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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青到思想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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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又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长命百岁，有的人青春夭折；有的人虽然拥有漫长的生命，可是无所作为，庸庸碌碌，浑浑噩噩；而有的人，虽然生命短促，却是有所作为，甚至光辉灿烂。所以这样就有了每个人生命意义的不同，生命价值的不同。同样我们并不认为，人的一生非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毕竟那样的人在我们人类的整体中，总是属于少数的佼佼者，而且这也与整个社会时代和环境有关；我们相信，绝大部分人是要度过自己平凡一生的，可能既不光辉，也不耀眼，甚至是痛苦多于幸福。因此，我们有理由为平凡的人生歌唱，正像我们有理由为英雄的人生歌唱一样。而且，如果就平凡的人生与英雄的人生进行选择，我更愿意选择平凡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更有生活情趣，更真实，更让我流连忘返。
有尊严的死（2）
很显然，陆幼青36岁的人生是平凡的一生，他的经商、他的家庭、他的生活、他的所思所想，甚至他的病痛，都是极普通极平凡的。这一点，他的《死亡日记》都做了详细的交代。在书中他写道，由于不满足于教师清贫的生活，下海经商，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并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劳动，使自己和家庭过上了有品位的幸福生活；他像我们所有平凡人一样，有着世俗的功名心，所以学中文的他，始终把当作家看做是自己的一个理想。值得欣慰的是，他的理想顺利地实现了，以他最后的生命做代价的《死亡日记》使他成为2000年中国最有名的作家。另外他对于生活充满了热爱，他喜欢旅游，喜欢抽中华烟，喜欢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我们也可以在书中感受到，他还是个儿女情长的男人，他用他特别的方式，感动了他的女同学，并使之成为他的妻子；他关心女儿的前途，甚至对于她未来的人生都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当然陆幼青更热爱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了战胜癌症，他接受过多次手术和放化疗治疗，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并且平坦地接受了命运的挑战。
同样很显然的是，陆幼青先生36岁的平凡人生，在我们平凡人的视野里，实在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我知道，这样的说法已经很俗很俗了，甚至于陆先生的在天之灵都有可能感到厌烦。但是没有办法，我想不出有更好的词汇来概括我们尊敬的陆先生。面对于生，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是可以坦然面对的；尤其是对于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理念的我们中国人而言，生从来不是个问题，多困苦多无奈的生活，我们都能够忍受，甚至于面对没有尊严的屈辱生活我们都可以平静地活下去。然而面对于死亡，恐怕多数的人们，无论如何是没有足够勇气接受的。当然，我们所谓的死亡仅指生命的正常的自我停止，与所谓的“牺牲”相比具有不一样的意义。即使是生命的正常停止，因病也好，因其他原因也好，也是令我们人类所害怕的，无法坦然面对的。但是年轻的陆幼青先生，冲破了我们这个“大多数的定律”。这便是他的不平凡之处。
我不是说陆幼青先生不惧怕死亡，我相信他也是惧怕的。但是，他从容应对了死神的来临，他以令人尊敬的方式，走向自己人生的终点站。当然他的这种方式，以写作《死亡日记》并在网上发表的方式，向世人宣告自己的死亡，在世界范围内我不知道，至少在我们中国，陆幼青先生是第一人。无疑，这一举动是个勇者的举动，同时也是个智者的举动。我知道，陆先生的这种举动，在他生前，便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举具有作秀的成分。
我不认为有这样疑问的人居心不良，而是以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陆幼青先生高贵的心灵境界。其实，这样的境界，依然是一个平凡人的境界。他以这样方式，告别世界，告别亲人，告别朋友，告别他的读者，告别他自己，他因此而获得了尊严，获得了永生。因为《死亡日记》是不会死亡的，即使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仍然会有人读到她，进而知道陆幼青先生。
现代诗人臧克家先生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当然臧克家先生的诗句是献给伟人和英雄的，可我以为用在陆幼青先生这样一位平凡的人身上也合适。
（2003年5月19日）
读信记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自己也已经与时俱进地习惯用伊妹儿（电子邮件）来与外界沟通。所以写信读信的感受越来越成为“如烟往事”了。
我小的时候，爸爸在保定工作，他和家里联系的主要手段就是鸿雁传书。不过他的信都是写给妈妈的，我没有资格看。只是偶尔他在信中提到我的时候，妈妈会指给我看他写的几句有关我的话，其他部分照旧不让我看。记忆中，我好像给爸爸写过一二封信。那是小学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信的时候，我为完成作业而写给他的。爸爸并没有给我回信。
