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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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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较量（1）
“这正是我所想的。我看邓小平还应该做个军委副主席。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长沙虽然地处江南，但却与北方一样寒气逼人。那个冬天从北到南都是个令人战栗的冷酷的冬天。 周恩来总理从飞机上下来后，就立住脚，用眼睛四周搜索王洪文的那架专机，当他确定空荡荡的机场只停泊着自己的座机时，便神情有些紧张地询问前来迎接的湖南省委领导同志： “王洪文，王副主席的飞机呢？他应该比我先到啊。” “他还在北京没有起飞。” “什么？”总理回头看着身后那位对他的衣食住行负总责的工作人员。 “喔，是这样，他睡觉睡过了头。您身体有病，总不能在机场老等他吧。” “我们还是要注意些为好。” 原来，王洪文准备与周恩来总理同机飞往长沙，可起飞时间到了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给他的住所一挂电话，才知他还在睡大觉没有起床呢。天是那么冷，总理又已是古稀老人且重病缠身，岂有在机场等他的道理。所以，这位负责同志与我商量后，决定另给王洪文派架飞机，总理起飞先行。然后含糊地报告总理： “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了。” 总理为人向来细致，十分注意与周围的同志处理好工作关系。但他知道真情后，并没有深究和责备。淡淡一句注意为好就驱车去了湖南省委招待所——九所宾馆，也就是毛泽东主席下塌养病的地方。 周恩来总理在与王洪文共同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以及人事安排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这两位老革命家，两位共事几十年配合默契的老战友始终心心相印。周恩来总理汇报政治局决定：叶剑英同志担任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国防部长。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任三军总参谋长。毛泽东主席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这正是我所想的。我看邓小平还应该做个军委副主席。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主席向来重视人才，并且知人善任。他很赏识邓小平同志在经济建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政策，认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毛泽东主席补充完周总理的话后，随手拿根铅笔，在纸上写下了“人才难”3个大字，周恩来总理将头歪向毛泽东主席，微笑着点头念道：“人才难——得。”非常恰当地添了个“得”字。 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于邓小平同志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和期望。事实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高瞻远瞩，做出了非常正确的选择。邓小平同志的雄才大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了建设的步伐。 被冷落一旁的王洪文，眼看着两位领导人不约而同地给予邓小平这样高的评价，虽然不敢公开发表异议，但眉宇之间却表示出愤愤不平，脸色也被他内心的妒火烘得发紫发红。正在他难熬的关口，毛泽东主席又来了个火上浇油，冲着他一扬手，语气坚定不移：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不等王洪文答话，毛主席根本就无需他答话，便重又把他丢在了一边。转过头十分关切地嘱咐周恩来总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就安心养你的病要紧。最好离开北京，到外地去走一走，免得受干扰。国务院的工作，就放手由邓小平同志去顶。依依深情，切切关心，点点滴滴流露在话语之间。 王洪文在这次汇报过程中受到毛泽东主席更多的批评。毛泽东主席在高度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对照批评王洪文政治思想水平不如邓小平强，并且语气严厉十分生气地批评王洪文： “我多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回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地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交来。” 这样，王洪文不得不在九所宾馆一号楼他的卧室里写了一个通宵的检查。 据知情的同志讲，王洪文整日里一副破罐子破摔的失意面孔。根本就不再好好地干工作，三天两头地外出找“娱乐”。不是携了猎枪带一帮子人驾车驰到附近的郊区机场，打开紧急情况下才使用的探照灯打兔子，就是到中南海的深处垂钩钓鱼，要不就找来上海的一群哥儿们，吆三喝四地打扑克牌…… 在长沙的日子里，总理的情绪一直很好，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很愉快，所以病情也比较稳定。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晚上，周恩来总理特意让工作人员多加了几道菜，请来了住在另一栋楼的王海容同志。