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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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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在他脑子里显然没有任何印象。其实，早在毛主席兴奋地写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我就在龙岩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了。 那是1929年，我才13岁。红四军在长岭寨打了一个漂亮仗，歼灭了国民党一个旅之大部，旅长郭凤鸣当场被击毙，红军战士抬着郭凤鸣的尸体浩浩荡荡开进汀州城。红四军在长汀、上杭、龙岩、永定影响很大，闽西根据地日益扩大，群众纷纷参加红军，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革命队伍的。参加红四军的第二天晚上，就通知我们去听报告，我们一群新兵跟在黄树庭后面走进一栋楼房。没有隔成间的二楼已经坐满了人。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站在一张小桌子前，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然后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今晚我给你们讲讲中国战争的发展史……”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毛委员！”毛委员很重视宣传群众，经常亲自演讲，但由于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我那时年纪小，见识少，很多话听不懂，现在能记得的就只有这么两句：过去打仗用的是大刀、长矛，现在用的是毛瑟枪、机关枪。 1940年7月，我由前总调军政学院学习。到延安后，我利用休息时间去看朱老总，警卫员告诉我朱老总和康克清都在毛主席的窑洞里看热闹。毛主席、朱老总、康克清、张闻天、博克、何凯丰等一大群人围了一大圈玩得正高兴。我怕打搅他们，进去后就悄悄地站在旁边看。毛主席抬头看见了我，就问：“你是谁？”我告诉毛主席我的身份和姓名。“什么地方人？”“长汀。”“啊，我还在长汀养过病呢。”随后毛主席很随意地开玩笑说：“姓何的可没有几个好人。你看何应钦，还有湖南军阀何健都不是好人。”“主席，你这么说可是有些片面，我看姓何的坏人是少数，多数是好人。何凯丰、何叔衡不都是好人吗？”主席听了哈哈笑起来，说：“小何，你说得对，来，来，我们配合打一把。”我红着脸说：“我不会”。主席说：“那你就继续看吧。” 十几年过去了，毛主席早已把姓何的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的争论忘记了，当然也就把我这个长汀人给忘记了。
保驾的
苏联一位医生劝毛主席不要吃鸡肉，但可以喝鸡汤；另一位苏联医生则说可以吃鸡肉，不要喝鸡汤，害得毛主席好久没有吃过鸡肉。 1956年5月初，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乘坐空军的飞机，出动的时候由刘亚楼司令员亲自送他到广州。那时空军只有苏制的里－2运输机，航速240公里/小时，只能坐14个人。5月底，我奉命到广州去接毛主席回北京，一共去了3架里－2。第一次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就碰到了麻烦，由广州飞北京因天气不好，在汉口停了几天，由汉口飞北京时，在石家庄附近遇上雷电，山里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我非常着急，怕毛主席的飞机出危险，赶紧走到驾驶室，一面观察一面问驾驶员有没有问题。石家庄距北京360航空公里，里－2飞机要飞一个半小时。地面坐汽车一个半小时不算什么，在空中一个半小时就感到时间很长。这一个半小时因着急紧张，心怦怦地乱跳，如果医生给摸脉，心率可能一分钟超过1000次。这次飞行3架里－2是这样安排的：我乘坐第一架飞机探路——观察天气。毛主席、罗瑞卿（公安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公安部副部长兼九局局长）乘坐第二架飞机，罗、汪是去负责保卫工作的。第三架飞机乘坐工作人员和保卫人员，飞行间隔15分钟。第一架飞机落地后，刘司令员既高兴又担心，毛主席的飞机还没降落呀！降落后刘司令员高兴了，笑着和毛主席握手。我松了一口气，真险！ 自第一次乘飞机去广州后，毛主席的专机任务由我承担。1956年至1958年毛主席经常外出视察、召开会议，备有三套交通工具：飞机、专列、轮船。坐飞机我必跟随，不坐飞机时我也跟着乘专列，坐轮船，飞机要跟随备用。 “保驾的来啦！”这是毛主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毛主席上飞机后，先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躺在床上看书，有时先批阅文件，然后躺在床上学英语。英语秘书名叫林克，北大英语系毕业。那时毛主席已年过花甲，可学英语精力充沛，非常用功。 毛主席在飞机上说话很少，全部精力集中在阅批文件或读书上。空中服务员小郭给主席送茶水，他也只瞅她一眼。有一次开口问服务员姓什么，多大年纪，空中生活习惯不习惯。