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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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吃也吃够了，罪也受够了。我们一下子要了五六斤，而且专吃这一道菜。饭馆的人很厚道，并不只是以盈利为目的，不过那个年代的人似乎都是忠厚老实的。他们提醒我们别吃这么多，人会受不了的。可我们不听，神气十足：“我们就是来解馋的，非吃个够才罢休。”无奈，他们只好满足我们的要求。结果，到了晚上，一个个肚子被烧得在床上直翻腾。　　1957年12月，还因毛主席“一时兴起”，发生过一起几近泄密的事件。我们从北京飞上海，再熟悉不过的航线，但机组丝毫不敢松懈，紧张的情绪随着航线的缩短才逐渐减轻。飞机接近古城南京，大家稍稍松了口气，因为从南京到上海“就是闭一只眼也能飞到”。可在这时，一张飘到手心的纸片，却给我压上了千斤重担——陪同毛泽东主席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给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令，指令写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　　“马上通知南京，把机场候机室打扫干净。所有省委领导同志到候机室开会。”　　南京落地？起飞前根本没有在南京落地的计划呀！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却说：“南京马上就到了，编排密码的时间就不够，恐怕来不及吧？”　　“能试一试吗？”听口气，何廷一的态度也并不坚决。我看看仪表板上的时钟，心中计算了一下：　　“肯定来不及了。”　　“那好。”　　何廷一转身到后舱去了。不一会儿，他神色严峻地返了回来。　　“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　　“用话——讲？！”　　我惊得瞪大了两只眼睛。用话讲怎么行呢？那不是严重泄密吗？那不是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毛泽东现在南京机场候机室开会。那么，毛主席的安全怎么保障？　　“发吧！是毛主席坚持这样办，必须这么做！”　　何廷一边说一边戴上耳机监听，我知道已无法更改，只好照办。　　“问地面收到没有。”　　按常规，地面电台应主动给予答复，可此时各地电台鸦雀无声。地面通讯员同样是挑了又挑的，政治警惕性都很高。我遵照何廷一的指示，询问地面是否收到刚才的通知。可大约过去了三四分钟，竟还无一人回答，耳机里异常地静，静得人透不过气来。　　“点名！点南京，北京！”何廷一沉不住气了，毫不放松地要求进一步催问。地面不回答，无法判断他们收到了还是没有收到，假如毛主席见不到江苏省委一班人的面，耽误和影响了毛主席的工作计划，那可不是小事。　　“南京！南京！北京！收到没有？收到没有？”　　“南京明白。”　　“北京收到。”　　“不行！要重复原文。”何廷一又追加一句。南京只好用非常快的频率匆匆重复了一遍原文。　　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的行为，我想自有他的道理。　　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在10亿中国人民心目中有近似于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那是由他在几十年领导革命的斗争中神机妙算一贯正确的指挥赢得的。  

雅加达惊魂（1）
