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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看小电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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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说，你要吃寿司，不一定非要去日本，甚至，你要吃日本人一生也绝不容易吃到一回的“女体盛”，更不一定非要到东京或京都——比方说，在今年4月2日之前，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你就可以将此事搞定。
4月2日发生在昆明某日资餐厅的“女体盛”事件最终以“不符合卫生条件”而告一段落。与其说是食物（寿司）本身的不卫生，不如说其实是吃法或“容器”的“不卫生”，文化、风俗以及全球化的“不卫生”。我发现，有媒体已“女体盛”直接误读为“女体盛宴”，进入文本的女体不再是寿司的“盛物”，而变成了食物本身。摆满了寿司的“女体盛”，于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换句话说，昆明“女体盛”在中国引起的友邦惊诧，实在不亚于把那个负责上酸菜的翠花给生吃了。
查“女体盛”之为饮食方式，在日本虽有悠久之历史，却始终是小圈子文化。我在日本呆过几天，吃过不少寿司，也见过女体若干，吃寿司之女体，更是比比皆是，唯独未闻有置于女体之上的寿司。问日本人，结果大多也是一头雾水，语焉不详。“女体盛”在日本，现状大约近似于广东人的进食猴脑，事出有因，却查无实据。诚然，日本人自己的否认也未必可信，林语堂曾经也正告老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相信蛇肉的鲜美不亚于鸡肉这一说法。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一条蛇也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亲友吃过……吃蛇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是件稀罕事儿。”我在中国也生活了四十多年，平心而论，不是林语堂忘了广东人也是中国人，就是他在一时的正义冲动之下仗义执言，不负责任。
“女体盛”在日本国内大致属于正在失传的文化，这种状况与式微的艺妓文化或有密切相关，事实上，“女体盛”要求的女体并非普通的女体，而是艺妓的女体（昆明版“女体盛”的要求是“学历在大学以上”）温度对于寿司滋味的好坏至关重大，日本的寿司师傅多为男性，系因男性的体温较为均衡稳定，不像女性那样变化无常，从而有助于品质的保障。因此，在像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女体盛”的式微是迟早的事，寿司若非盛之以人体不可，以单纯的技术层面而言，也该是“男体盛”才对头。
若非盛之于女体，女体上的那些食物其实还是较为昆明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例如做寿司经常会用到的三文鱼。香港实业界某人曾获云南官方之邀随一“西部开发”访问团前往昆明。回来后我问他都吃了什么好东西，那人先是愁眉苦脸继而咬牙切齿：“妈的餐餐请吃三文鱼。其实我想吃的是过桥米线啊。”我也是那种一想到云南就只会想吃过桥米线的蠢物，当然我的想象中还多了汽锅鸡什么的，遂开导曰，三文鱼想必是当地极受欢迎之物，否则就不会用来招待你们这些贵宾，你可要体谅主人家的一片苦心啊，尽管“苦心”有时也会“苦口”。
如果全球化的颠峰一定会出现在中国，那么，我相信巅峰中的巅峰就最有可能出现在云南，这倒不一定与海拔高度有关。早在皇马于云南闪亮登场那会子我就坚定了这一信念。前述段子若需更新，我想应该是这样：于昆明经营之日资跨国公司因在两名中国女大学生的玉体之上复盖了以日本、挪威、苏格兰及中国原料制成之食品并招来大批昆明记者以日本、德国或中国生产之照相机在两米之外拍照遂令中国舆论再一次集体出离了愤怒。
有奶如何不是娘
在社会舆论的挤压之下，长沙“人乳宴”终于在农历年前宣告撤宴，并且将负责供奶的6名奶娘也送回了老家。很显然，公理和良知再一次战胜，店方和媒体也取得了双赢，加起来就是四赢，根本没有输家。我猜，上述各方都幸福地过了个有意义的春节，说不定还用手机互发了若干贺年短信，然后各自放了一些鞭炮。
压力团体（由智人种狭鼻猴次目灵长目哺乳动物纲动物自发组成 ）的致胜利器是“公理”和“良知”：一，“人乳宴”扩大了社会不公的鸿沟，其与西安之“36 万一桌豪宴”一样，皆为穷奢极欲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在转轨时期的社会失序”；二，战无不胜的“母性”之神圣价值不容挑战。“人乳宴”是对母乳的污辱，对母性的污辱，对人性的污辱，“人乳宴”简直就是“辱人宴”。
公理我所欲也，良知亦我所爱，当然我也清楚得很，我对于这两样好东西的热爱至今仍停留在非常业余的水准，例如，我经常以热衷于观看美国法庭片来表达这种业余的热爱。只要是这个片种，不管有没有喜欢的名星，不管拍得有多烂，我都会从头看到尾——只是正义在最后得到了伸张。那种浑身舒畅的感觉，就像打通了大小周天，真有中医所谓的“正气”作用。
