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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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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不缠足会，农学会，倡办女学堂，俨然成为言论界和不缠足会及其他学会的首领，执维新变法舆论之牛耳。严复曾经评价梁启超说“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1897年6月，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不缠足会，放足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不久，入会者络绎不绝，各地分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放足的兴起引起了一些人疑义，认为缠足旧习已久，“恐女子不缠足，异日或难于择配。”梁启超在《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婚配。故特设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溅广，革此浇风。”
不缠足会会务原由汪诒年代理，后因会事迅速发展，会务繁重，而汪处事太多，随移交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不缠足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不缠足会和各种学会的发展吸引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官员，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他
在7月21日给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要求“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赠银元五百元，已交汇号。”用来窃“维新之貌”。
1897年冬，梁启超又与经元善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建造校舍，于第二年夏招收女学
生，成立女学堂，真正“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可是，《时务报》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内部的矛盾。由于政治见解不同，梁启超与汪康年时有摩擦，而黄遵宪与汪康年素有微嫌，争议不断。1897年9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知耻学会序》引起了张之洞的反感，大骂梁狂妄荒谬，禁止该期报刊在其辖地发行，随后又指使汪康年向梁启超施加压力，抑制梁的言论，甚至随意删改梁启超的文章，使得梁无法继续在此工作下去。与此同时，黄遵宪与汪康年的矛盾更加激烈，受到汪的排挤，被调任湖南盐法道并代理湖南按察使。就在这时，湖南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谭嗣同等筹办时务学堂，黄遵宪赏识梁启超，于是邀请他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离沪奔湘，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
随着梁启超在时务报的发展，他的思想逐渐完善，特别是没有康有为的影响，使得梁启超摆脱了康有为固有思想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独立登上政治舞台，担负起改变中国命运的重任。
时务学堂激风云
在《中外纪闻》、强学会、《时务报》的宣传影响下，在湖南长沙周围聚集了一批爱国维新志士。陈宝箴、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具有开放思想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浪潮。
陈宝箴，自1895年调任湖南巡抚以后，以开化湖南为己任，推行新政，办新学会、不缠足会，筹办航运，修建马路，设立工厂，建立新学堂。陈宝箴接触过许多西方新思想，新技术，具有一定的维新倾向，较为支持湖南的维新派。1895年的公车上书给他以强烈震撼，康梁的维新思想深深吸引了他。为了传播新思想，推行新政，陈宝箴甚至用官费订购《时务报》传读于各衙门中间，活跃了湖南政界的思想，使得湖南维新运动不断高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然而，当时的湖南守旧势力仍然强大，陈宝箴的新政并非畅通无阻，以王先谦为代表的顽固势力阻挠改革。为了宣传封建礼学，王先谦上书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请求创办时务学堂。陈宝箴并不了解王先谦的本意，为了培养革新人才，推动湖南变法维新，开通湖南风气，便欣然同意。由于陈宝箴的直接干预和维新高潮的影响，时务学堂成为中西并重的新式学堂。教授工厂企业的管理文化，而且毕业后还可以出国留洋，因此招生规则一经颁布，学生报名踊跃，一时成为湘江之畔的一道风景。
在这样的环境下，梁启超来到了湖南，来到了时务学堂。到湖南之前，康有为等专门到上海和梁启超商讨办学方针，二者产生了异解，康有为认为应采取“缓进法”，毕竟民智未开，火候过大，会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扰。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已集病甚久，需得猛药才能医救，彻底改革，才能唤醒沉睡的民众。由于康有为的见解并不坚定，因此梁启超进湘后，激进的教学法引起了轰动。
1897年10月，梁启超抵达长沙，广东“神童”、《时务报》主编来到长沙的消息轰动了湖南各界。蔡锷、林锡圭等四十名学生听到后欣喜若狂，湖南官员、各书院师生亦纷纷目睹梁启超的风采。梁启超以激进的思想，超人的智慧，优雅的风度征服着湖南的思想言论界。第二天，时务学堂在曾忠襄祠举行公宴热烈欢迎梁启超，参加公宴的有黄遵宪、江标等官员与各地方教习、绅士等社会名流。