我当时在心里直叫：“完了，完了。”做了半个翻滚动作，飞行员也发现高度低，猛一拉杆，飞机失速掉在跑道上，立即一片火海。　　“一定要飞出去……”这是周恩来总理对民航同志的指示，也是周恩来总理对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殷切期望。一个国家航空事业的兴衰，标志着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科学技术的发达与落后。解放初期，百业待兴，我们的翅膀无力飞出国门。周恩来总理出国，只能租用巴基斯坦、印度、荷兰等国家的飞机，坐在人家的飞机上，周恩来总理是否感觉腰板难以挺直？走下飞机舷梯，把手伸向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脚步是否感觉不太坚实有力？所以，1965年3月23日，周恩来总理坐在租用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在去罗马尼亚的途中，对陪同的民航总局领导人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专机飞出国门是在1965年以前，但那只是短距离的出入周边几个国家，而且是以军航为主。我们的飞机喷上民用飞机的国徽，飞行员穿上民航制服，摇身一变便成为民航专机了。但也能被内行人识破。有回人家就问我：“你们是军航的吧？”我诧异地反问：“凭什么呢？”他说：“从握手的力度上就能感觉出来，再说你们军人总是腰板直直的，胸脯挺得高高的，往哪儿一站都是立正姿势。”　　在国外执行专机任务对于机组是个新课题，虽然从操作技术上来讲并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一杆两舵，但语言沟通，机场条件，资料来源，还有似乎不沾边的风俗习惯等的复杂多变，都给飞行带来不小的难度。尤其是在保证飞行安全上，就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颗心总是悬着。　　首先，一个简单而古老的吃饭问题就“难倒了英雄好汉”，对于中国人是否适应吃西餐的习惯问题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解决如何吃法的问题。中国人沿用了几千年的两只竹筷子，练就了我们一双灵巧的手，可这双手用来拿饭桌上的刀、叉，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吃西餐使用一刀一叉，左手握叉，右手捉刀。刀，并非利剑，用来切割半生不熟的牛排就很费力气。左手用劲将食物叉牢，右手来回地锯，还不能与盘子碰出响声，也不能把食物“锯”到盘子外面去。如此好容易弄下来一块，已经耗去不少的体力，哪里有两根筷子一夹，牙齿一咬一撕来得干净、利落、省力？　　初吃西餐容易忘却它的规矩，常会闹点小小的笑话。吃饭时可得留神手里的刀叉，当然不是指它会伤人，只是拿在手里可千万别随便放下。一次我正吃得津津有味，中途放下叉子拿了一张餐纸擦嘴，服务员小姐很快走过来，不客气地把菜给端走了，我想喊不敢喊，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从我“口里夺食”，气恼至极。　　低头一看，才知道是自己的错，原来我的叉子反扣着呢，而反扣刀叉是表示这道菜不想吃的意思。既然不吃，人家端走理所当然，何况还会给另换一盘。　　我们中国人喝汤，讲究的人家一人一个小碗，端在手里，就着碗边呼噜地喝得有声有色，似乎唯有这样才能表明这汤的味道鲜美可口。更有那多事者还会边喝边赞扬主妇如何的能干、如何的手巧以讨主人的欢心。西餐里即使是汤，也是盛在盘子里，用匙子舀了一匙一匙往嘴里送。这匙子的拿法也有讲究：大拇指在上，食指在下，从盘子的边沿往盘子中心舀。如果嘴里的食物嚼得啧啧有声，汤喝得呼噜带响，那就太失绅士风度而被人侧目而视。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认为严以律己，同时又能严以待人，更是不可多得的美德。周恩来总理不仅仅自己处处做表率，对于下级的工作、言行同样要求严格。类似吃西餐不出声这样的“小事”，他从来就不肯放松要求，他认为这些小事同样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修养和人民的素质。有次我们机组与周恩来总理同桌吃饭，一位不熟悉吃西餐的同志总是把刀叉碗盘搞得叮当作响，周恩来总理很严肃地看了他一眼，这位同志那顿饭就没有吃饱。