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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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飞一段距离，然后三个轮子同时接地。可这种标准的着陆方法使轮子接触地面的面积大，与之冲撞的力也大，飞机会马上被反弹起来，再重新落在地面上。有时候目测偏高，飞机还会连跳几次方能控制得住。　　为避免出现这种尴尬的场面，也为朱老总能感觉舒适些，同时为我们机组能在朱老总心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我们采用了在训练中绝对禁止使用的方法：把机头拉得偏高一点，使飞机有一个小小的仰角，让两个主轮用很小的面积接触地面后，另一个轮子才接地，这样，飞机就如春燕般轻盈地飘落在地面上，后舱的人甚至毫无觉察。　　下了飞机，朱老总用手指点着我们：　　〃不是很好吗？我倒是准备从床上滚到地板上，结果上了你们的当。走吧，一起去金牛坝。你们玩几天就先回北京，我回老家啦，得住些日子。〃　　遵照朱老总的指示，我们休息了两天先他回到北京。可尽管着陆时很轻，但朱老总返回北京时没轮到我去接，因为飞行员执行任务的次数是相对平均的，而且那次是别的同志值班。  

彭大将军（1）
性急的彭老总冲着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直嚷：〃我说机组行，你非说不行，越拖越晚，越晚越坏……我这不是来了吗？不是没有摔死吗……〃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碧波荡漾的水乡湖面，却成熟于延安那光线不足的土窑洞里。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窑洞里居住了十年之久，这十年的光阴，中国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延水河畔逶迤曲折的小路，灌木、杂草中间杂着几簇野花的坡坡梁梁、沟沟坎坎……无不印记着前辈革命家的足迹。　　进城了，住进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手中掌握了人民给予的权力，但老一辈革命家始终不能忘记延安那些低矮黑暗的窑洞曾是他们生存的栖身之所，更不曾忘记用南瓜小米养育了他们的延安人民。多少中央高级领导同志满怀感激之情，重回延安，看望那里忠厚善良的乡亲，看望宝塔、延河，看望那些留下了他们金色时光的山山水水。　　由于首长们工作繁忙，所以多是坐飞机来去，因此，我便有机会多次到延安。我用一颗敬仰的心，参观毛泽东主席在枣园的故居。我带一片神圣的情感，游览被视为革命象征的巍巍宝塔。怀一腔追溯伟大历史的激动，走进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大会址……延安中央礼堂……然而，所有历史的陈迹都随着时间的远去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但是，有一件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烙印，就是去延安接彭德怀那一回的特殊经历。　　1958年8月底的一天，我被派往西安。其实，到西安只作短暂停留，我的任务是飞往延安，去接在那里作社会调查兼〃回娘家〃看亲人的彭德怀。　　送彭德怀去延安的机组，一直在西安等候待命。记不清什么原因，当彭德怀要返回西安的时候，却又临时把我从北京调到西安，使我有机会结识进而了解襟怀坦荡的彭德怀元帅。　　那天天气不好，层层浓云低压，见不到一丝儿阳光。脚下那一片黄色的土地，可能因为没有阳光的照耀，失去了应有的光彩。机翼下掠过的沟沟坎坎、坡坡梁梁上，稀稀落落可见几处玉米或小麦什么的农作物，但也缺少蓬勃的生气。　　宝塔山脚下那条流淌了无数年头的延河水，弯曲回旋。虽然流水不多，但它清晰的河床老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比起以窑洞为主要建筑的延安城来，延河容易发现得多。其实，看见了延河，也就如同看见了延安。　　延安机场的净空条件很不好。东北与西南走向的跑道，跑道西南延长线是延河，还算平坦开阔；东北方向的延长线，则是两座山头之间的狭长低谷。所以，飞机只能由西南向东北单方向起降。跑道又窄又短，风速稍大，机场便要关闭。