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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语对枯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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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
不久，朝廷调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去军权，在贤良寺闲住。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联络法、德二国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造成李鸿章对俄国的轻信和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构想。但俄国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批评李鸿章是“老来失计亲豺虎”，真是一语中的。不过当时亲俄的，也不仅是李鸿章一人。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建议总理衙门“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酬之”。更有后来名满天下的谭嗣同先生，开出了出卖国土、筹款变法的价码：
半生名节（4）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按，指西藏与英国殖民地印度接壤），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坐获厚利。……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可见联俄心情之迫切。唯独李鸿章的真正污点，却是在谈判租借旅顺口时，拿了俄国外交官璞科第送去的五十万两银子的贿赂。
拿回扣、收门包，送冰敬、炭敬、节敬，是清末官场的陋习。恐怕没有一个官僚能够免俗。是以历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谚。但李鸿章在对俄谈判时拿俄国人的贿赂，却显示出其品行中贪弊的一面，既损人格国格，也为外人所蔑视。不过话又说回来，李鸿章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小金库”八百余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又可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据说这笔巨款，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作为他内外行贿，交通王侯的特别经费，这就是李鸿章万万料想不到的了。
李鸿章依然关心时事，默默地看着甲午之后的新生代接过他在三十年前就亮出的变法旗帜。他向强学会捐款三千两，要求入会，被拒绝，老脸上很是难堪。但当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之时，他却敢于坦露自己对维###人的同情。某次他和幕僚亲信闲谈，讲到奉懿旨捕拿康梁，如能获此二人，功甚大，超过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我还能进爵位，说毕大笑。李指着侄婿孙仲愚说：“你是康党吗？”孙答：“是康党。”他问： “不怕抓吗？”孙答：“不怕。中堂擒康党，可先抓我。”李鸿章说：“我哪能抓你，我也是康党。”李鸿章还说太后将别人的弹章拿给他看：“有人谗尔为康党！”他当即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满朝衮衮诸公，恐怕没有这份耿直。
五
从1895年到1899年，李鸿章投闲京师，在贤良寺住了漫漫的五年。此时，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他韬光养晦，看尽世态炎凉。而翁同的权势正
好如日中天。但翁也有不满之处，他不是大学士，不能被人称作“丞相”。虽有帝师之尊，可以影响皇帝，只是难成相业，心中不免耿耿。
他自然看上了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的位置。
有一天，袁世凯赴贤良寺拜谒李鸿章。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
“中堂是再造元勋，功高汗马。现在朝廷待您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未免过于不合。您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您的身份呢。”
李鸿章一眼看穿这位昔日部下的来意，厉声喝斥：“慰廷，你来替翁叔平作说客吗？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不干我事。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李鸿章从心底里看不起总理衙门的那帮同事，他在家信中评论说：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李鸿藻迂腐更甚。又说翁同周旋于太后和恭王之间，惟恐失权，翁的能力实在不足以肩担此任。
清朝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当时官场中，内阁是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事的中枢机关。清中叶，雍正帝恐内阁专权，设军机处以分其权。惟对军机大臣和内外各官中资望特重者，仍授大学士作为荣典，习称 “拜相”。大学士以紫禁城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文渊阁、体仁阁、东阁）冠名。保和殿大学士自乾隆朝傅恒担任过以后，再也没有任命，故通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大学士之外，又设协办大学士二人，为大学士之副职，协助办理阁务。李鸿章是在1868年在湖广总督任上担任协办大学士的。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他接任武英殿大学士。1875年1月9日，他极为引人瞩目地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有清一代唯一获此殊荣的汉人，并把这项职务保持到他去世。李鸿章从来没有做过军机大臣，他以大学士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特殊身份，在晚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鸿章出任文华殿大学士是两宫皇太后的决定。时值同治帝因患天花而病假，内外陈奏大事交太后批览裁定。而李获踞首辅，排名在军机大臣文祥（武英殿大学士）、宝（体仁阁大学士）之前，如此重大的人事安排在皇帝驾崩的前三天匆匆做出，其中必有至深之意。可惜迄今未见学者对此关注研究。同治帝患病是个延续月余的过程，按照清制，由谁继承皇位应当由皇帝作出决定。但在这一过程之中，深谋远虑的西太后肯定已经考虑了嗣皇帝的人选，即不为同治立嗣，而为咸丰再立嗣子，以保证慈禧能以皇太后身份继续垂帘听政。这种违反祖制的安排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天之后能够肆无忌惮地实现，一方面显示了太后在宫廷政治中异乎寻常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必然同各方政治力量达成了高度的默契。比如以王公大臣名义恳请太后裁定政务的上谕，就是由同治的师傅翁同亲笔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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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名节（5）
如今难以找到关于此项任命的确切背景资料。就最高层的政治运作而论，依然是恭亲王奕主持日常工作，而两宫太后保持最后拍板的权力，但恭王与太后叔嫂之间，因1865年前者被削去“议政王”名号和 1874年重修圆明园事件，已经两次摊牌，双方心里都有难解的疙瘩。过去总以为恭王主政时期，能够控制廷臣，敢与太后颉颃。仅在数月之前，他便成功地阻止了同治与慈禧谋修圆明园的计划。在双方对抗最为激烈的时候，恭王与近支亲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保持一致，拒不奉诏。但在最深层的内部，恭王与他最重要的助手文祥之间，已经出现危险裂缝的蛛丝马迹。吴庆坻在《蕉廊脞录》中谓：