毛主席说郭是红色空中小姐，他在空中小姐前加冠“红色”二字，表示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空中小姐。小郭对主席称她为红色空中小姐感到非常幸福，高兴得微微一笑。 我和毛主席说话很少，而且是老一套，每次只说一句：“请主席上飞机。”在飞机上我曾劝过主席，飞机在飞行中，阳光一闪一闪的，对眼睛有影响，请主席看一会儿，闭眼休息一会儿，保护视力。毛主席瞅了我一眼仍看他的书。 我在飞机上多半的时间坐在领航员旁边观察天气，了解飞行情况，以便随时回答主席的询问。有时坐在主席的床头和叶子龙打扑克，胜负只使眼色，默不作声，生怕影响主席看书。 毛主席外出要带几箱书籍。每到一地，卫士长李银桥或公务员小田、小尹，便迅速把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的床边备用。毛主席起床很特别，坐起来就算起了床。起床后先看书，他身边常放一个小本子。看到重要段句就作笔记。 毛主席的饮食很简单，平常两菜一汤，顿顿有辣椒。喝茶时连茶叶都嚼烂咽下。抽烟是“冠军”，抽完一根接一根。 毛主席喜欢游泳。据说他游泳是幼年时期在他家门前的池塘里学会的。1982年5月，我访问主席的家乡韶山冲时，特别注意看了他家门前的池塘，果然不是虚传。 毛主席畅游了中国许多大江名河：在武汉游长江，在广东游珠江，在广西游邕江，在湖南游湘江，在江西游赣江，在浙江游钱塘江。大海也是主席的游泳场所，在北戴河、青岛，天天到海里游泳。没有江河湖海的地方则在游泳池里游泳。 毛主席游泳我也跟着去。1966年主席畅游珠江，在船上他看我没有游泳准备，就问我为什么不下水去游泳。我说：“游不好，在水中有时脚趾还抽筋。”主席说：“抽筋怕什么，下去游一会儿。”主席说话了，不得已跟着去游了一会儿。 毛主席到各省市视察、召开会议，省市委都请他品尝地方风味菜，主席吃后既不赞赏也不批评。毛主席对吃没有什么要求，给他做什么吃什么，据我所知毛主席喜欢吃家乡的青菜猫耳朵。 50年代苏联一位医生劝毛主席不要吃鸡肉，但可以喝鸡汤；另一位苏联医生则说可以吃鸡肉，不要喝鸡汤，害得毛主席好久没有吃过鸡肉。后来毛主席说医生的话不能全信，最多只能信百分之五十。 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一方面认为很光荣，一方面又提心吊胆，特别在复杂气象情况下，整夜整夜睡不好觉，不断地向北京航行、气象部门打电话了解情况，翻来覆去地研究考虑。在天气复杂的情况下，决心是很难下的。因为毛主席的专机是不能出半点问题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很幸运，执行专机任务中没有出过一点儿岔子。为了不耽误毛主席的工作，毛主席要走就能起飞，机组在宾馆或招待所处于待命状态，不敢离开一步。有一次在上海，机组提出上街买点东西，我估计毛主席刚到上海不会有什么任务，和叶子龙商量了一下便同意机组上街了。不料机组人员刚走不久，毛主席说要回北京。这下我们着了急，派出几路人马出去找机组，幸好很快就找到了，没有耽误执行任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还乡团
在福州碰上陈伯达，他看见小鹏随身带了架照相机，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带这个东西可要注意咧！不要让家乡的父老说你们是特殊人物！” 毛主席对农村的初级社转高级社很关心，1957年1月，他要在他身边工作的、从苏区出来的老红军回江西、湖北、福建等家乡做调查。他认为派身边的人去调查最可靠。毛主席让叶子龙给他开一个名单。叶开的名单有：中央办公厅特会室主任赖祖烈，总参机要局局长黄友凤，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李金德，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叶子龙当时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主席的“管家”——秘书。因为各回各的家乡调查，所以离京时叶子龙同志开玩笑地说：“我们是‘还乡团’。” 我们6个人，黄、李单独走，子龙、老赖、小鹏和我坐飞机到上海。上海市委把我们安排在杜月笙的家——松公馆。杜月笙是上海青红帮的头头之一，蒋介石的盟兄弟，也是国民党的特务，一生作恶多端，血债累累，人民恨之入骨。杜的“公馆”修得相当阔气，是一座花园式的“洋房”，但因年久失修，维护管理不好，加上南方雨多潮湿，显得阴沉破旧。上海没有暖气，腊月天冷不太好过，晚上冻得我们缩作一团。第二天一起床，大家开玩笑地说，昨天晚上当了一夜“团长”。在上海，叶子龙给我们每人发了300元人民币，他说这是毛主席的稿费，给我们买点东西送给家乡的父老。 由上海改乘火车，到福建南平又改乘小火轮。船沿闽江东驶，水清流急，顺水行舟时速很快。闽江两岸桔子满枝头，“闽江桔子红”，真是名不虚传。在福州往西湖宾馆，我们拜会了省的领导。胜利后第一次因工作关系回福州，当然是要招待一番，我们品尝了福州的不少名菜，吃了一种海鱼（鱼名记不清了），据说这种鱼只有福建和意大利出产。在福州碰上陈伯达，他看见小鹏随身带了架照相机，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带这个东西可要注意咧！不要让家乡的父老说你们是特殊人物！”话是好话，谁知道他在“文革”期间会变成江青的帮凶，犯下累累罪行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们由福州回家乡，省委招待所派了两辆胜利（华沙）送我们。我们到龙岩，受到地委热情招待。