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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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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1）
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这天司令部正开部党委会，我很着急，吴法宪却无动于衷。 1960年4、5月，周总理出访缅甸、印度、柬埔寨、越南。总理第一次访问缅甸乘坐的是里－2飞机，空军和民航共同执行，民航参加这次任务的有徐伯龄和袁桃园等同志。总理访问缅甸回昆明时，在大理、祥仁上空遇到恶劣气流，里－2飞机爬到4000米还颠簸得很厉害，里－2不是高空飞机没有密封，飞到4000米就使人感到氧气不足。我为这种情况很是担心，好在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 4月15日，总理访问印度，这次乘坐的是伊尔－18飞机。飞行航线经仰光到新德里。 4月19日，总理访问尼泊尔，因加德满都是个小机场，故改乘伊尔－14由加尔各答飞加德满都。加德满都机场修在一座山头上，跑道两头都是大山沟，降落时掌握不好，就会冲出跑道掉进山沟里。尼方安排周总理访问我国援建的一个工程，那里有一个小机场，位于小山沟里，试飞后认为很不安全，建议改从地面去。 29日访尼结束，由加德满都飞加尔各答，改乘伊尔－18飞昆明。 4月，加尔各答气候已炎热，飞机在机场晒得烫手。为了降低机舱温度，机组驾驶飞机在机场上空转圈降温。这个办法被陪同出访的同志知道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说，你们想的办法真妙呀！ 5月5日，总理访问柬埔寨。航线由昆明经河内飞金边。访问结束后，由金边飞河内，得悉河内天气不好，中途降落荣市。 为总理出访亚非欧做准备，1963年我向外交部建议，空军派飞行、领航人员随信使到亚非欧一些国家熟悉航线，搜集飞行资料。 1963年12月，周总理出访亚非欧，因空军执行这次任务无把握，故租用荷兰两架飞机。翌年2月总理出访回昆明时，我由北京带一架伊尔－18到昆明接总理一行到成都休息。 1963年12月中旬到1964年底，总理访问的亚非欧14国是：阿联（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 1964年，为总理再次出访亚非欧做准备，空军和民航试飞喀喇昆仑山，开辟新航线。红旗拉甫建立气象、通信导航站，从乌鲁木齐向和田机杨运送航油。 1965年6月，总理出访，派伊尔—18试航，1965年6月4日，由北京经营4号（鼎新）、和田、巴格达，飞往开罗。5日由开罗试航阿尔及尔。6日由阿尔及尔试飞大马士革，当日由大马士革经卡拉奇回14号。7日由14号回北京，试航按计划顺利完成。 6月7日，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由北京经14号、和田飞卡拉奇。 6月18日，由卡拉奇飞巴格达。 6月19日，由巴格达飞开罗，由开罗飞阿尔及尔途中，得悉布迈丁发动政变，外交部通知空军把飞机飞回开罗。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这天司令部正开部党委会，我很着急，吴法宪却无动于衷。我对吴法宪在部党委会上的讲话很不满意，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我面前说×××对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王平水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发言时我说：“政治上得了感冒病，我上当受骗了。”气得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深刻的教训，戒烟！” 6月22日，总理一行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访问阿尔及利亚。 6月28日由阿尔及尔飞开罗，29日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这两次飞行是执行别的任务。 6月30日由阿尔及尔飞大马士革，总理访问叙利亚。按计算应降落了，等了多时未收到降报，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真使人着急。经外交部查询，我驻叙使馆说，机组忘记发降落报了。真是粗枝大叶，虚惊一场。 6月30日由大马士革飞卡拉奇。 7月1日由卡拉奇经14号回京。 