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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语对枯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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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
对于祖母，张爱玲同样了解不多。老女仆告诉她：“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老太太总是给三爷（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子”，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这些大煞风景的片段。胡兰成还说：“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解脱了兴亡沧桑。”
其实有其父必有其女。鞠耦不仅是个聪慧的才女，而且关注投资，她在给父亲的家信中曾提到“商局新股票已交仲兄存沪源丰润、庆善两处，候市价稍涨再售。电股遵谕不售”。她还深谙政治运作的秘密。八国联军之役，李鸿章奉诏北上议和，他的亲信盛宣怀以电报局总办的身份在上海居间联络。鞠耦给父亲的信中就提到盛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间的勾结串通。她指出张之洞在内部讨论求和方案时常常空发高论，“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拨弄，以见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权（按，指全权大臣奕、李鸿章）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李鸿章对此当然十分讨厌，曾电告盛宣怀，电报每字收费四角，刘、张空论长电，转报时要删冗摘要，以免糜费。奕、李鸿章在给军机处的电报中曾评论说：“不料张督在外多年，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盛宣怀立即把这个密电泄露出去。鞠耦则劝告父亲：
闻大人电内有讥香（香涛，即张之洞）语，杏（杏荪，即盛宣怀）即电鄂，香甚愠，以后乞留意。香杏交甚密，小人最不宜结怨耳。
这个判断，同李鸿章在1897年告诉儿子李经迈，盛宣怀不过一个道员，家资已数百万，官未显而已反噬的看法完全是一脉相传的。李家人早已看出盛氏的不忠，却没有拉破脸面，利用盛又防范盛。只是远在南京的张太太，究竟如何在上海布下眼线的呢？
1901年2月10日，清廷致电李鸿章：“革员张佩纶虽经获咎，其心术尚属端正，办理交涉事宜是否熟谙？”命李鸿章据实具奏。盛宣怀密告李鸿章：此事“闻出自慈意，因无人用，自可乘机切实奏保”。李鸿章立即致电军机处：
张佩纶前在闽省，以船政木船当法国铁甲快船，宜其败绩。嗣在天津，并未参谋戎幕，言者妄加诬陷，其获咎实有可原。谕旨称其心术尚属端正，仰见知人之明。臣以至戚不便保荐。今蒙垂询，该员曾在总署行走，交涉事宜，尚肯用心。现年逾五十，阅历深稳，意气已平，若及时起用，不致蹈书生迂腐之习，或于时局稍有裨助，请代奏。
清流·淮戚（6）
次日，清廷赏张佩纶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张佩纶回电，称翁婿例应回避，且身体不好，予以婉辞。李鸿章回电：“内意似怜我老病，派来襄助，义不可却。时艰交涉，有何回避可言？”4月13日，张佩纶到京。不久，在处理交涉事务中，二人观点不同，张佩纶遂乞假归去，从此不再复出。
张佩纶死于1903年2月4日。他去世后，张之洞做诗《过张绳庵宅四首》，内有“劫后何曾销水火，人间不信有平陂”之句。张之洞晚年写了不少怀念清流旧友的诗篇，大约半是作秀，半是真情，历史上的政治家大多如此，倒也无须深究。
如果说，像曾国藩、左宗棠可算是晚清知识分子入仕的成功者，张佩纶则遍尝成功与失败的酸甜苦辣。他的一生色彩斑斓，伴随着历史的波澜起伏跌宕，远较儿孙辈丰富得多。
所以我想，张爱玲声称对此一概不知，真是有点儿可惜。
1998年初稿
2005年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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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金阶白玉堂（1）
昔时金阶白玉堂——漫游军机处
一
故宫保和殿迤北，是一片封闭的广场，也是外朝与内廷的分界。 广场正北面，屹立着内右门、乾清门和内左门，其后便是通常所说的 “大内”。广场东面为景运门，这里通向奉先殿（今钟表馆）和宁寿宫（今珍宝馆），是观光客的必由之路。加上内左门至景运门墙根那一溜平房，开设着食品店和快餐部，恰好给走完半个故宫的游人打尖，所以终日熙熙攘攘，宛如市廛。走乏了的游客席地而坐，把小香槟瓶、快餐盒、空罐头筒弄得狼藉一片，然后，毫不顾惜地拍拍屁股开路走人。这溜平房，本是前清的奏事处，从亲王至御史，凡单衔递奏封章，皆须至此亲呈；在京部院和各省督抚的奏件，也在此转交，以保证直达御前，任何人不得从中拦阻。时过境迁，当年的枢密重地，如今一文不值，便移其旧址经商，化腐朽为神奇，这是当前中国最为寻常的景象。景运门对面，从内右门到西侧隆宗门那端，历来萧瑟清静，或许是隆宗门终年紧闭的缘故。记得十几年前，隆宗门前立有说明牌，记载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教众在太监策应下，攻打皇宫至此处，并在门匾上留下一个箭镞云云。现在不时兴阶级斗争，牌子便消失，就像神武门内迎面的照壁上，当年赫然写着毛主席语录：“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人民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文革”结束后，便刷新为故宫导游图了。——其实，隆宗门的说明牌，倒很能激起金庸、梁羽生迷追思风尘侠客陈家洛、吕四娘们的无穷想象。我每次去故宫，必往隆宗门那一带走走。因为这边的墙根，也有对应的一排平房，正是当年的军机处值庐（办公室）。
