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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青到思想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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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淌谄癫槐嶂岛兔挥幸庖辶耍渴率瞪夏切┘峋龇炊灾堋⒔鸲幌壬鼋淌诘娜耍嗍茄г号傻慕淌诤徒淌Α＜堑蒙鲜兰�90年代的时候，有人曾建议把金庸等先生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写入《中国文学史》教材。建议一提出，便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当然坚决反对把金庸写进教材的，正是那些搞所谓“纯文学”研究和创作的教授和作家们。我们知道，今天对于金庸先生主动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职务，最高兴的甚至有点幸灾乐祸的，可以说仍然是那些“教授”们。尽管我们目前尚没有看到金庸先生辞去上述职务的原因被公布，但南京某大学文学院院长已经欣喜宣布，是他对金庸先生的“炮轰”起到了效果，导致“金庸终于被轰下台了”！另有某所谓知名学者在媒体上攻击周星驰当教授“娱乐化”了学术界。
毫无疑问，最支持和拥护周、金二位先生做教授的是那些正在大学接受教育的广大莘莘学子和青年人。据报道，周星驰在人民大学演讲，盛况空前，其受欢迎的程度恐怕是我们的许多大学教授一生都不可能遇到的。同样，在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教授期间，每当其登临三尺讲台，传经布道，不仅受到在校大学生们的热烈捧场；而且可以说正是由于金庸先生执掌浙江大学教鞭，而使得浙大在海内外的名气大大提升。
我一向认为，尽管学术文化对于社会的引导和启迪作用不能或缺；而且就大学而言，研究学术、弘扬文明是其基本的职责；但是就社会影响力而言，特别是对于青年人的影响力，流行文化则是学术文化所无法相比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年轻人可能有许多人没有听过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却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周杰伦，尽管前者是古典音乐大师，而后者不过是个通俗歌手；同样喜欢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肯定也大大多于喜欢鲁迅小说的读者。尽管前者代表的是流行文化，而后者一向被我们认为代表着民族精神。因此，刻意用厚此薄彼的态度来对待学术文化和流行文化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文化本身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如果我们大学的视野、学术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于象牙塔里的文化、学院沙龙里的文化，而忽视了有着广泛民众基础且有着蓬勃生命力的流行文化，那么我们大学的意义必将大打折扣。基于此，我不仅同意让如周星驰、金庸二位先生一样的流行文化精英到大学担任教授职务，而且深以为这是时代的进步。
无庸讳言，这同时也牵涉到一个谁有资格担任大学教授的问题。我们知道，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的时候，曾经聘请没有考上北大的梁漱溟先生为北大教授。事实证明，蔡先生的决定不仅英明而且正确，因为梁先生后来很好地履行了他北大教授的职责。由此看来，担任大学教授可能并不一定需要有博士学位；也并不一定非得从大学讲师做起；更不一定要做过什么官；恐怕真正需要的就是学有专长，有知识有学问。如此说来，周星驰先生在影视艺术领域，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和中国历史领域（他的小说多以中国历史作背景），当然属于学有专长，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做大学教授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200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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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教授
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不久前仙逝。海内外媒体发表张先生简历时，都称张先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不错，张先生生前所取得的成就远非当今时代任何一个知名学府的教授、博导，或者出版机构的编审所能比肩。然而事实上，张先生生前被授予的“特约编审”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学术职称。据我的朋友、张先生的学生刘德水兄证实，先生生前获得的最高职称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副编审”职称而已。
我自己曾经工作过的一所高校的中文系，去年逝世了一位著名的《楚辞》专家王扶汉先生。先生生前是一名“资深”的“副教授”。本来先生也是完全有资格评教授的，他的许多学生都早已经成了著名教授。然而王先生自己却拒绝将副教授扶正，他以为自己当年凭实力评的“副教授”远比后来雨后春笋般的“教授”值钱，因此他宁愿以一个“副教授”之身而光荣退休直至辞世。
记得我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学校也没有几个教授，就是副教授也是寥寥无几的。而今，不仅大学层出不穷，而且教授更是层出不穷了。另外，相当于教授的其他职称，如“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编审”之类，恐怕用“过江之鲫”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个说法是，“在大学里扔一块砖头，会砸着一个诗人的头”；而今天，在大学里扔一块砖头，说不准砸着的该是教授的头了。