幸好我们降落的时候，天上只有厚厚的云层，没有刮风。　　解放后，作为革命圣地，延安城里盖了两排红色火砖的房子，算是高级招待所，接待那些窑洞里的旧主人。我们被领进这个招待所的时候，已近开午饭的时间，因此彭德怀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说：　　〃你们机组来啦。我以个人的名义请你们吃顿饭，好不好？〃　　不等我们回答他的问话，他马上又声音低沉地接下去说：　　〃回老家啦，能吃顿家乡饭不容易啊！〃　　很明显，这后面的话，彭德怀只是说给自己听。　　延安保卫战打得艰苦激烈，作为总指挥的彭德怀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他对延安怀着更加深厚的感情。对于他此时的心情，我自以为是很理解的。　　彭德怀最初给我的印象很严厉，他同我们讲话的时候，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儿笑容。虽然语调柔和，面容和善慈祥，但总使人产生望而生畏的感觉，我们立在他的面前都有几分怯意。接触时间长了，我们渐渐地摸透了彭德怀的脾气。他纯属〃刀子嘴豆腐心〃那类人。我们同他用不着装腔作势那一套，想到啥就说啥，如朋友间拉家常，毫不拘束，更不必字斟句酌，考虑再三。　　随着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我们的了解进一步加深，知道彭德怀是个性情耿直，感情深沉的人。心中满是情和爱，但绝不轻易外露。他同陈老总的性格截然不同，陈老总热情奔放，谈笑风生，话一出口便妙语连珠，使人一见便觉平易近人，亲切随便，很容易接近和沟通。　　饭端了上来，先是黄澄澄的小米干饭，又有白生生的两盘杂面馒头。看上去都很可人，使人产生大嚼一顿的欲望。另外，桌子正中放一个大盆，装了满满的素炒倭瓜。最后每人面前放了一小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　　机组的几个人还眼望着通向厨房的那扇门，期待着再有可口的菜肴端上来。不想彭德怀已拿起筷子，招呼我们道：　　〃快吃吧。羊肉汤要趁热喝，才能喝出味道来。〃　　小米干饭和杂面馒头，对于我这个生长在河北土砭砬的人，倒真有一种回到了故乡的亲切感。但却〃委屈〃了来自江南水乡、吃惯了大米饭的同志。用他们的话说，〃好看不好吃〃。只见他们高兴地把黄澄澄的小米饭扒进嘴里，却皱起了眉头，鼓着腮帮子只让它在嘴里打转，久久不下咽。可是看见彭德怀吃得那样香甜，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认真〃吃起来。彭德怀手里的筷子刚撂到桌面上，他们不管吃饱没吃饱，紧跟着都放下了手中的碗。彭德怀大概觉察到这顿午餐不受欢迎，便故意问：〃好不好吃啊？〃  

彭大将军（2）
大家笑而不答，他见状轻叹一口气：　　〃要是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延安老区的众乡亲们，大家每天都能吃上这样的饭就好了。〃　　讲这番话的时候，彭德怀表情凝重，眼神忧郁，声音低沉。我们吃惊地互相交换眼神，房间里静静地沉寂了好一阵子。　　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曾批评彭德怀（当然，实践证明是批评错了），说他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向党放了一颗洋洋万言的炮弹。　　1958年，彭德怀回延安，1959年彭德怀又回到老家湖南，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发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党深思的问题。老百姓的普遍贫困是个非常现实而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尤其是延安老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如40年代八路军在陕北的时期。难怪，彭德怀吃杂面馒头小米饭是那样香那样甜。在他脑子里，一定是乡亲们铁锅里的野菜，粗碗里的稀汤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不然，他怎么会那样沉重叹息，那样郁郁寡欢。彭德怀是我们共产党人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典型代表。　　