他不顾身边人员的一致反对，坚持“喝一杯”，庆祝毛泽东主席82岁生日。 这次饮酒，也是周恩来总理一生中最后一次饮酒。本来，一生爱酒的周恩来在生病后便接受医疗的劝告，与酒告别了。可这回，周恩来违反了戒律。因为他高兴，因为在以周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斗争中，周恩来总理始终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强有力的支持，才使党和国家的军政大权没有旁落到虎视眈眈的“四人帮”手中。这是党和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总理怎不举杯庆祝呢！ 27日，长沙瑞雪纷飞，机场被雪覆盖，四处白茫茫一片。由于南方空气中湿度大，一下雪就更加刺骨地寒冷，我们都以为周恩来总理会等待选择一个晴朗暖和些的天气回北京。可是，总理出乎意料地拖着病弱的身体到了机场。雪雾迷漫，从空中寻找跑道很困难。飞机被迫改用以在跑道上滑行来代替空中试飞。我们开车沿着滑行道上跑道，绕一圈后重新回到停机坪，机务的同志认真检查发动机确定其工作正常后，便载着周恩来总理飞向北京。
艰难的较量（2）
尽管周总理虚弱得路都走不稳，可他依旧保持着过去的一贯作风。飞机着陆后在卫士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挪到了前舱，当他一眼望见机长位置上坐的汪云是女同志时，非常高兴： “嗬！机长是女同胞呀。你飞得不错，很好！我下回出去还坐你的飞机。行不行？” 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悲伤，汪云说话时有些哽咽和语无伦次： “总理！我们都非常非常愿意为您飞专机。我们太荣幸了！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谢谢你。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高邮人。” “那我们还是同乡哪。” “……” 可惜，周总理这次航行成为他的告别之行，从此以后，他没有再使用他所喜爱的“速度快，可以节约时间”的现代化交通工具。 1976年乃至在此之前的一些年，绝不是我们党创造辉煌历史的年代。周恩来总理也许是带了很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但也许他去世前的沉默正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白，因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总会是要付出代价的，只不过所付的方式不同罢了。 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总理，给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留下了最豪迈的遗言。他把它写进了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读：“在本世纪内，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努力去完成周总理为我们所规划的宏伟目标，是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最好的方式。邓小平同志首开改革开放之风，独创实现“四个现代化”之路，已经取得瞩目的成绩，周恩来总理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 想看书来
险局（1）
在我们为写这本书而采访过的十几名对象中，从空军原副司令员、副参谋长、飞行师长到普通的飞行员、领航员、通讯员、机械员、服务员，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领袖专机上工作过，而唯独他不是。 他姓杜名易，是我们采访的最后一名对象，曾在陈毅身边工作多年，是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办公室主管外事方面事务的秘书。 1959年4月，在外交部工作的杜易被调进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办公室。报到的第二天一大早，他被办公室的一位同事领着，进了中南海4号院，即陈老总的宅第。那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首长住宅、活动场所、办公地点，甚至日常用品，大都按职务高低，用阿拉伯数字排列其代号。杜易到4号院的时候，陈毅刚起床，听到新的秘书来了，他趿拉着鞋就进了客厅。一看见杜易就亮开他那四川口音的大嗓门： “你今年多大了？” 设想了许多种见面场面，预料了不少可能会提的第一个问题，但杜易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穿着随便、足蹬拖鞋的陈老总会这样站在客厅的门口，提出了这样的第一个问题。陈老总的随意顿时使杜易产生了似乎已在陈老总身边工作多年的幻觉，一种亲切、亲近感油然而生，上下级之间的距离感也不翼而飞。 “35岁。” “我35岁时都已经当军长了，你35岁才来我这里当秘书，你愿意吗？” “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那么多的军长位置呀。到您这里当秘书是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我很愿意。” 杜易性格类似陈老总，同样是个坦诚得可爱的人。他并不乘机阿谀奉承，以讨初次见面的陈毅的欢心。他们俩所共有的特点，奠定了他们共同愉快工作的基础。从这一天开始，杜易留在陈毅身边工作达15年之久，直至无情的癌症夺去陈老总的生命。对于杜易的回答，陈老总显然很满意，高兴地向杜易伸出了手—— “那很好！以后我们好好合作。” 此后，他们的确“合作”得很好。不久，杜易便担任陈毅办公室党小组组长，陈毅常找小组长“汇报汇报思想”。