从这里转入内右门，西长街以西，包括养心殿和西六宫在内的若干殿宇，是雍正以降清廷大部分决策的发源地。我之所以去军机处蹀躞，大约是有点思古之幽情，想体验一下当年奕、翁同、荣禄们在此处理国务的感受吧。清朝基本沿袭明朝统治体制，设立内阁，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事。内阁以大学士为首领，人们通常把大学士称为宰相。从历史上看，君权与相权从来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伴之太监弄权，在明代发展到极点。故清初又设议政处，由八旗王公贝勒组成，凌驾于内阁之上，但又造成议政王大臣专权跋扈。清军入关时，顺治帝福临是个小孩，由多尔衮摄政七年。直到多尔衮去世，福临才获掌权。康熙帝玄烨继位，也受四个辅政大臣控制。他靠内臣索额图杀鳌拜，又造成索额图擅权和以后的明珠擅权。玄烨为了削弱王权、增强皇权，在宫内另设“南书房”，票拟谕旨，以分议政处之机要权。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胤利用对准噶尔用兵，设立军机房，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人员组成，每天觐见皇帝，商议处理军国大事，并且以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官员发布“最高指示”，成为朝廷的“书记处”，从而架空议政处和内阁，使得封建王朝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军机处的全称是“办理军机事务处”，根据清末文廷式的考证，“军机”二字，出典于《南史·颜竣传》：“竣出入卧内，断决军机。”
作为皇帝最亲近的辅臣，他们的办公室与养心殿仅仅一墙之隔。除了皇宫，在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后来的西苑、颐和园，也都有军机处的办公场所。 虽然军机大臣位极人臣，但在皇帝眼里毕竟只是奴才，所以办公室简陋得难以想象。靠墙是炕床，占了房间一半面积，还有若干桌椅。家具上覆盖着蓝布，积满白花花的岁月灰尘。屋顶装有天花板，更显得房间低矮，与高大神秘空旷的宫廷殿宇恰成明显反差。东面墙上，有黯淡发黑的咸丰帝题匾“喜报红旌”。但这位不幸的天子，在位十一年，面对外患内忧，报捷的红旗，恐怕只是一种想象和企求。在我印象中，军机处从未向游人开放过。每次参观，只能趴在迷蒙的窗前，窥看黝黑的内景，自己觉得寒碜，想想当年的使用者，肯定也寒碜。
二
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度，中国人长期有着早睡早起的习惯。皇帝在清晨处理政务，住在紫禁城外的军机大臣只能起得更早。 从军机大臣王文韶的日记看，他一般在寅初（凌晨３时）入值。光绪七年元旦是丑正（２时）到值庐。散值的时间，多在辰初或辰正（7至8时）。又看曾纪泽日记，他在北京以四五品京官候补时，过得很闲散。一般在辰正起床，子时至丑初（晚11时至凌晨１时）入睡。当被任命为出使英法大臣，进宫呈递谢折并谒见军机大臣那天，却是丑初二刻（１时半）入景运门的。清亮的月光照映着巍峨黑暗的宫殿群落，照映着宫殿飞檐上安坐的仙人和小兽塑像，给人幽深狞厉的感觉。从东华门入宫走往军机处的长长通道上，没有路灯。不知大臣们是自己打灯笼，还是由太监或护军伴送？我没有凌晨入宫的经历，但有一次，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访吕小鲜兄，谈至甚晚，再穿过暮霭深沉、旷无一人的太和殿广场出东华门，已有难以名状的心情。而在旧时，统治者要求臣下的，正是那无可名状的敬畏和恐惧。不过，把上朝时间提早到如此程度，似乎也有点过分。无怪英国历史学家季南教授（）在谈到驻京外交官晚间缺乏社交活动机会时揶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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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金阶白玉堂（2）
中国的大臣经常要在半夜三点钟这一有碍健康的时间上朝，从而使他们轻易不能参加晚间的宴会。无疑以他们的年纪，到这时他们是需要睡觉了。由于做事实上的夜班，军机大臣们在离家前总要吃餐夜宵，而军机处值庐廊下，每每也排放着数盘烧饼油条，以供大臣们随时补充能量。看来，烧饼油条作为一种晨间快餐，从前还是雅俗共赏的呢。 军机大臣历来由皇帝直接挑选。所设人员，向无定额。最多时八名，最少时两名。具体而论，乾隆时常设五至七人，嘉、道时常设四至六人，光绪时常设六人。而根据薛福成《庸笔记》的说法，军机处值庐“本不甚宏敞，大臣如满六人，坐位固嫌逼窄，相传必有一人不利”。并以光绪年间军机大臣的消长和去世为例进行说明，读来饶有趣味。不管人数多少，权位操于排名第一的领袖军机之手。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其先阅。其指定某军机传阅，他人不得聚观。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趋前卷起门帘，因而被称为“挑帘子军机”，可见同僚之间等级依然森严。野史笔记中，常把军机大臣比作轿夫。刘体智《异辞录》说：