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之前还访问了以下国家： 4月×日访问达卡。 4月×日访问锡兰（斯里兰卡）。 4月16日，访问印尼。由昆明经仰光，在仰光加油后飞雅加达。 4月24日，由雅加达经仰光回国。 总理访问缅甸、达卡、锡兰、柬埔寨、越南等国，我都送他们到昆明，总理到这些国家访问，我都在巫家坝机场塔台掌握飞机起降。总理出访印尼，由于航线长，从仰光到棉兰是海上飞行，情况比较复杂，机上电台功率小，联络比较困难，有时声音很小，有时听不清楚，真令人着急。因为精神过于紧张，加上长时间等候，为了消除疲劳，吃了两片安眠药，睡到晚饭时服务员来把我叫醒。 总理访问亚非欧，都在14号降落加油，乌鲁木齐备降，和田备份，过去总理出访是中共办公厅召集安全小组会，这次是外交部召开会议布置任务，空军的任务是负责机务、油料和掌握空中动态，随时与外交部联系。 总理访问缅甸、印尼时，我国与泰国还没有建交，美国在泰国设有军事基地，为防止美机偷袭，在国内航线飞行，对空联络采取约定的信号，但缅方听不到着急，这个办法只用过一次。
出访（2）
我和周总理过去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对他的印象却很深，执行他的专机任务后，我认为总理平易近人，对同志无微不至地关怀，办事慎重细心，至今难忘的有几件事： 总理处事考虑周到。访问印尼，外交部向总理提出要我同去。总理说：“他怎么能去，驻我国武官都认识他，他去了人家会产生怀疑，人家会问，他是来干什么的。” 总理办事要求很高。在飞机上研究访问斯里兰卡的航线时，航行局带的航图既旧又破，总理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顿。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连一份像样的航图都没有。”批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总理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印尼回昆明，云南省设宴招待，他来到我们的桌前向机组人员敬酒，我酒杯里的是白水，被总理发现了，罚我干了三杯，差点儿醉倒了。这次宴会可丰富了，吃了很多云南的土特产。 总理非常谦虚。有一次省里的同志想留总理多住一天，他说：“你问问管飞机的人同意不同意。”人家留总理我怎敢不同意，何况我是为总理服务的。 1963年3月，刘主席访问印尼。26日乘伊尔－18由北京飞昆明，在昆明休息准备了约半个月。刘主席和王光美同志住原云南军阀龙云的公馆，人们都叫“龙宫”。陈毅副总理住省委的宾馆，我和机组仍住昆明饭店。出访前我到“龙宫”给刘主席汇报飞行计划和天气，王光美同志在座，刘主席对飞行航线和天气情况问得十分详细。我向陈毅副总理汇报时，他问为什么不能从海上直飞，我说没有航路，他说航路是人飞出来的，他的话使人很难回答。 4月26日，刘主席访问印尼。由昆明飞雅加达，中途在仰光休息加油。 4月20日，由雅加达飞仰光，在缅甸访问了5天，26日由仰光回昆明。 5月1日，由昆明飞金边，在柬埔寨访问5天，6日回昆明。 在专机上，我的位置是在驾驶舱，我要随时了解天气和飞行情况。而朱总司令一乘飞机就同我抢位置，也挤到前舱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和机组谈笑风生，亲切如故。不由得使我回想起战争年代的许多往事。 。 想看书来
山西行（1）
站长看名片是八路军的秘书长，知道是为朱德总司令要车，顿时面带笑容地赔礼道歉，连声“好说好说”、“照办照办”。 我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过多年，十分敬佩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朱总司令最能理解部下的心情，部下合理的请求，他总是有求必应。 1937年1月，红军大学由保安迁至延安。这给总部机关工作人员入学提供了方便条件。不久，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和我们科的邹毕兆、马文波等同志就被选送到“红大”学习。我对他们进“红大”学习十分羡慕，千方百计地也想去学习。为此，我几次向代理局长罗舜初要求，但他都以工作离不开为理由拒绝了我的请求。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里闷闷不乐。当时在电台工作的钱江同志也想进“红大”学习。他看到我为此发愁，就找我商量一起去找总司令。我没有和总司令直接接触过，心里还没有底，更主要的是感到总司令统帅千军万马，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不便去打扰，因而非常犹豫。