在中国，不仅在官场有因人设置的传统，在学界教育界同样有这样的“优秀传统”。比如一个教授诞生了，自然就需要有硕士生和博士生来带，就需要有科研经费来支持，就需要开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会，就需要有名目繁多的新学科、新学科分支来创立等等。并以此来证明我们的学术研究“繁荣”了，我们的人才培养“丰收”了！
当然，在“遍地教授”的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如下令我们高兴不起来的事实：教授队伍增加了，学术大师却明显减少了。有人说，张中行、启功等先生的辞世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此说有理，因为张先生从未想过为评教授而著述写作，所以他的名作《顺生论》才可能是几十年磨一剑。
毕竟做教授有着明显的荣誉和利益，所以今天不光是学术界、教育界“盛产”教授；就连文学界也都快成教授的“产房”了。若干年前贾平凹、冯骥才分别出任西北大学、南开大学的教授，开了作家变身教授的先河；后来我们又得知梁晓声做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教授。最近又有报纸披露消息称，上海知名女作家王安忆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写作”硕士点的教授。也就是说，尽管依常识便可以知道世界上很少有作家是因为接受了“文学写作”的专业训练而成为作家，却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专业作家出任“文学写作”教授的兴致，甚至也不影响我们的高等院校把“文学写作”作为一个“硕士专业”来专门培养硕士研究生。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专门的“文学写作博士”也会培养出来的。
圣人孔夫子曾云“不义而富，于吾如浮云”。我私下猜想，可能张中行、王扶汉先生们中孔夫子“流毒”实在是太深了，要不为什么“教授”一类风光的头衔可以打动如此多的作家甚至官员，却没有打动他们呢？
（2006年4月9日）
教授该挣多少钱（1）
最近，北大副教授兼著名节目主持人阿忆在其博客中“哭穷”一事，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据阿忆自己的说法，“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他还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平均每月有4786元。我相信，阿忆作为社会公众人物，他的真实收入不会仅区区4786元，因为那点钱根本无法维持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
对于现在高校中的教授收入，我也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因为我自己就住在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家属区，而且我本人也曾经在高校任教多年，虽然没有机会混至副教授、教授那样的高级职称，但教授们的基本生活情况和待遇我还是知道的。尤其是我在高校工作的不少同学，大多数都早已经晋升到了教授的行列中，他们过得如何，我当然是了然于胸的。可以说，阿忆的情况，与北京大学之外的其他高校的教授们相比，还应当说是相当不错的呢！也就是说，月收入能过4000元，并不是所有与阿忆同龄的副教授们都能享受到的待遇。
当然，我们也知道不乏教授（副教授）借近年来教育产业化的东风率先富裕了起来，这同样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首先是有一些所谓的明星教授富了起来。曾经有媒体报道，某著名经济学家（教授）不仅个人身价不菲，且子女都在其光芒的照耀下实现了资产的高速增长，早早“跨入”了中国富豪的队伍；另外他培养的遍及祖国大江南北的所谓经济学博士，要么是政府高官，要么是资产千万以上企业家。试想这样的教授焉有贫穷的道理？其次是部分科技知识分子教授或由于他们掌握专利技术，或由于其研究成果具有转化现实生产力的机会，所以他们当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有钱人，应当说他们的富有是值得社会鼓励的。再有就是那些名义上是教授专家实则为学校官员的人富了起来。近年来，一方面，教育产业化政策和高校实行收费制度使得中国的高校（也包括部分中小学）迅速膨胀成为中国最具垄断利润的部门；另一方面，高校的官本位趋势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增强，高校有行政级别，系科有行政级别，每个教师和员工也享受着不同的行政待遇。这样两个方面的结果，便直接造成了在高校中最有地位最有发言权的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学生，而是掌握权力和行政资源的大大小小官员。担任主任、书记职务自然评职称要优先考虑，带硕士博士要往前排，科研课题要主持要把关。因此，在高校中最有钱的教授是做官的教授，如果仅仅是教授很可能便是如阿忆一样的“穷教授”。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所服务的高校一个后勤处的水电科副科长就住上了三居室的大房子，还享受着公家安的电话；而一个资深副教授却只能一家三口挤在筒子楼10几平方米房子里。今天的局面虽然已有较大改观，但官与民的差距照例有着天壤之别：我的一个教授朋友，虽然在学界小有名气，但至今月收入不到4000元，住的仍是学校家属区的旧楼两居室；而与他同龄的校领导，则月收入过万，住的更是与上市公司董事长、CEO比邻的高级住宅区的二百平方米以上HOUSE，另外还有公家的高级轿车伺候。正像其他职业的收入有高中低之分一样，教授队伍当中同样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别。固然有的差别是合理的，比如名校与非名校之间，科技学科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热门专业与非热门专业之间；但有的差别便是明显不合理的，比如个别明星教授依靠自己掌握的特殊资源来谋取的超高额利益，再比如做官教授和非做官教授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别。
教授该挣多少钱（2）