〃下午两点钟出发，你们去休息会儿吧。〃　　彭德怀从沉思中解脱出来，站起身离开了饭桌。　　我们谁也没有休息，不是我们不愿休息，而是时间不允许我们躺下来哪怕是伸展伸展四肢。　　负责飞机维修检查的机务人员，先行去机场准备飞行了，飞行员、领航员则在安排我们休息的地方，分别用电话与气象台、调度室以及降落点联系，了解航线以及降落机场的天气实况，如风速风向、能见度、云量云高等，同时申请飞行航线、起飞时间。　　我刚放下手中的电话，等待调度室的答复，空军的电报通知就到了。通知大意是说你们要降落的机场……临潼机场有大雨，飞机不能起飞。　　这个扰乱了彭德怀行劝计划的新情况，一定要及时向他报告。机组几个人正商讨这件事情如何讲为好的时候，秘书来了：　　〃老王，我们准备走吧！〃　　〃临潼的天气不好，不能按计划起飞了。〃　　秘书解了我的围，同他就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实情不必费神了。　　我向秘书详细汇报了空军的电报内容。　　〃不能起飞？我向首长报告一下，不过，你们还是要做好走的准备啊！〃　　最熟悉首长脾气性格的，当然是他们身边的秘书。所以彭德怀的秘书预料到彭德怀不会听从老天爷的安排，给了我们一个预告，就急急地汇报去了。　　不多一会儿，彭德怀亲自坐车来了。　　〃怎么啦？天气不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严重吧。给空军打电话。〃　　答复是：机组不附和气象条件，所以不能起飞。　　那时，我还没有飞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训练课目，当时降落场的天气的确不好，下大雨，云底高才100米左右，超过了我的最高技术条件。彭德怀睁圆了眼，盯住我问：　　〃嗯？听说是你不能飞呀？〃　　我不敢说能飞，就含糊其词地应付道：　　〃我没有训练完复杂气象课目。天气是不太好，可是……〃　　〃我看是可以走的，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们走。〃　　话音落地，彭德怀果然招呼秘书：　　〃上车！〃　　汽车〃轰〃地发动了，向着机场驶去。我们几个来不及多说一句话，匆匆取了早已准备好的行装，慌忙爬上汽车。　　不能埋怨彭德怀蛮干，因为以前曾发生过蒙首长的情况，连周恩来总理都被蒙骗过。有回周恩来总理要从武汉到昆明，武汉空军参谋长怕路上万一出现特殊情况不好交待，就骗总理说天气不好。总理有急事不能等，临时挂一节车皮在货车后面，摇摇晃晃三天后才到昆明，而我们的飞机当天就到了。总理在昆明见到我们知道情况后，气得脸都白了。　　〃这些人就是怕担责任，就是不怕耽误工作耽误我的事。〃　　彭德怀当然也怕耽误了工作。　　〃快！追上彭总的那辆车！〃　　我冲着司机情急地喊。　　前面，彭德怀的车不紧不慢地跑，后来，我们的车一步不拉地追。两辆车一前一后行驶在延安弯曲盘旋的公路上。　　三十多年的飞行经历中，除了为毛泽东主席飞专机的那次特殊飞行外，这次为彭德怀飞机也属例外。一般情况下，我总是按照〃专机条例〃规定，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做好一切应该准备的工作，等待首长的来临。像这样尾随在首长的后面到达机场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得不到空军的起飞命令，彭德怀不敢贸然起飞。彭德怀做了一辈子的军人，组织纪律观念非一般军人可比。但他知道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正在西安，到机场后，他便带了我们〃杀〃到起飞线要给曹里怀施加压力。　　电话一接通，彭德怀就来了个下马威：　　〃是你在那里不让我去呢？还是机组技术真的不行？你跟我说清楚！〃　　〃延安机场条件不好，请彭总耐心等等吧。〃　　〃不是我不耐心嘛！这里的天气很好啊。机组也完全有把握起飞嘛！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可是临潼正下大雨呢，落不下来怎么办啦？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任呀！〃　　我就站在电话机旁边，因此曹副司令的回答听得一清二楚。  

彭大将军（3）