然而，即使站在这种很不入流的层面上来看，公理和良知对于“人乳宴”的战胜却未能像一部美国法庭片那样让我爽一下。因为我发现用来支撑公理和良知的一个重要的呈堂证供，乃是四川地主刘文彩“常常逼迫年轻的母亲为他提供人乳。这是有权有势的地主阶级欺压百姓、生活奢靡的例证”。也就是说，大家一致认为人乳在骨子里仍是成年人的上等补品，其功效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梁代陶弘景集注《本草经》时已将人乳汁和乱发、头垢以及人屎、人溺入药，称“人乳汁，主补五脏，令人肥白悦泽。”据《汉书》〈张苍传〉记载：“苍免相后，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年百余岁乃卒。”故“人乳宴”以及刘文彩的罪恶，只是不能与民同“补”而患不均。同理，在此之前我们还有过一个类似的判例：牙床当然比草席更适合人类更尊严更诗意的睡眠，问题出在“失序”，因为牙床是少奶奶的，若大众都有机会有序地上去滚上一滚，牙床就越滚越正确了。所以，“人乳宴”的公正性其实不难解决，比方说，若最后出面摆平的不是长沙市天心区卫生监督所而是国税局，我们的良知可能就不会像过年前那样感觉不良了。
“母乳”以及“母性”虽然是压垮“人乳宴”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在一个参战各方均属于“未断奶民族”（孙隆基语）的战场上，不仅有些胜之不武，而且极大地混淆了敌我。简而言之，如果良知还能接受母乳在超出自产自销式哺育功能以外的应用，奶妈是我们共同的底线。虽然做人家的奶妈在本质上亦是一种交易行为，不过，奶妈毕竟还是在哺育婴儿，而在传统伦理的庇护之下，这种交易行为并不像“人乳宴”那么赤裸裸地，最起码，被哺育的婴儿在人伦上毕生都应向奶妈行“人母之礼”。相比之下，“人乳宴”之所以令良知感到不适，乃因其以工业化的方式消解了比较人性化的“点对口”模式，同时也破坏了文化心理上的“大堰河情结”。然而，当六名“营养师”面无表情地站立在“人乳宴”店堂里面让记者拍照，此情此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就做过预言：为一群“未知的消费者”提供产品，正是市场的特征。如果记者在现场拍到了这样一幅照片：一名刚刚吃过“人乳鲍鱼”的食客饱含热泪地扑向其中一位“营养师”的怀里并且哽咽地喊了声娘，“人乳宴”或者就不至于那么“辱人”了吧。
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你去问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意见，他多半会告诉你，喝牛奶和“人奶宴”一样下三滥，因为牛奶只是为母牛为小牛准备的。其实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对于“人乳宴”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个字：“恶心”，没有更多的逻辑，无非就是一种直觉。红油重料的川菜或湘菜加入奶或奶类制品 （也不管是人奶还是牛奶羊奶）之后可以恶心到何种程度，就先不要提它了，做为一种症状鲜明而诱因多样的生理反应，“恶心”以及由“恶心”直接导致的呕吐，实在是一种越来越值得珍视的个人品质和能力，尤其在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对于那些与“人乳宴”类似的不偷不抢，不逼不迫，你情我愿，公平合理的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易，与其内服良知外用公理，不如向索尔贝娄为我们创造的那个赫索格先生学习，养成一种在每天洗脸刷牙之后再呕吐一番的个人生活习惯。恶心和呕吐（所谓“品味”其实是对于感到恶心并且可以呕吐这种能力的一种比较恶心的注解）当然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说明不了什么，更改变不了什么，只是凭籍这一种被动的反应或被动的抵抗，我们在生理上多少会好过一点。正是：
无情未必真豪杰
有奶如何不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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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羿射下来的是什么
云南省对标语口号展开清理行动，抹掉了遍布城乡的35242条（幅）“有伤大雅、有碍观瞻、语句生硬、态度蛮横、宣传效果适得其反、命令强制、狐假虎威”的标语，这些“命令式、强制性、威迫性”的标语如：“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宁可添座坟，也不添一人”，等等。
喊着口号学说话，读着标语学写字——我就是这样长大的。由我本人亲笔书写的最后一条大字标语，内容是：“借党报东风，从校园每个角落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落款是“校学生会宣”，时间大约在1983至1984年间。现在看来，这条标语虽然无伤大雅，却也大体符合“语句生硬、态度蛮横、命令强制”尤其是“狐假虎威”的不良风格。抚今追昔，我对标语口号的感情一言难尽。以从传播学的观点来看，标语和口号都是低成本的有效传播工具，革命的用得，不革命的也用得。1934年，英国传教士BOSSHARDT在西南山区被红军俘虏，并随军长征一年余。获释后在伦敦出版《神灵之手——一个在中国被俘的基督徒的日记》一书，高度评价红军的宣传工作。他写道：“这支军队每到一处就在一切能书写的地方写标语，招集当地穷人，非常熟练而又有条理地将地主的粮食分光”。该传教士从红军那里得到的技术启示显然多于道义感召，他更向年轻的传教士们发出呼吁，要学习红军的这种“简练有效的办法”。