此后机组的很多同志都不敢与周恩来总理同桌吃饭。　　随陈毅副总理出国，大家便感觉轻松自如，因为陈老总本人就不拘小节。在飞机上，陈老总穿着拖鞋就邋邋遢遢进了驾驶舱。到了雅加达，苏加诺会同他开这样的玩笑：　　“你跑到这里来，夫人批准了吗？”　　“你们大家都批准了，我也就批准了。”　　陈老总就会这样回答。　　据说毛泽东与陈毅经常互赠诗词，关系最为密切，我想他们之间除了以文会友的交情外，还因为他们俩都具备不循规蹈矩的个性特征。　　伊尔－18是四台发动机，加上又是苏联产适应寒带气候的飞机，在亚热带飞行开车时间用得比较长。首长上飞机后，与下面送行的人有一段长长的招手时间，使机上机下的人都感觉尴尬。陈毅可就与众不同，其他首长都能够耐着性子，强露笑颜熬着。他第一次乘坐伊尔－18就忍不住了，飞机一关上机门，他就趿拉着两只拖鞋踱到前舱：　　“以后两台发动机开车就走。”　　“可历来都是四台发动机都开车才走呵。”　　不知谁冒了这么一句。　　“历来的东西就不能改变吗？两台发动机开车能不能走呢？”  

雅加达惊魂（2）
“走还是可以走。”　　“好，就这么定了，以后两台发动机开车就走。”　　后来，伊尔－18飞机改为两台发动机开车就滑出停机坪，然后在滑行中开动另外两台发动机。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跟随陈毅工作，心理上绝不会有压力。他对身边工作的秘书也是很随意地开玩笑。去印尼经过乌鲁木齐时，陈毅亲自为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作形势报告，我们机组也跟着一起听。秘书在门口招呼人，时间长了依门靠坐在台阶上，陈毅看见了，指着秘书的鼻子尖：　　“你怎么不进去？啊嗬！我晓得了，你是怕地震好跑呀。”　　因为在北京刚闹过一次小地震。　　陈毅作报告的时候，与那些正襟危坐的人截然不同，他全然不顾什么首长“风度”、首长“派头”、首长“尊严”。只见他双目微闭，轻晃着脑壳，丰富的面部表情与幽默的语言默契配合。　　“那个评论出来了没有？”　　“明天出来！”　　秘书的声音很大，我们坐在下面都听到了。　　那时正是我国著名的对苏共论战的“###”陆续发表的时候，几乎是发表一篇轰动一篇。　　“嗯，我们那个评论一出来，又够他们研究一阵子的呢。”　　飞陈老总及其他首长的专机，对东道国的风土人情我们有个了解也就行了。可给周恩来总理飞专机，对东道国的风俗习惯，礼节礼貌，得归纳成条，一一背下来才行。　　缅甸虽是我们的邻国，可他们那里的风情习惯叫人难以接受。吃饭时无碗碟无筷子无刀叉，每人手捧一个大盘子，无论吃米饭还是吃面条，装上那么一盘，上面覆些菜，五根指头在里面一通搅和，然后抓起来往嘴里塞。吃完之后，再将五个指头一个换一个吮一遍。这倒罢了，饭前将肥皂多涂些，水龙头底下多冲洗几遍就是了。更难接受的是上厕所，他们与众不同，厕所里面备的不是手纸，而是水龙头，水龙头下面摆放着一排汽水瓶子。水，是自然界最干净之物，无论什么脏东西，只要经过水的冲洗，便会荡然无存。但同一只手，不管是做什么都直接用它，联想起来难免翻肠倒胃。　　1963年暮春，刘少奇主席偕夫人王光美、陈毅元帅偕夫人张茜一行访问印度尼西亚。　　飞机从昆明起飞，虽然起飞时间是在凌晨，当时机场上还银灯辉煌，可云南省委领导和昆明市领导都到机场送行。刘少奇和王光美、陈毅和张茜到达机场时，送行的人群热烈鼓掌欢送，他们先同送行的地方领导人亲切地一一握手，才转身走向飞机。　　刘少奇身着中山装，满头银发，精神焕发。王光美内穿西服裙，外套一件宽松式薄呢大衣，紧随刘少奇之后，时不时地说着什么。我们列队在机舱门一侧等待，刘少奇走近我们时，听王光美说：　　“这是机组的同志。”　　刘少奇伸出手来，同我们逐一握手，准备上飞机的时候，一位在机翼下面的同志走过来，王光美急忙叫住刘少奇——　　“还有一位同志没握手呢。”　　刘少奇马上停下来，同那位同志握完手后，王光美又轻轻地提醒：“可以上飞机了。”　　当刘少奇上到舷梯一半的时候，王光美又提醒：　　“回头，向送行的人招手。”　　“王光美不仅是国家主席的夫人，她还是国家主席的私人秘书。”这是我们机组对王光美的印象。　　