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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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哄闹会议，直扑演台。梁启超神情镇定，面色不改，口不辍演。“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明自后口其肩，格者僵，继得上。”诘问犬养毅“何故附会立宪”，犬养毅登台作酬应立宪语“###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　　会场一片混乱。不久，日本当地警长率警卒数十人到场制止了这场混战，决定依法律来解决此事。梁启超深恐引起争端，有损国人尊严，便从大局出发，向警方解释纷扰纯属“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日警唯唯而退。

　　政闻社社社长一名，暂时空缺。另外设总务委员一人，常务委员两人，分别由马良、徐佛苏及麦孟华担任，实际工作仍由梁启超负责。马良，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是年七十高龄，但仍然精力旺盛，身体康健，“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来到日本，为国民奔波。马良到后，到处演说，政闻社气势盛极一时。

　　10月，政闻社机关刊物《政论》创刊于上海，蒋观云为主编。该报第一号发表了《政闻社设月》、《政闻社社员简章》、《政闻社职员名籍》各篇，讲解政闻社机构，明确会员义务与权利，详述了政闻社成立的原因。最后，梁启超在宣言书中提出了报社所持主义：

　　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政闻社正式成立后，大批社员陆续前往各地活动，联络发展社员，掀起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浪潮。

　　这年10月，原礼部尚书、李惠仙之兄李端棻逝世，梁启超悲戚不已，次年撰写墓志铭一篇以酬谢这位开明绅士、赏识自己的伯乐。

　　这年冬天，梁启超隐居在“双涛园”，漫步于大自然之间，思索天地风云。置身于松林飘雪中，浮想联翩，无尽的感想夹杂着自己的抱负融成了感怀诗两首：

　　腊不尽二日感怀

　　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慰，长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上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

　　其夕大风雨彻夜不寐重有感

　　三十年前心上事，为谁千转入中肠。学裁春胜同依姊，泥所年糕各唤娘。此日天涯空涕泪，他年夜雨莫思量。却缘诗梦翻无寐，送我何由致汝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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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请愿运动
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从东京迁往上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运动。同时，该社在沪召开招待会，宴请沪上学界，报告政闻社宗旨和成立经过，马良、徐佛苏成为政闻社在沪的主要代表，社务迅速展开并不断发展壮大。　

　　此时，日本轮船二辰丸私运军火被粤督扣留，中日之间引起争端，日本强烈要求清廷对此作出表示，赔偿损失。这本是一种变相侵略中国的行动，在日本政府的诬辩下却成为了中国的侵权行为，使得国民气愤异常。随后，政闻社专门致电粤督：“粤督大人钧鉴，辰丸事公据约捕收，薄海称快，东报虽强辩，亦认捕船地为我领海，不力争将领海变公海，且失国家自卫权，岂始终坚持。”强烈要求清廷能够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不久，上海两广同乡会召开特别大会，商讨二辰丸私运军火问题，政闻社徐佛苏、范秉钧代表全社人员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演说应对方法。然而尽管各界不断活动，结果仍是由中国赔款赔偿损失了事。一时，国内抗议运动顿时激烈起来。

　　当然，政闻社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必然会引起了一些人的仇视。在政党方面，作为竞争对手，革命派与宪政公会十分嫉妒该社的发展壮大。这年，革命派不断发动起义，力谋推翻清朝统治，创立民国，同时也是对立宪派轰轰烈烈运动的挑战。而在清廷，戊戌变法的叛徒袁世凯成为政闻社的最强硬对手。他一边招致人才，一边贿赂清廷实权人物，一切目标都指向了政闻社。当时清皇族奕歆为清廷实权人物，袁世凯皆尽所能，最终得以成为他的亲信，并开始加大打击立宪派在朝官员。同时，他力促张之洞奏请慈禧太后举发梁党乱政密谋，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的挑衅，政闻社积极在朝中安置人手，网罗人才，以积极的请愿运动相以回应，引发了速开国会请愿热潮。

　　当时，由于国内资产阶级力量的不足和政闻社内部的一些原因，政闻社内部一部分人提倡缓进，不可过于激进，因思想急躁，“匆匆浪战，既已费财，又必狼狈”。“求急反缓，一误万误再误”。他们认为，现阶段应该从创办实业，培养人才入手，“以启发人民民治权力思想，固顺导之而以为力”，不能像戊戌变法一样，“虽有旋乾转坤之能力，而不能达圆满之目的。”麦孟华、侯延爽等人强烈反对激进之说。