公宴上，熊希龄致欢迎辞。随后梁启超发表演讲。演讲中，梁大谈治学方针，强调“以湘之才，用粤之财”，来拯救中国。这些言论惊天动地，石破天惊，听者摇头惊讶，怀疑其可行性，更多的人报以掌声。根据时务学堂培养人才之要求，梁提出“立志”、“养心”、“治身”、“穷理”等《学约》十章，传授学习方法，明确学习目的。梁启超制订的学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内容崭新，说理深透，使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求变图强，成为维新变法的人才。
时务学堂重思考，重实践，提倡自由讨论，学生变得思维活跃，激进，学术氛围浓厚。梁启超的到来带来了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使时务学堂成为维新运动人才的摇篮。梁启超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批评君重民轻之说。大倡反满革命思想，使一些热血青年意气风发，成为维新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大批维新志士从时务学堂走向社会，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当时，梁私下摘印《明夷待访记》、《扬州十日记》，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制，直接揭露清朝的血腥罪恶，激起人民的反抗精神。梁启超当时风华正茂，在时务学堂这个自由的天地里，肆意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可谓酣畅淋漓。能够淋漓尽致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传播自己的思想，无拘无束地展示才华，这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可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幸福。此时，《湘学报》、《湘报》等开始发行，给梁启超又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
在解答学生的问题时，梁启超指出强国需要限制君主权利，则需开议会，而议会之开，需广人才、建学校，即为开民智。“强国以议会为本，议会以学校为本”。这就是中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关于服饰问题，梁启超这样回答道：“衣服虽末事，然切于近身，故变法未有不变衣服者。” 可见当时梁启超对改革的急切与彻底。这些使得时务学堂学生思想发生重大改变，极大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
当时时务学堂的教授还有谭嗣同、唐才常，他们的教学内容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给学生的触动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象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地向外宣传。于是整个湖南哗动，从省城到乡村，没有地方不惊之为奇，整个湖南思想界天翻地覆。引起以王先谦为首的守旧派极大恐慌。守旧派指责梁启超一干谣言惑众，伤风败俗，“忤逆连篇累牍，乃知志在谋逆。” 所教之学违背伦理，误人子弟，不啻为百十俊秀，焚而坑之。在守旧派看来，时务学堂则成了培养邪恶势力的阵地。
梁启超在湖南不仅教学于时务学堂，指导各种报社、学会工作，同时也为湖南的维新运动出谋划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倡行新政。他认为湖南应办之事应该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如果三者能够实现，则湖南维新大业必定能够成功。梁启超把湖南当作一个维新基地来建设，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1897年，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劝湖南自立自保，应付他日大难到来，并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谈论自立后应当著手开办之事。这当然不能被陈宝箴等接受并采纳，并且引起了湖南旧势力的恐慌。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派官僚随后开始了对梁启超等的迫害，梁启超等景况险恶，生命受到威胁。最后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不得不辞退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等人，使他们相继离开了湖南。不久梁启超由于大病也不得不离开这片培养维新人才的沃土。此时，西方列强蓄谋瓜分中国，为救国救民，康有为等在北京建立了保国会，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尽管梁启超他们最终离开了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作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成为了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革、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培养出一批如蔡锷，秦力山等一批日后中国著名的改革家。梁启超的汗水浇灌了美丽的花朵。正像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描述的那样：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
起，小学会尤胜。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衔，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书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志士之志不可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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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大加剧，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危在旦夕，封建官僚却手足无措。这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了出来，引领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 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