文文忠在政府最久，知大体，有廉操。恭邸初与相得，其后以大婚保举之事意不合，自是事无巨细，显与文相龃龉，文相不能堪，癸酉（1873年）随扈上陵，归即欲请假。恭邸贤王，其待大臣犹不能无稍褊处。
可见恭王的真实地位也很脆弱，需要寻找具有实力的同盟者。而在慈禧太后这边，公然重返政治舞台毕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冒险，她也要多找可靠的奥援。李鸿章无疑是当时继曾国藩之后最有实权的军事领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他充分显示了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他所掌握的淮军，此时正布置在京师的附近。因此，笼络李鸿章，无疑是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一步棋子。
李鸿章于1875年1月28日从保定抵达北京，参加大行皇帝的葬礼。29、 30日，2月2日，获太后三次召见。他们密谈的内容，没有人知道。李鸿章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善于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周旋。出任文华殿大学士，使他得以真正崛起，虽不常驻北京，而居全国最重要官员的实际地位。
翁同终生未能获任大学士。他从1897年9月起，顶李鸿藻去世的空缺，担任过九个月的协办大学士。而李鸿章，在文华殿大学士的宝座上，稳稳地坐了二十七年。
六
1899年底，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离开了贤良寺。
那时，列强瓜分中国已成汹涌之势，国内的各种矛盾也已激化。次年，义和团开进北京，遍地设坛，围攻使馆，滥杀洋人。朝廷中的保守势力希望用团民对付列强压力，以达到更换皇帝的政治目的。八国联军藉口保卫使馆和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向北京进发。南方督抚谋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整个国家处于危急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李鸿章此时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开始暗通款曲。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的建议下，他的幕僚刘学询及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ck）穿针引线，企图讨论“两广独立”后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在卜力给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二次大战前主张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之父）的电报中，提到谣传李鸿章“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日本人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也记载孙中山当时曾告诉说，卜力想在“两广独立” 后，用孙来施行新政，卜力在暗中作保护人保证安全。“李为了晚年有所回忆缅怀，也有意独树一帜，因此表示赞成。”此事后来由于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北上议和而作罢，个中的情节也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但毕竟提醒我们对于政治、对于李鸿章的许多新理解。李鸿章的内心世界，远比我们的想象更为深邃和复杂。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孑身重返北京，住进贤良寺，开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离京仅十个月，所见已是一片惨状：朝廷西狩，生灵涂炭，整个北京被联军分段占领，连贤良寺门前也有俄国兵守护，李鸿章岂能不太息流涕？其实，早在从广州启程时，他已知此行艰难，自谓：“燕北之行，早已安排死所。……《语》云：‘死而后已’，兄竟未已也。蒙尘两圣，困苦庶民，每用抚怀，潸然泣下。”作为中方主要代表，李鸿章经过近一年唇焦舌敝的谈判，终于以空前屈辱的条件，签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
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这是他对自己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说。近代中外关系涉及到整个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不是“我不要你来，你就不该来”之类简单的结论便可概括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导致在19、20世纪交替之时民族排外情绪的总爆发，但从国际法上来说，庚子之役却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各国的一次宣战，一次以极为情绪化戏剧化的挑逗开始，而以极为悲惨结局告终的民族灾难。
签完和约后，李鸿章也精殚力竭了。两个月后，他的老部下周馥接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赶到贤良寺西跨院那间北屋时，李已身着殓衣，处于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状态。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周馥哭号着说：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半生名节（6）
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是日为1901年11月7日。
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说李去世的消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复杂心情，写出如下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海军的严复，更作挽联曰：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显然是同情李鸿章的。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之际，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士大夫又要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
做官实在是很难的。从日本议和回国后，有人曾劝李鸿章引退，他却说：“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便是表达了他的心迹。这种心迹，后人可能难以想象，但挽联所反映的观点，却是当时的实情。
著名戏曲作家、梅兰芳剧目的主要撰写者齐如山先生曾是同文馆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讲到了那会儿北京人的心绪：
当义和团正盛、西后最得意的时候，合肥（即李鸿章）正在广东，旗人们有的说他能勾结外国人，太监们说得更厉害，所以想着把他调进京来杀了他。……各国军队进京后，……（旗人）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他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在小饭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
呜呼！可怜的旗人。他们在认定“汉奸”和“救星”时，就和今天沪、深股市中擅长多空互翻的短线客一样，只有眼前利益，没有任何原则。
谁能理解真正的李鸿章呢？
露天茶座聚集的人群1990年２月底，我藉去京出差之便，重访贤良寺，想给王懋章老人拍一张照片。溶溶月色下，看到的是瓦砾遍地，整个金鱼胡同与冰盏胡同连成一片空地了。再往东看，昔日清朝海军衙门和神机营衙门的旧址上，耸立起富丽辉煌的王府饭店。人们说，这是北京最高级的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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