但凡标语及口号，无不以简明扼要、强制武断，甚至“态度蛮横”为主要技术指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我就喜欢！”——价值取向虽不一致，但是技术标准、从语式到态度，差异实在没有年代来得大。当然，“就是好”也可以改写为“做女人挺好”，不过在我看来，就标语口号而言，“挺好”已经逼近了语句婉约，态度温和以及有商有量的底限。至于“今天你有否××？”之流，已经不能视之为标准的标语口号了，总觉着是一声可有可无的礼节性问候，听着就跟“吃了吗？”那幺没劲。
比较高级的标语口号，还有音韵和修辞学上的考究，例如近期在云南被清理掉的“书”和“猪”、“坟”和“人”。文革后期，法国左派文人组团到访华，回国后（记不清是巴特还是拉康）撰文介绍中国革命形势，特别推荐一条口号：“批林批孔”——对“批林批孔”实质内容的不甚了了并不妨碍对双声迭韵的激赏。也就是说，如果巴特或拉康当年在中国听到的政治口号不是“批林批孔”而是“罗曼罗兰”，同样也不影响他们回国后写一篇同样的报导。当然，对标语口号在音韵和修辞上的追求不宜刻意，更不可因此而把标语口号弄得太长，像“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种，过份追求对丈工整，AABB迭字，做为这条标语的目标受众，一个做人认真的驾车者在大街上若定睛通读一遍，分分钟就有发生交通意外的可能。
标语口号的最高级形式，表现为丰富的互文性（transtexualite）。前年华北遭受蝗灾，据“经济半小时”报导，抗击蝗灾的关键，是抢在蝗虫长成并从地里飞起来之前就将其杀光光。当时，电视画面是田间地头紧张的灭蝗现场，有一条用纸贴在旗子上的标语令我叹为观止：“扫蝗打飞”。
口号有可能脱胎于人类巫术时代的咒语（道家至今仍在使用的“符”，很可能就是标语的前身）。两者的共同目的，都是欲使被施予者彻底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横竖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还不如“大家不思考，一起喊口号”算了。只要是标语是口号，就一定是强制的、命令的、不容置疑的。若不想放弃独力思考的权力，倒是很应该对标语口号们喊上一句法国“五月风爆”时期的著名口号：“严禁使用严禁！”“严禁”其实是一切标语口号通用的基本句式，也是它们共同的初衷。“一定不要怎样”和“一定要怎样”，都是同一回事。
标语是凝固的口号，口号是流动的标语。抹去标语固然是“除魅”的一个必要手段，然而难以从墙上抹去的是口号。口号的力量，源自重复以及便于重复。所有在音韵以及修辞上的努力，无不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谎言重复100次就变成了真理，真理被重复100次——准确地说，当真理以口号的方式被重复了100次之后，估计也有变成谎言的可能。有一个口头文字游戏是这幺玩的：先把“月亮”不间断地重复讲10次，紧接着再倒过来读成“亮月”，也不间断地重复说10遍，然后马上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后羿射下来的是什幺？快说！”
我见我闻，十个有九个中招，“月亮”二字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即使有备而来，杀伤力也难以抵挡。一哥儿们，之前玩过类似游戏，“月亮”、“亮月”各重复10遍之后不慌不忙向逼问者道：“你以为我会说月亮呀？呸，门儿都没有！后羿射下来的是什幺？告诉你，是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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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丧偶
张国荣死了。他不是我的偶像。但是事件给了我谈一谈偶像以及“丧偶”的机会。若张国荣算是因缘，此前此后则各有一事形成“际会”：愚人节前一周，在报上读到罗大佑与“上海精英畅谈会”的报导，“面对偶像很激动，心跳得厉害。”（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语）。其二，电视上，李敖惊爆张之自尽乃艾滋病之故。
我的惊讶不在“料”猛不猛，而是他老人家报料的态度：“我不是乱说，是有可靠消息的。别忘了我的前妻是谁。演艺圈中的消息，我也很灵通的。”
“别忘了我的前妻是谁”——这话听着耳熟啊。想起来了，李敖被囚于军法看守所时，写过一篇后来大名鼎鼎的歌词，名字就叫《忘了我是谁》。从《忘了我是谁》到“别忘我了我的前妻是谁”，愤青情怀已沦为娱记腔调。岁月、电视，一个比一个毁人。
想当年，也曾有机会向罗大佑当面示爱，惜乎由偶像做东的那场饭局过于丰盛，以致我光顾了埋头于火锅里挑肥捡瘦，满怀的景仰，竟惘付了那一锅滔滔肥水。无论如何，以上两种态度皆大壮了吾之贼胆，得以狗仗人势，放开怀抱，干一干这件一直想干而不敢干的事——张国荣死了。我不是他的fans。我的偶像其实是山口百惠。国荣亡而思百惠，皆因《风继续吹》——前者在1989年红馆告别演唱会所唱，系翻自后者的《再见的另一方》（或名《再见的彼岸》）。其实哥哥与同时代诸星一样，都爱翻唱和谣，《Monica》翻自吉川晃司，《拒绝再玩》翻自安全地带，《不羁的风》翻自吉川晃司，等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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