由于湖南顽固势力的压迫，梁启超不得不离开时务学堂，重新回到上海。1898年春，梁启超抱病离开湖南，坐上了驶往上海的招商局立村轮。阳春三月，阳光明媚，沿江风景秀丽。轮船驶过，江面泛起一流翠波白沫，上下起伏，不歇的波浪，无尽的江面，碧波荡漾，把梁启超的思绪带到了远方：十岁秀才，十六中举，拜师康有为，广结挚友；公车上书、强学会、《时务报》还有时务学堂，自己的每一步都浸润血汗，以拯救民族为己任。可如今却要逃离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阵地，还恶疾缠身，顽固贵族势力厚如磐石，难以撼动，犹己所不能为也。四面的山水清新秀美，山歌在峰峦间飞舞，一派欣欣向荣。梁启超心情为之一震，国虽危难，可国民仍有士气，自己仍有同路人，自己怎又能向病魔屈服，向顽固官僚示弱呢？
洋轮从身边飞驰，激起一波愤怒。是的，帝国主义虽强，可中国民心仍在，于是心情为之一缓，饭后与友人约：“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义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灭，仍须尽力进行。” 可见其临危不惧的豪情和崇高的爱国精神。
回上海后，梁启超精心养病，品味着平常人生活的甜蜜，这是梁启超一生中难得的温馨时光。然而梁启超不忘国危家难，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重大动向，思索着救国之法。
此时，光绪大婚，慈禧太后归政于帝。光绪面对着江河日下的清廷，决心力挽狂澜，振兴清廷，以免成为亡国之君。他读过西书，对世界格局有所了解，希望能通过变法来避免亡国之灾。于是，在其周围形成了以挽救清廷为核心思想的改革团体，被称为“帝党”。而为了捍卫自己权位，争取利益，顽固派和洋务派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形成“后党”，掌握着清朝的实际大权。光绪要变法，自然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社会上形成“帝后之争”的局面。
帝国主义方面，自从《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视中国为刀俎之肉，瓮中之鳖，肆意割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国内地。中国民不聊生，大好江山被帝国主义一扫而空，煤矿、农产品、铁矿等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清廷上至光绪下到王公大臣都胆战心惊，束手无策。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康有为一边向光绪进呈《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一边筹划成立保国会，用来保国、保种、保教。梁启超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应康有为的要求，1898年3月，梁启超告别妻女，拖着病体，在康广仁的护送下前往北京，协助康有为推动变法。
梁启超到京横后，随即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去了。此时的环境和第一次公车上书的环境相似。同是西方列强侵略高潮，同样是会试之时，梁启超这位中国的知名的新知识分子，公车上书的领袖，此时此刻犹如又回到了1985年那激情的时刻：激情的演讲，令人难忘的情景，百千举人会聚一堂，为国家，为民族撒热血，抛头颅，如今的景象何其神似。那吠狮般的愤怒，台湾举人揪心的血泪，仍在北京上空飘荡。梁启超感叹万分，决心重现当年盛况，随即和康有为一起连续发动了三次公车上书。4月初，梁启超联合在京举人百名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废八股取士之制，改应试经济六科、政治外交，使举人们熟习农工商政经之学，以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和国内维新变法运动的需要。八股乃中国千年来取士之道，废八股无疑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必然引起守旧势力的反对与仇视。《戊戌政变记》中的一节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书达于督察院，督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口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可见当时梁启超处境之危，有人甚至建议雇请保镖或化装躲避，梁启超却附之一笑，继续投身于维新浪潮之中，为运动四处奔走。
此时保国会已成立，维新势在必行。保国会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党色彩，通过了保国维新、救亡图存的章程，清晰地阐明了宗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内部构成、入会手续、会员权利义务以及纪律管理和财务开支等等，是康梁二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完美反映。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上，梁启超由国际国内形势开始，以其热情激扬的爱国情操给与会者作了一精彩演说。他说：
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殆几于醒矣，其议论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夫天下之事可为、不可为，亦其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不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闻也。
他晓以情，动以理，用民族思想彻底打动世人的心弦，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不久，保川会、保浙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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