最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母亲写给我的信。那是1984年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到石家庄实习。由于自己从没有远离过妈妈，所以妈妈在我实习一个月的时候给我写来了信。信中叮嘱我好好工作，听实习老师的话。我自己并没有在意，也没有及时给她回信。又过了半个月，妈妈又来信了，责备我为什么没有给她回信，而且信中怀有伤感之意。我猛然醒悟，赶紧给她回信。不久，妈妈又写信来，非常高兴，说我确实长大了。实习4个月的时间，共和妈妈通了4次信。母亲的信，我曾经保存了许多年。但是，仍然让我在几次搬家之后搞丢了。如今，妈妈已经离我而去整整12个春秋了，可是每当想起她，想起她那几封写满叮咛话语的书信，就会让我止不住地心痛。
虽然说情书会带给恋人们无尽的幸福；可是对于我，幸福也从来没有那么多。第一次的恋爱对象是同班女同学，她每天就坐在自己前面的座位，因此不用写信，递张小纸条便解决了问题。虽然寒暑假也写过几封类似情书一样的东西，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激动与幸福。与现在的妻子谈恋爱期间，更是每天朝夕相处，没有别离，甚至于短暂的一个星期的别离都不曾经历。所以，那个时候很羡慕某些有着远方恋人的年轻人，他们可以通过书信（情书）来表达自己美好幸福的情感。可惜自己不在那个行列中。结婚了，仍然是每天和妻子厮守在一起，过着寻常的日子。虽然偶有出差、偶有分别，却不会写信，只需要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便够了。
不写信、不通信，并不意味自己不爱读信。只不过是不读自己的信，或者很少读自己的信。我喜爱读别人的信，读别人公开出版的信（书）。
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是我最早读过的情书。只可惜，以今天的眼光读来，不仅缺少了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而且充满了意识形态。但是《两地书》却不失为自己的青春启蒙读物。当然最精彩的情书该是《爱眉小札》了。徐志摩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情场老手，他写下的山盟海誓、绵绵情话，不要说打动陆小曼那样天性*的女人；就是那些不为尘世所动的修女，读了徐诗人的书信，恐怕也难免不心潮涌动呢。我还曾经被另一个伟大作家的情书所感动，那就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写给她的音乐家情人肖邦的一封信。那封信让我知道了爱情的高贵品质。
无庸讳言，《傅雷家书》是我读过的最有教益而富于人生启迪价值的书信。今年春节我已经把这本书正式推荐给了自己的孩子。我想对他说的话，书中都已经说了；我没有经历的人生经验，书同样可以教给他。
另外一本对我有过重要影响的书信集是《亲爱的提奥》。书中收录了荷兰天才画家凡·高与其弟弟提奥的通信。虽然凡·高生命短暂，但他的艺术生命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为艺术而奋斗的人们。正是凡·高的那些信，伴我度过了一段青春人生中阴暗痛苦的时光。
书信虽为人类沟通情感的工具，却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声音。我喜爱那种声音，喜爱读那种声音。
（200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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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青春不再来（1）
近些年来庸庸碌碌地过着寻常日子，早已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热衷于读诗写诗的人了。然而前不久，多年失去联系的一个南方同学发来电子邮件谈起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青春时代，并谈到我们共同喜欢的诗歌，同时询问我还写诗否。读过邮件之后，不禁猛然发现，诗歌与青春竟然早已经离自己远远而去了。是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是一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而且一直坚持写作，直到1993年——那时我已走向工作岗位8年了，也还在写着。只是那以后的日子，由于各种原因才搁了笔。读过同学的邮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便开始翻箱倒柜，整理自己以前写过的有关诗的东西，除了自己的东西之外，我还意外找到了一本《海子的诗》。看到那些陈年旧物，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写诗年代里的人与事便如放电影般一幕幕又回到自己的记忆里。首先让我想起的是一个与诗有关的人，一个天才的青年诗人，也是让我钦佩的诗人。他就是海子，《海子的诗》的作者。海子对于我读诗写诗曾有过重要影响，而且他也曾是帮助过我的人，也许作为朋友自己不是他要好的朋友；但是多年来，那份钦佩、那份怀念、那份寄托、那份与青春有关的记忆，却常常萦绕在心头。