载着刘少奇、王光美、陈毅、张茜及代表团的专机离雅加达马腰兰机场还有几十公里，4架印度尼西亚的喷气式战斗机便前来接应护航。可他们的这一礼节却给我们平添了很多担心和害怕。　　战斗机为客机护航，实际上等于5架飞机飞编队，而我们从来就没有与战斗机进行过编队飞行训练，并且在国内执行专机任务，其他飞机是要让路的。毛泽东主席的专机出动全国禁空，那真是天高任鸟飞。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专机任务，沿线机场所有飞机停止飞行，哪里会有左右前后紧跟着飞机的情况？几架飞机围在四周，飞行员很担心安全。现在说起来好笑，那时不懂国际交往的规章，脑子里只知道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害怕资本主义国家的飞行员有意撞过来，那将如何是好？最提心吊胆的，是忧虑距离速度控制得不好，出现相撞的事故。正副驾驶员紧张得全身都汗湿了。　　国外飞行员的技术的确很好。但技术好就容易背上骄傲的包袱，而有了包袱就难免出问题。就在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在观看印尼空军的飞行表演时，一架飞机当场摔在了跑道上。　　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正赶上印度尼西亚庆祝航空节。庆祝活动搞得很隆重，在机场举行了航空展览会和飞行表演，苏加诺总统亲自为展览会剪彩。刘少奇、王光美、陈毅、张茜以及全体中国代表团成员还有我们机组成员，都应邀参加了航空展览会并观看飞行表演。　　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及夫人陪着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苏加诺总统身着空军制服，却滑稽地戴一顶船形民族小帽，他们的头顶上有遮阳凉棚。几个人开始还是平静地坐着，看着飞机发动、滑行、起飞。　　几架飞机跟进起飞，还没有脱离跑道头，就用很大的角度爬高上升，至500米左右，两个漂亮、洒脱的横滚翻。凉棚下几个人都从座位上站起来，眼睛跟踪着飘舞的银燕上下游动。苏加诺总统得意地右手扶着凉棚立柱，左手拢放在胸前，掩饰不住地露齿开心而笑。刘少奇、王光美、印度尼西亚空军司令及夫人都翘首仰视，不由自主地为精彩的表演和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鼓掌。  

雅加达惊魂（3）
其中一架不知是高度爬得不够还是没有控制好翻滚动作量，就在做第三个翻滚动作时，下面观看的人群鸦雀无声，大气都不敢出，眼看着飞机距地面不过十来米的高度，我当时在心里直叫：“完了，完了。”做了半个翻滚动作，飞行员也发现高度低，猛一拉杆，飞机失速掉在跑道上，立即一片火海。苏加诺总统的脸一阵白、一阵红、一阵青，刘少奇主席见此情景，真诚而又礼节性地宽慰苏加诺总统：这样的事情在哪个国家都是难免的，我们中国也是有的。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主席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而这句纯属外交辞令的话，被林彪、江青及空军的代理人所利用，成为刘少奇主席诬蔑空军的一大罪状。　　当时，王光美穿了一件素色有小花的旗袍，很漂亮，但也很新奇。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优雅清新，配上她那颀长而匀称的身材，落落大方的举止，很有国家主席夫人的气派和风度。　　一件象征着民族风格的旗袍，一串并非华贵的项链，使王光美饱受了人间沧桑……其实，王光美同志的生活很朴素。访问期间，她的那身旗袍、那串项链只是戏剧舞台上的道具，摆出来给外国人看的。那回连续访问了越南、柬埔寨、缅甸，每访问一个国家，都回昆明休整一下，只要一踏上我们的国土，王光美就换上件青布褂子，一双黑布鞋，一位典型的中国妇女形象。　　这次访问在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