人民解放军自觉纪律的缩影。一位普通的士兵遵守纪律自觉到这种程度,部队建立铁的纪律还能有什么问题?!
据笔者所知,现在企业管理中最难办的,也是领导不在场时怎么管。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者必须盯着员工干活。领导在位时,公司一切正常,运转良好。可领导一出门,甚至刚一转身,情况就完全不同。显然,这个问题不能靠加大奖惩力度来解决。因为管理者不在场,根本不了解情况,依据什么来实施奖惩?更不能靠发动员工互相告密,因为由此带来的负作用,远大于其一时的得益。可见,如何提高员工执行规章制度的自觉性,是当前企业管理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从历史上看,一些以管理严格著称的企业,大都强调将纪律建立在自觉性的基础上。如“大庆经验”中很有名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试想,如果企业的员工都能做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管理者还会为“执行”问题犯愁吗?
二是可以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靠惩戒维护纪律,只在少数人违纪时有效。如果违反纪律的人多了,以致形成一种风气,那惩戒就会失去威慑作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法不责众。而自觉的纪律建立在多数官兵觉悟的基础上,一般不会出现同时违纪的情况。不但多数人不违纪,而且他们会帮助领导做工作,督促不够自觉的少数人,共同维护部队的纪律。因为在他们看来,维护纪律不仅是领导的职责,而且也是全体官兵共同的义务。大多数人自觉地遵守纪律,坚决地维护纪律,对少数违纪分子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
三是可以解决关键时刻的表现。纪律意味着服从。一般情况下,只要管理者提出了要求,多数人都会听从。可当管理者的要求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危及人的生命时,情况就不同了。只有高度的自觉性,才能确保官兵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始终严守纪律。电影《决战宁、泸、杭》中有这样一组镜头。解放上海时,部队曾明确了两条纪律:一是为保护城市,避免伤及无辜,进攻中一律不准用炮;二是进城后任何人都不准进民房,尽量少扰民。上海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守军果然利用楼房和街道顽强抗拒。如果我军允许使用火炮,这本不是难题。可上级不准用炮的规定,却直接限制了我军的攻击力,部队进攻受阻,伤亡很大。一些基层指战员不理解,甚至提出“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战士的生命”这样尖锐的问题。面对质疑,我军指挥员态度坚决,反复做官兵的思想工作,强调上海是人民的城市,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让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部队攻入上海后,按规定露宿街头。许多战士打了几天的仗,没有水喝,嘴唇干裂,听到附近居民家中的自来水一直在响,可就是严守纪律,不入民宅。显然,这些都不是一般军队所能做到的。只有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部队才能在关键时刻过得硬。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曾国藩统率下的湘军攻入太平天国都城后,纵兵劫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把一座繁华无比的六朝古都,搞得像人间地狱。湘军从上到下都发了横财,包括曾氏兄弟。据史书记载,当年清廷曾电敕曾国藩,追问太平天国国库里的金银到哪里去了。为了阻止湘军将掠夺来的财富运回老家,清廷曾派人在长江上拦截船只进行检查,逼得湘军官兵将财宝藏在撑船用的竹杠里。时间久了,这一秘密被清军发现,于是加了一项检查内容,即敲一敲竹杠,看是否有夹带。“敲竹杠”一词即由此而来。
以“醇儒”标榜的曾国藩一向以从严治军、保国护民自诩,曾多次表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湘军组建之初,与清廷其他军队比,军纪也算好的。为什么打下天京后会一反常态,纵容官兵大肆劫掠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湘军官兵打仗都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打下天京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面对那些在战场上杀红了眼,一心指望得到补偿的官兵,曾国藩明白,如果采取强硬手段去约束,很可能会激起事变。所以,狡猾的他宁肯背负骂名,对手下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觉纪律之所以优于“棍棒”纪律,是因为它符合人的行为规律。中国古代儒家学说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仁,二是礼,认为仁是君子的道德情怀,礼是君子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说,君子都是“发乎仁,止乎礼”。意思是说,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仁是决定性的,礼是从属性的;仁是礼的灵魂,礼是仁的表现。只有具备了仁义的道德情怀,才能不折不扣地遵从礼仪的要求。同时,也只有严格按照礼仪规范去做了,才能证明一个人确实具备了仁义的道德情怀。
古代兵家对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相互关系的认识,与儒家的看法基本相同,也非常看重对士兵的纪律教育,强调“用兵之法,教诫为先”,反对“不教而诛”。古代著名的军事将领,带兵方面都是兼用儒法的。首先是强化思想教育,宣明法纪,讲清道理,尽量使大多数官兵自觉地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和实行依法治军,赏优罚劣,对少数不听招呼的“害群之马”,严加惩治。
对于自觉纪律比“棍棒”纪律好,估计多数人都能认同。问题是怎样才能建立起自觉的纪律,这就需要了解我军纪律教育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从纪律教育的内容看,部队通常强调三个问题。一是讲清建立铁的纪律对军队的意义,讲清纪律与军队宗旨、与战斗胜利、与群众拥护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讲清纪律问题的实质是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遵守纪律就是要顾全大局,甘愿奉献,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三是讲清“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指出培养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对于官兵个人成长进步的益处。只有将这些道理讲深讲透,让官兵真正理解并接受,才有可能建立起自觉的纪律。
从纪律教育的方式方法看,我军的经验就更丰富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搞好入伍教育,打牢思想根基。多年来我军形成了一个好传统,即所有新加入军队的同志,无论学历高低,无论原来从事什么工作,都需接受系统的入伍教育,以尽快完成由老百姓向合格军人的转变。纪律教育就是入伍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通过教育,使刚刚穿上新军装的官兵明白,自步入军营大门的这一刻起,自己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而成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中的一分子。有了这一重身份,人民群众对自己便有了更多的期望,自己也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事关军队的声誉。因此,军队的纪律带有强制性,指挥员的命令必须坚决服从。如果违抗命令,违反纪律,就会受到批评、处分甚至制裁。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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