〃你在塔台指挥，我们在天上飞还不行吗？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要回去！〃　　彭德怀的语气非常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一阵之后，说：　　〃我跟机组的同志商量一下吧。〃　　〃快！快！他要找你，有戏了。〃　　彭德怀此时脸上的表情就如同阴沉的天空露了一丝儿亮，他把电话听筒迅速递到我的手里。我将听筒贴近耳朵，对着送话器大声请示：　　〃曹副司令员！我是机长王进忠，您有什么指示。〃　　〃王进忠，你行不行啊？〃　　〃行吧。〃　　〃有把握吗？〃　　〃有吧。〃　　〃那你们就来吧。〃　　事情就这么简单，两句话解决了问题。　　〃绝对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执行专机任务的座右铭。至于〃绝对〃一词的使用科学不科学，符合不符合自然规律，我们还曾开展过广泛的讨论。用辩证法的哲学观点看问题，世界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地存在，相对地发展，不可能出现绝对的事物，但是，在保证专机安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打破自然规律，改写哲学观点。　　我们提出了〃绝对保证专机安全〃的口号，并且几十年的专机飞行任务也做到这一点，这是飞机师值得骄傲的一点。可是，我没有飞完复杂气象条件的训练课目，却敢承担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专机任务，不是拿飞行安全开玩笑吗？岂敢，岂敢！没有金刚钻哪敢揽磁器活啊，我绝不会盲目蛮干。　　人世间的事情既简单又复杂。从哲学的角度看不可能有绝对的事物，却偏偏要提〃绝对〃的口号，并且奇迹般地做到了。我虽然没有完成复杂训练课目，却已经执行过复杂条件下的飞行任务，而且难度还很大，不然，我怎么有胆量冒雨闯临潼？　　1957年盛夏，我带了一批新飞行员在汉口王家墩机场培训，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带一个机组去广州，接广州军区司令员到北京开会。　　那天，大雨倾盆，飞机发动后，雨水把发动机气缸温度浇到摄氏70度，低到发动机停车的临界温度，只能勉勉强强维持着飞机从地面升起来。　　飞机是二次大战时期的苏制〃里－2〃，座舱不密封，外面哗哗啦啦下大雨，里面嘀嘀嗒嗒落小雨。这倒算不了什么，无非湿了衣衫，感觉不那么舒服罢了。　　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机上设备比较落后，仅有一部无线电罗盘。复杂气象飞行，它就是飞行员的眼睛和耳朵。看不见地面，飞行人员只有依靠无线电罗盘测定方位，从而确定飞机位置。不仅武汉下大雨，从湖南长沙到广东英德这一段航线上，又雷鸣不断，闪电不息。寄托着我们全部希望的〃眼睛〃由于受到强雷电的干扰，完全失灵。　　这样恶劣的气象条件，是不适宜飞行的。可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一项任务下来，不管客观条件如何，就是死命令。当我们冒着大雨起飞后，无线电里送来上级的命令：　　〃就是把飞机摔了，也要到广州！〃　　其实，十分简单的道理，孩子都该明白：飞机摔了，便到不了广州，只会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可那时硬要这么说，根本不讲什么科学，人们还不懂科学，即使懂也很少。　　飞机没有摔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我们的确到地狱门口走了一遭，大家虚惊了一场。　　飞机在天上飞，不似水里航行的船，陆地上跑的车，有了故障可以码头路边停靠修理，至少可以停下来进行处理。飞机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前进或等待迫降的时机。我们的无线罗盘失去作用，可供保持航向和确定飞机位置的就是磁罗盘，用磁罗盘指示的航向，推测飞机位置并继续前进。但这种航行方法一般容易产生较大误差。　　按推测，飞机应该进入湖南与广东交界的南岭山脉了。这儿最大标高海拔2000米，山高林密，地形险峻。为了防止云雾之中盲目与冰冷的山头接吻，我们将飞机上升到270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远非里－2机型的极限高度，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