京师舆夫四名，谚云：“头一个洋洋得意，第二个不敢泄气，第三个浑天黑地，第四个不知那里。”谈者比以军机大臣。向例，枢臣入值，在御案右旁跪，其跪垫挨次而下，惟居首者奏对。其次则跪处由渐而远，谛听上谕，不能详悉。即有陈奏，上亦不能尽闻，仍由居首者传述。故枢廷数臣，虽云同时入值，然自首座外，其余率非问弗对。京谚以舆夫四人状之，情形毕肖。金梁《光宣小记》更谓，军机召见时：
首为当家者，专奏对，众谓之“军机面”，谓其独得面子也。则以喻轿班前一人，曰“扬眉吐气”。次为备顾问者，非指问不得越对，谓之“军机嘴”，则以喻轿前第二人，曰“不敢放屁”。再次为执笔者，专撰述而不得问意旨，谓之“军机手”，则以喻轿后第一人，曰“浑天黑地”。末为供奔走者，谓之“军机腿”，则以喻轿后末一人，曰“趋炎附势”。可谓刻画入微矣。军机大臣位极人臣，虽说爬进了帝国决策者的小圈子，但当差实在很累。诸如乾嘉年间的董浩，入值三十八年；同光年间的恭亲王奕，两入枢桓前后亦达二十六七年，每天披星戴月，精力真是惊人。官做长了，也就悟出不少小技巧。他们在膝盖处用圆夹布中置棉絮为衬，使得下跪时不痛。为了免除每日长跪，相传秘诀，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句为率，并须简浅明白，以免皇帝再问。军国大事，先为膝盖谋之。研究军机大臣，是研究清史的一把重要钥匙。可惜许多研究者却总是忘记这把钥匙，更谈不上用它去开锁了。举例来说，道光初年，皇帝宁倦于大政，苦于奏章不能遍阅。军机大臣曹振镛献策曰：
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中之错误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曹振镛出身官宦，父亲曹文埴，为乾隆二十五年传胪（即殿试第四名，或曰二甲第一名），最后官至户部尚书。《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枢堂” 条载：“文正（按：文正为曹振镛的谥号）先人于乾隆朝列正卿，文正生于京邸，明习朝章。”作为高干子弟，曹振镛为人处事谨慎廉洁，操行甚佳，并无纨绔恶习。26岁进士及第，以后官运亨通。《清朝野史大观》又称：“军机大臣旧例与入觐督抚不私觌、不留饮，惟于朝房公地延接数次，亦人所共知共见也。文正守此例极严，长白（穆彰阿）便已通融，再后则无之。”道光是个守成、节俭、自以为有识见而其实根本不知天下大势的皇帝，自然喜欢曹振镛的风格，听得进曹振镛的劝说。这样两个君臣的搭配，结果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钳制人心，不得发舒。道光一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便直率地上奏批评：“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至太平天国兴起时，地方官仍互相隐讳，不敢上报。可以说，曹振镛当国时期，正是清帝国由盛转衰的关节点。可惜，即便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学术界都没有引起重视，岂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又如，从1827年到1850年一直担任军机大臣的穆彰阿，人称“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几句考语，言简意深，极值得回味思量。穆彰阿三典乡试，五典会试，加之复试、殿试、朝考、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几乎无岁不与衡文之役。《清史稿》称他 “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但对此公，学术界除了称他是“投降派”，又知道多少？或曰史料太少，其实，相比罗大纲、宋景诗、杜文秀之类草莽英雄，穆彰阿的材料决计不会更少。
再如，1884年“甲申易枢”事件后上台的那班军机处人马，研究也很缺乏。近读樊增祥1890年10月26日给张之洞的密信，专讲当时中枢高官的腐败：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交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不过问矣。……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这里讲的是某人进京时，向军机大臣馈赠银子后各人的态度和反应。信中“大圣”指孙毓汶，“相王”指首席军机礼亲王世铎，“交长”指许庚身，“北池”指张之万，“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这封信为我们了解清末政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这些联结晚清历史枢纽的关键人物，生前权倾一时，死后却备受冷落，假如考问大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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