老赖当天回永定。我和小鹏第二天回长汀。小鹏是汀东童坊人，当时童坊不通汽车，县里派人挑行李伴随。 在长汀听了县委何书记的简要汇报。当时正值初级社转高级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的时候。群众到底想些什么，我打算找些人听听他们的心里话。首先碰到的是志英弟，他是从部队复员回家的。他在梁家庄种了几亩田，两口子加上父母帮忙，起早贪黑蛮起劲的。合作化后，特别是转高级社，土地、耕牛都被收走。他买耕牛用的是复员费，买牛钱不够，我寄给他50元，收耕牛只作价不给钱，他有苦说不出。现在牛没有了，钱又要不回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当年种田的劲一下子全没了。梁家庄的群众一见面就叫苦，向他们了解情况，都讲不出道道来。我和他们座谈高级社的优越性，有的按上面宣传的内容讲，有的是不理，有的一言不发。他们对一平二调三收款意见很大，但不敢实说，顾虑重重。他们共同的呼声是希望多分一点。当时是靠工分分粮，粮食很困难。对此，县里的领导不仅没引起重视，反而说农民把粮食藏在树洞里。长汀历史上就是缺粮县，县里说不缺粮有富余，这不是真话。据我了解，根本没有把粮食藏起来的情况，要是有，也不是粮食有富余，而是怕平调，怕刮共产风。这次回乡调查，收获甚微，目的没有达到，与1953年我回乡时相比，群众情绪不如那年高，亲友也不如那年热情，街上卖小吃的基本上不见了。 回京后叶子龙同志要我给毛主席写个报告，这可把我难坏了。怎么写呢？我了解的都是一片哀求声，县里的汇报光讲好听的，这样矛盾的东西如何反映呢？临走时叶子龙同志说，主席的意思是要第一手材料，即直接向群众作调查。由于没有可写的内容，县里给的材料又不真实，所以给主席的报告，写了几次都写不成。叶子龙同志数次来电话催要，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实在写不出来。叶子龙同志把他的调查报告送给我看，意思是供做参考。我看了以后觉得那不是他的调查，而是县里给他的汇报材料，叶子龙同志做了加工。 过了几天，叶子龙来电话说毛主席要我们当面汇报。当面汇报讲什么呢？真有点发愁。我打定主意，看看他们都讲些什么再说。 毛主席住在中南海丰泽园。他的宿舍只有两房的套间，一间办公，一间睡觉，没有会客厅。办公室布置简朴，只有一张写字台和一个沙发。靠墙的书柜摆满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书，卧室床边也摆了一排书，毛主席真正是手不释卷的读书人。毛主席的习惯是白天睡觉，晚上办公，工作至清晨5点左右，一般是上午11点起床。他起床很特别，睡醒了坐起来就算起床，起床不下床，坐起来先看一阵子书。他随身带个小本子，看到重要的拿起本子就记。 毛主席听我们汇报的地方在丰泽园前院大厅里。向他汇报的有赖祖烈、黄友凤、李金德，叶子龙好像是主持人，童小鹏外出没有来。毛主席问：“你们回到家乡，群众欢迎不欢迎？你们得到了哪些第一手材料？”赖、黄汇报很简单，李金德的汇报毛主席很注意听，他讲了家乡一些好的情况。最后我说了几句老实话：“我是城里人，在农村见了一些亲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粮食不够吃，希望能多分点。县委书记要我向毛主席反映，长汀县城里手工业多，原材料少，纺织工人缺棉花，织布机基本停了，生活都受影响，要求解决些棉花。”说到这里，毛主席插话：“没有棉花织什么布？”我看毛主席不太高兴，就不再说什么了。叶子龙说我讲得不好，我也觉得汇报没有什么东西。因为群众向我反映的都是问题、困难和要求，有的话说得不太好听，我怎么能讲好呢？我不能编一套假话欺骗主席，我宁愿不受欢迎也不说半句假话。
照片
我被“解放”时江青还在台上，空军四届×次全会她还在指手划脚，这次全会没让我参加，坏人散布谣言说何廷一还是有问题的。 毛主席非常体贴、关心和爱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年春节毛主席都要请工作人员聚餐。1957年春节我荣幸地被邀请。这次参加的有秘书、女服务员、担任内卫的战士等。饭前毛主席和大家聊天，还给我们讲故事，说说笑笑，使我们感到就像在自己家里过年一样轻松愉快。饭后毛主席又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我们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造反派拿走了，说什么我没资格有和毛主席的合影照片。家人告诉我这句话，我十分难过。我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合影被造反派撕得粉碎，批斗时他们说我是“一仆二主”——刘、邓的奴仆。我和毛主席的合影他们不敢撕毁，我被“解放”后他们退还给我了。这张最珍贵的合影我常常拿出来观赏，我将永远珍藏。 1957年整风反右，毛主席十分繁忙，他到各省市视察，地方的同志都要请他去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毛主席到各省市除找省市委书记听汇报外，还要找大城市的一些教授来谈话。在杭州时他要我们派飞机到上海接复旦、交通大学的几个教授，毛主席和他们谈了一夜，从他们走时的表情上看似乎谈得颇投机。 有一次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见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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