海子，原名查海生。他是1983年7月从北*律系毕业分配到我的母校政法大学工作的。开始他在校刊编辑部做编辑，而当时自己在法律系读二年级。所以按理自己与他应为师生关系。然而，论年纪，我反而比他大一岁，他1964年生人，我1963年生人。另外他个子比较小，也许不到一米六，又长着一副娃娃脸。那个时候，尽管自己已经喜欢上了现代诗，并成为北岛、芒克们的追随者。但是真正发生创作兴趣，还是从小查（师生们都如此称呼他）参与编辑的校刊上读到他以及其他青年教师、同学写的校园诗开始的。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海子当时在政法大学做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那就是与校刊另一位青年编辑在学生中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星尘”的学生诗社。不久还编辑了一本油印诗集《草绿色的节日》。在那本集子里，海子创作的一首题为《北方》的长诗，写得气势恢弘，不同凡响。自己读了以后，好长时间，无法相信那首长诗竟会出自从小在南方长大（他是安徽人）、戴着近视眼镜、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小查之手。我与他第一次直接打交道是在1984年春天的一天，那是我给校刊写一篇评论稿子，正值他当班。在编辑部，他以一个师长的口吻，很认真也是很和气地教导我这个学生如何修改压缩我的那篇习作。当时，我似乎心里有点不服气，他说版面不够。后来我们不知为什么聊起了诗歌竟很投机，所以我开始的那点不服气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再次让我对小查也就是海子有所新了解的是不久后的一次郊游。那天是星期日，一大早，我们几个爱写诗的男女同学就挤上了开往门头沟的公共汽车，海子也混迹于我们这伙人里面。由于他有教师的身份，再加上他“校园诗人”的桂冠，所以很自然，他成了我们一行人马的领队。确实，他不仅指挥、张罗着，而且主动替大家买票。中午在潭柘寺解决午餐问题，又是他掏腰包买的面包、汽水。这一天我与他聊了许多，当然最多的还是诗歌。其时他告诉我正在读德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感觉非常好。我还发现，他是个羞却的人，与女孩子正面讲话都似乎要脸红。这也难怪，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到二十岁，上世纪80年代毕竟还不像今天这么开放。我知道，海子那时虽没有交女朋友，但周围却是很有一批女性崇拜者的。那天与我们一起游玩的四个女同学都争着要和海子照相，让他的娃娃脸不知红了多少次。记得我们俩照相的时候，就有个女孩子悄悄隐蔽在我们后面，结果二人照变成了三人照。
诗歌与青春不再来（2）
1984年到1985年期间，海子创作非常勤奋，写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其中有不少是惊世骇俗的佳作，如《亚洲铜》等，这些作品后来都被收入《海子的诗》。不过那时他发表作品却是相当困难的，尽管投了大量稿件，却只有极少的刊物赏识他的诗。海子的情诗也写得非常棒，他曾让我看过发表在某青年刊物上的一首短诗《女孩子》，写得缠绵悱恻，伤感动人。大概在1985年的春天，校园的诗歌圈子里传出海子交了女朋友的新闻，女主角是一个娇小美丽的南方女孩。但时间似乎很短，那女孩便离开了海子。
1985年７月，我毕业离开政法大学被分配到位于西山的一所管理干部学院任教。由于路途遥远，很少回母校，所以便与海子断了联系。只是偶尔在杂志上看到海子的作品。这时海子不再编校刊了，转至政治系教书。政法大学在昌平建设新校区，还给青年教师建了新宿舍，不管结婚与否都能在昌平分套两居室。海子当然也不例外。恰好我毕业以后，有个中学同学也到了政法大学的政治系工作，所以从他那里也还不时能听到海子的一些消息。
1987年４月，自己结了婚。由于没有居所，便栖身到我同学在政法大学昌平的房子。当时，我还不知道海子与我住在同一幢楼里，直到1988年５月的一天下午，在昌平的校园里我偶然碰上了他。此时他已蓄起了胡子，头发也留得很长，整个变了一个人似的，让我着实吃了一惊。知道我们已经作了邻居，他便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玩。这天晚上，我吃过饭后，就到他那两居室的家里串门。屋子很乱，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和一架上下钢丝床，地上、写字台上还摆了不少空的二锅头酒瓶。可见他仍是孑然一身。让我坐下，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结婚了？我说是。然后又问我是否来点酒，我摇头。于是，我们就抽着烟，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我们互相打听了共同认识的一些人的情况。他特别关心我过去的一位女同学的境况，想知道她的通讯地址，可惜我没有带在身边。自然我们又谈起了诗歌。他说正在构思一部名为《太阳王》的大型诗剧——可能就是他去世后发表在《十月》上的诗剧《弥赛亚》（现收入《海子诗全编》）。聊到夜里12点的时候，我向他告辞回家。分手时，他说以后常来坐。不久，由于我又在城里搞到了一处蜗居，便搬离了昌平。后来又加之俗务缠身，我没有能再到海子处作客。不曾想那一晚竟成了我与海子的最后一面。
令自己也是令所有喜欢海子诗歌的人们心碎的事件发生在1989年３月26日。我是在３月27日上午听到消息的。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稿子——此时我已经到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刊编辑部做编辑了，我政法大学工作的同学打来电话，他讲海子于昨晚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惊愕了，伏在办公桌上竟泣不成声。同事们不知怎么回事，纷纷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很厌烦，扔开稿子逃回到宿舍的床上。我后来了解的情况是：海子于３月25日晚住在了学院路政法大学（政法大学在学院路、昌平两地办学），同其他单身青年教师一样他也只是在周末才回昌平的家。这晚他就睡在政治系政经教研室我同学的上铺。夜里大概12时到１时的时候，海子起床叫嚷，将其他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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