　　在封建势力强盛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走向近代民主政体，必须有一个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发展的过程，就像梁启超所设想的那样，由刚从封建君主脱胎出来的皇帝担任国家元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终确立君主立宪，形成一个对国民负责的国家。而政闻社在刚刚建立之初，就要求“速开国会”，以控制政府显然是一种过激行为，可是在当时鼓吹“速开国会”，用来抗衡革命派的“排满共和”口号，是当时社会上的主流心态。由于马良、梁启超、徐佛苏等政闻社领导人主张激进，认为革命共和派的一连串起义，逼得他们不得不设法参议政权，以挽救国家危机。

　　1908年初，政闻社联合江浙预备立宪公会，湖南预备立宪公会等立宪团体，组成国会期成会，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请愿签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请愿浪潮。7月，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骞、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不久，政闻社打电报给直属军机处领导负责推行预备立宪的宪政编查馆，要求在3年内召开国会。到了8月，请愿运动进一步高涨，各省代表纷纷抵达北京，呈递请愿书，要求立即召开国会，运动形势的迅猛发展的背后，是清王朝顽固势力的猛烈进攻。

　　6、7月间，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电奏请速开国会，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随后被革职查办。成为政闻社被禁的导火索。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乱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类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陈景仁案发生后，政闻社开始有了解散组织的主张，梁启超等人商讨补救之法，最终却遭到失败，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随着清廷上谕的颁布，政闻社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刊载查禁政闻社原因说：

　　七月十七日上谕查禁政闻社，严拿社伙，闻其原因系陈景仁等斥革于式枚一电，某邸颇滋不悦，随分电各省调查该社内容。数日前已得某省电复，有立社处所甚多，社伙甚众，且有要犯混迹其中，故当日召见时面奏情形，随下严行禁止，饬属拿办之渝。

　　清廷的严厉打击使得政闻社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狭小，社员中主张解散政闻社的火苗呈愈燃勃发而势。梁启超不得不采用妥协措施，“拟解散之公告”，以“形式上之解散”加固“精神上之结合”，为立宪运动保存实力，以图后展。

　　政闻社被迫解散后，梁启超隐居于“双涛园”，与海涛共舞，向松涛倾诉，压力、委屈一股脑地侵袭过来。海浪带来了清新，松林吸收了苦闷，在美景中游荡，在西书中翱翔。梁启超苦苦思索，经济窘困成为事业发展的瓶颈。清廷阻力令人压抑，当看到“政府压抑舆论”为各国宪政萌芽时代的共同特点时，似乎海水运走了烦恼，松柏洗刷了雾气，梁启超顿时精神一震，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决定在逆流高涨时，埋头著作，在理论上进一步作好准备，养晦以待时。

　　此时，梁启超早已同王桂荃结为百年之好，到　　1908年，梁启超已有三儿二女，家庭日益贫困，仅靠写作稿费实难以支持，不得不依靠友人救济。他在给仲弟梁启勋的书信中说自己“与觉顿在此忍饥相对”，“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

　　读古人之书，觅哲思之理，颇有所得，邀望窗外白云，思绪游弋，怡然自得。思索之余，梁启超深感自己“泛滥涉猎，无一专精”，故决心“尽除好博之病”，专攻几科。其时梁启超生活贫苦。事业不尽人意，梁启超认识到经济的重要，深刻地感到拿破伦“金钱决定战争”理念的正确。决定专攻法学与生计学，以适应自己追求民重法治及时势的需要。随后梁启超整理所学之得，著写了一系列财政经济论文，如《时政原理》、《论各国干涉中国生计之危机》、《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外债评议》等等，逐渐成长为中国财政界的“理财专家”、“扶大厦将倾之栋梁”。

　　虽然梁启超等解散政闻社，立宪活动开始陷入低谷，但来势汹汹的群众运动和起义运动也推动了预备立宪的进程。在政闻社被查封的两周后即8月27日，宪政编查馆资政王大臣奕歆、傅伦等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随后奏谕颁发《钦定宪法大纲》。依限举办，限九年筹备完成。《钦定宪法大纲》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的体制，规定臣民在法律范围内的各种权利。这是一个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方案，随后，《谘议局章程》、《议员选举章程》公布，规定在其后的两年内设立谘议局、咨政院。立宪派取得了初步胜利，特别是清政府颁布的立宪方案基本上都是梁启超立宪思想的翻版，宪政编查馆“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疱”。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于11月14日、15日崩逝。帝后崩，依遗诏3岁的溥仪继位，其生父醇亲王载沣得以成为监国摄政王，清廷中央发生了重大人事变更。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了积极倒袁之事，列举袁世凯罪状，上书摄政王，一系列活动将袁世凯逼上了悬崖。最后袁世凯在庆亲王奕歆的庇护下，才得以免官回乡，保全了性命。