然而就教授职业的整体收入水平而言，我并不认同当今中国教授贫穷的说法。仅就我熟悉的北京的情况而言，普通处级公务员的整体收入水平月仅3000多元；在文化出版行业中高级技术人员月收入大体也仅在5000元上下；至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一般起薪也就在1500元至2000元之间。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普遍较高，已经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公开指责，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总体而言，我相信目前高校教师包括教授的整体收入水平是基本合适的。即使在西方，教授的收入水平与经营行业相比也不是高的，甚至是低的。因为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教师职业与公务员职业一样，具有稳定、无风险、终生职业的特点，所以当然不能与动荡、高风险、保障性差的其他行业享受同样的薪资水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低风险总是与低收入，高风险总是与高收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不能把安全稳定的好处与高收入的好处一起沾，那样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那种天然以为教授就应当享受高收入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就如同天然以为做官就一定发财的想法一样错误而且危险。
（2006年10月17日）
我平时不大爱看电视，但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节目却是个例外。特别是“李敖有话说”那个栏目，我不仅爱看，而且常有耳目一新之感。李先生的大名，在海内外近乎妇孺皆知，李先生的文章更是嬉笑怒骂，脍炙人口。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便读过李先生的著作，对于其文其人，可谓仰慕已久。如今能在电视上看到李先生的音容笑貌，听其讲史议政，着实让我平淡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然而，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李先生除了讲史议政之外，更喜欢议人，凡古今中外的名人，到了他那里似都成为奚落嘲讽，甚至谩骂的对象。特别是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更是不被放过。记得有一期节目，李先生把同样名扬海内外的台湾文豪余光中先生大大贬损了一番，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余先生的诗，以此证明他比余高明有学问。虽然我早知道李敖先生的自负与高傲在文坛和学界是出了名的，但是从电视中看到其如此表现，仍然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李先生的文品与人品让我心中不免打上了问号。
说到底，如此有学问且有着铮铮铁骨的李敖先生（其做过国民党监狱），也还是没有脱离掉中国传统“文人相轻”的陋习。而正是这一陋习，不仅让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蒙上了灰尘，更让我们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得扭曲。我认为可以把“文人相轻”这一文化形象概括成中国知识分子的“妒妇心态”。众所周知，“妒妇”一旦妒火中烧，轻则谩骂攻击所妒对象；重则会对所妒对象下毒手、使阴招，甚至于必欲除之而后快。
战国时代的李斯（他后来辅佐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就是一个有着“妒妇”心肠的伪君子，一个深受“文人相轻”毒害的读书人。李斯与韩非本来都是大学问家荀况的学生。李斯还是在与韩非同学的时候就认为自己的才学不如韩非，对韩非常怀有妒意。后来，李斯在秦国受到秦王的重用，做了高官。可是秦王却喜爱读韩非的著作，并将韩非视作老师和知己。韩非到了秦国之后，本想借老同学李斯的光，一展自己的平生抱负。然而李斯深恐韩非在秦王面前抢了自己的风头，竟然不念同学情谊，在秦王面前讲韩非的坏话，并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逼其服毒自杀。
清代大兴“文字狱”，令无数知识分子受到无端*。而事实上，与其说是清朝皇帝用血腥手段打击读书人，钳制人民思想，倒不如说是读书人之间为了向统治者争宠献媚，想尽办法陷害自己的同行，以抬高自己的结果。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告密”，“打小报告”，“无中生有”，“鸡蛋里面挑骨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悲剧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不断上演着。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李斯一样可耻的读书人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可能绝大多数，都只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文人相轻”传统的影响而已。但我以为这仍然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正是由于“文人相轻”的原因，使我们对许多事物、许多问题，缺乏正确的判断，甚至导致片面的、非理性的、错误的认识。
比如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李敖先生，就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余光中先生的文学成就。又比如，曾经被我们视作伟大旗手的鲁迅先生，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和学者，如梁实秋先生、林语堂先生等，不也是缺乏应有的宽容精神与平和态度吗？记得前几年，有个别青年学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对于余秋雨先生火药味的批评。从中我们不难再次想到“文人相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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