历史的车轮转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叶群以林彪办公室主任的身份行使她不应有的权力，一时间，这个办那个办纷纷效仿，许多首长办公室出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式办公的现象。因为潮流不可挡，杜易及陈办其他工作人员也力荐张茜出任陈办主任。但张茜对于担任丈夫办公室主任的作法嗤之以鼻，好说歹说就是不肯“出山”。杜易便搬师陈毅作说客，不料夫妻俩人早结成了同盟。杜易的话音未落，陈老总便朝他挥挥手： “不愿当就不当嘛。你小组长都抓起来就行了。以前并没有什么主任，工作不是干得挺好嘛。” 从此以后，杜易“身兼两职”，与陈老总的工作关系更加密切。在十余年的朝夕相处中，杜易亲眼目睹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用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渊博的知识，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由于本书标题的局限，我们不无遗憾地只能将陈毅乘专机外出访问的某些片断记录于此。但窥斑见豹，读者不难从中看到陈毅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一生。 险局 美军虽然照常起飞实施轰炸，但所有歼击机、轰炸机竟冒着被高射炮火击落的危险，改为低空飞行。我们在高空飞，美机在低空炸，没敢动我们一根毫毛。 我要告诉你们陈老总的那次极富戏剧性，同时又极危险的长距离航行。 用矛盾论来分析事物，那么万事万物便有其长又有其短。当今社会现有的交通工具之中，唯有飞机的速度最快，可以满足人们快节奏的生活需要。然而，它的安全系数无论是同陆地上跑的火车、汽车相比，还是同水上游的轮船快艇相比，都要小一些，不然，在人们购买的各种交通票证上，唯独飞机票面，印有专项人身保险项目。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坚决禁止了毛泽东主席坐飞机。 事实上，自从用飞机作为中央首长的交通工具之后，中央领导人的专机虽然没有发生过任何飞行事故，甚至连事故苗头也不曾有过。但是，因天气的突然变化，却给专机任务造成过不少次的威胁。 毛泽东主席曾被雷雨逼得远走绕行，在神秘莫测的天空多耽撂了半个多小时，吓坏了空军司令员。周恩来总理也曾被雷鸣闪电围追堵截，瓢泼大雨跟踪追击，强烈气流任意撕扯推搡，迫使乘坐飞机从不服用晕机灵的周恩来，在不到两个小时的航行中，竟服用两次晕机灵，还是冷汗淋漓，面如白纸。还有刘少奇、彭德怀也都遭受过大雨如注的考验，以及来自大自然的种种危险的威胁。 在高级干部的专机任务中，还曾发生过飞机失事的惨痛事件。原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乘坐直升机视察前沿阵地，因黑云蔽山，再加上气流压顶，座机不幸与山头相撞，机毁人亡，以身殉职。随行的大小干部以及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儿子近十人，无一人生还。 我在遇险首长中没有提到陈老总，并非是他运气好没有受到危险气候的威胁。作为国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陪同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单独带团访问亚非国家26次之多。在国内陪同外宾参观，到各地视察开会等，坐飞机的次数就更多，所遇到的危险也就相应增多，但他总是泰然处之，行若无事。我这里专门要讲陈老总的一次戏剧性的多次遇险，而又化险为夷的航行。
险局（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区性的局部战争从未停止过。美国帝国主义为了他们在亚洲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先是攻打朝鲜，接着又侵略越南，并且在全球其它的地区到处插手，搞得世界不得安宁。60年代初期，美国在东南亚点燃战火。 1964年11月，柬埔寨王国举行完全独立11周年庆祝活动，邀请我国派代表团参加。陈毅副总理奉命率我国代表团应邀前往。我是陈毅办公室的外事秘书，所以陈老总出国我一般情况下都跟随左右。我们从北京到云南昆明，停留一个晚上后才飞往柬埔寨。 就在当年8月，美国扩大了对越侵略战争的规模，对越南境内实行狂轰滥炸的野蛮政策，尤其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是美军攻击的重点。偏偏这条胡志明小道是我们往返航线的必经之路。那时候，我国同美国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互相敌视的国家，就是在情绪感情方面，也都处于水火难容互相仇恨的状况。在这样一种敌对情绪千千结的情况下，我们却往美军的炮口上撞，那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这个问题是藏在每个代表团成员心中的忧虑，也使国内领导同志们非常担心。 面对难题，陈毅默默地沉思着。他冷静地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寻找一个既可以胜利完成任务又对代表团不会造成丝毫损害的办法。 美国尽管称霸世界非常猖狂，但还不敢肆无忌惮地公开违反国际公约，在世界人民面前撕下他的假面具。除此之外，我们还占有一个更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后盾。这支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军队，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曾使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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