钱江同志和总司令很熟悉，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便鼓励说：“不要怕，没有关系，总司令待人热情和蔼，可好说话啦！我们向他请求准行。”看到他非常自信的表情，听了他十分有把握的话，我鼓起了勇气，同意一起去找总司令。 总司令和毛主席同住在凤凰山脚下。毛主席住石窑洞，总司令住平房，两位首长近在咫尺。我们住在邮局孙先生家，出门往北走一百多米再向右拐个弯就到了。我们走进总司令的院子，内卫问我们找谁，我们说要见总司令，他就同意让我们进去了。那时见领导可容易了，领导和部下之间真是亲密无间啊！我们没有丝毫的紧张，迈步走进了总司令的办公室。总司令正在埋头看书，听到我们进来，他抬头看看我们，然后用浓重的四川话问：“你们来干啥子？”我们不约而同地先敬了一个礼，而后直截了当地说：“来请求总司令批准我们到‘红大’学习。”“要求学习很好嘛！好学才能上进。”总司令首先肯定了我们的学习热情，接着又问，“你们向局长说过了吗？”我们带着有点难过的样子回答：“提过了，局长不同意，所以只得来求您。”总司令听后笑着说：“来要‘令箭’啊，好吧，我给你们局长写个条子，要他让你们去学习。”我们接过朱总司令写的条子，顿时，心中的石头落了地，高兴得异口同声地连说：“谢谢，谢谢总司令的关怀！”我们心花怒放，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往回跑。二月天气，冰冻路滑，下坡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我们谁也没有顾及这些，归心似箭，爬起来继续往回跑。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上了“红大”。我们进校不久，“红大”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我还向总司令请求过一件事，总司令也批准了。 1938年9月，总司令由晋东南回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一天，我到罗舜初同志那里去玩，谈话中得知他要随总司令到前方去。当兵的谁不想去前方，于是我向他提出，请他帮忙向总司令说个情，让我也随同他们到前方去。在军委二局我和罗舜初同志相处很好，他也有意要我和他同去，因此，给我出了个主意，要我给总司令写个报告。一回生，二回熟。有上“红大”找总司令的经验，我欣然同意了罗舜初同志的建议，拿起钢笔就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没几天，报告就批回来了，总司令同意我的请求。当我看到总司令在报告上的批语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总司令啊总司令，过去您爱兵如子的事人人皆知。现在，您理解部下心情，对部下合理的请求有求必应的事，我要逢人便讲，使您的这一美德也人人皆知。 朱总司令最善于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统战工作，逢机便做。 1938年10月，我们随总司令上前方。同行的有朱光、罗舜初、段连绍、刘公亮、刘力克，还有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办事处主任的王世英同志。由延安出发，乘坐两辆运输车。我们和总司令同乘一辆，报务员和警卫班合乘一辆。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乘坐运输车，这种情况，只有共产党的“官”才能做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少有。 10月，陕北高原已进入冬季，寒风刺骨，冷气袭人。那时我们刚20出头，年轻力壮，火力正旺，不管风吹雪打，满怀激情地顶风冒雪前进。 汽车驶过劳山、甘泉，到交道镇后向东驶至宜川。宜川是阎锡山的“大后方”。总司令是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当时国共关系比较好，阎锡山又非蒋介石的嫡系，因而二战区住宜川办事处的负责人，对朱总司令的招待还算热情，旧社会那一套，接待人点头哈腰，跑前跑后，一会茶一会烟，忙个不亦乐乎。我们住在一个老财家，两层楼房，这在陕北算是阔气的。总司令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同住一房的王世英同志烟瘾真大，一根接一根地吸个不停，抽得满屋烟云，熏得我们够呛。晚上，我和段连绍同志就在这满屋烟云的环境下忙着译发电报。 总司令对部队管理严，要求高。由宜川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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