　　慈禧太后的死去，袁世凯的罢黜，自然让梁启超振奋不已。他的灵魂开始重新跳跃，伺机重登政治舞台。此时，社会的震荡以载沣的上台告一段落，各派都在静观时局或者酝酿更大的行动。1909年成为清末社会异常平静的一年。由于对摄政王载沣抱有幻想，梁启超一改以前的激进作风，提出了先行地方自治，后再开国会的缓进方案。他对载沣的上台鼓掌称颂，歌他“举止谦逊”，“深沉而有远略”。

　　后来梁启超又上书《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一些符合实际的施政方略，建议力抓“理财政”，“改官制”，“厉人才”三件大事。他表示朝廷主张先开地方谘议局，后开国会的顺序是正确的。“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破坏。”希望朝廷能采取措施，提高民众自治能力，以日尔曼俾斯麦之“铁碗政策”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民主开明政策。

　　醇亲王载沣摄政后，清廷党禁之议提上日程。梁启超自认为“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希望朝廷能够解除党禁，以一展雄图。同时，许多立宪派人士认为，康梁能够回国，中国必能再生希望，重振雄风。随即，潘若海、麦梦华、杨度等在朝廷上下活动，以求开放党禁，解除康梁身上禁锢。杨度更是以死相谏，“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行为，惟乞皇上诛臣”。若是载沣能够解除党禁，中国时局必能向着和平稳定发展，可是由于奕歆等权臣的阻扰，梁启超的一腔热情硬生生地浇上了一桶冷水，这成为以后思想趋于激进，接二连三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原因之一。

　　党禁运动，只使清廷开复已故翁常熟，陈宝箴原官了事，“六君子”的抚恤，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赦免问题只能继续悬留，梁启超不得不滞留国外，满腔爱国热情无处倾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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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国会请愿高潮
政闻社被解散后，梁启超失去了自己所依赖的组织力量，这时他一边以言论号召动员民众，一边与徐佛苏等立宪人士联络，争取谘议局议员席位，以更有效的指导推动请愿运动。

　　1909年各省谘议局如期进行选举。徐佛苏在国内进行了颇有力的工作，使得一大批立宪派人士进入各省谘议局，如孙洪伊、汤化龙等。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人士拥有了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以民间代表的身份监督政府，倡导宪政，以维护立宪派的利益，谘议局成为立宪派变相的政党机关。不久，各省谘议局召开第一届会议，商讨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代表上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和平革命”方式来挽救中国时局，掀起国会请愿运动高潮。

　　这时，徐佛苏作为梁启超在国内的代表，活跃于各省谘议局之间，从事于请愿运动，秉梁启超之意，他“联络咨政院谘议局之各议员，使其一面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并准备起身进京主持言论，“齐一国同志思想步骤”。12月，各省代表入京，请愿速开国会，朝廷内部也请愿声起，但是清廷仍然没有理会请愿代表，颁布上谕，仍以九年为期，请愿运动无功而返。

　　1910年，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梁启超筹借款项，克服窘困于3月10日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成为继《新民丛报》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国风报》在创刊时在《民报》上这样刊载了一则广告，可见其办报宗旨及精神：

　　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每册八万字，逢一日出版。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谈丛、小说各门饶有趣味，诚报界之伟观，而立宪国民之粮也。定阅全年八元五角……上海四马路国风报馆。（宣统二年一月十二日《申报》）

　　《国风报》根据时势而动，与时俱进，言论尤为切实，从事各种政治问题具体研究讨论以及灌输国民政治基本常识。梁启超的《国家命运论》、《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陆续在上面发表，文中详细分析了第一次请愿运动失利的原因，为立宪运动提供了详尽的蓝本。

　　清末政局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海潮巨浪肆动。梁启超置身于旋涡之中，一言一行关系于全局，由于解除党禁运动的失败，梁启超开始对满族权臣逐渐失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1910年4月20日，梁启超发表《论请愿国会与请愿政府并行》一文，他第一次公开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尽快筹组政党，迅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立行宪政，“激进论”又迅速抬头。

　　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