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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青到思想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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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自由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而言，早已经不是一个该不该追求的问题，而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一个触手可及的现实问题。王小波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受到众多青年读者的欢迎，显然与其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他用他的文章告诉我们自由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独立思考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如同他所敬佩和向往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有的作家曾经红极一时而很快被人遗忘；有的作家终生默默无闻，却在离世后让人无法忘怀。王小波就是一个让我们永远无法忘怀的作家，尽管在我眼中他也许不是一个最棒的作家。
（初写于2004年2月，重写于2005年10月28日）
从哈耶克到顾准
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当我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竟至整夜失眠，因为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位已故思想家顾准。
也就是哈耶克荣获诺奖那一年（1974年）的11月15日下午，身心交瘁、癌病缠身的顾准已经明确知道自己即将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于是他很平静地向其弟陈敏之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第二天，顾准认为上述两句话是空话，便要求陈敏之从遗书中删掉了。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两句话才最代表了顾准生前凄楚与无奈的心境。
对于顾准来说，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第一次被打倒，就是“灾难开头就停不住脚”了：两次被打成右派，劳改苦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贫病交加……所有这一切的人间苦难，顾准都以非凡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挺过来了，或者说“忍受”过来了。可是，当希望与理想距自己越来越远的时候，当意识到生命已无法挽留的时候，顾准也只好用“无能的为力”来聊以*了，但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他知道既然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表达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决然地删掉了发自心底的遗憾。
我发现，思想家不同于凡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必亲身经历，就可以总结出人类的经验，尤其是人类的苦难经验。比如，我们知道哈耶克并没有在他所谓“通往奴役之路”的体制下生活的经历，因为早在二战爆发前的1931年他便从奥地利移居到了英国；但是他却极清醒地预见到了生活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人民和计划专制下的俄国人民的不幸命运。我相信，后来发生在中国的悲剧，也是哈耶克早已经预料到的事。至于顾准，虽然生活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却对于公元前400年前后发生在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制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且深刻地揭示出了自由*制度之于我们人类进步的意义。
如果仅从学术角度而言，顾准的学术成绩无论如何也是无法与哈耶克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相比的；但是顾准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更令我们感动。他不仅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而且真正具有现代思想和眼光，他了解和笃信自由与*的普世价值，他也知道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未来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直到今天，顾准的思想和思考的结论仍然对于我们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李慎之先生曾经这样评论顾准：当人家在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
感谢哈耶克，是他让我们对本土思想家顾准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更感谢顾准，是他让我们懂得了无论在多么艰难的处境下，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都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
读书人的清高
长期以来，人们对“清高”一词的理解多含贬义，清高有孤芳自赏，自鸣得意的意思，其实，这是对“清高”真正含义的一种误解。
为此我专门查了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清高是人品高尚，不同流合污。从这个定义看，清高是为人处世应该追求的一种崇高的境界；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一种十分难得的素质。
“清高”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是一个特有的概念，就是读书人对功名权贵的不屑态度。在古代，有知识有头脑的人被恭称为“读书人”，这部分人成为传承民族文化，丰富精神财富，提高人们整体智力，维护社会道德的主要力量，由于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传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无论怎么改朝换代，读书人总处于“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第一位，等同于统治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种黍”，这些话语既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也透露出读书人的自豪和清高。
清高是清幽而高洁的境界，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洒脱和深远。古代读书人的清高常常表现为：往日里琴瑟和鸣，吟诗作赋，远离名利，洁身自好，不屑与流俗为伍；而郁郁不得志之时，则讥笑尘世，隐居山林，忍受心灵的折磨，度过寂寞清贫的一生，却为后人留下千古绝唱。
现实生活中，读书人是具有清高品质的最大群体，清高似乎成了读书人的特质。一个人书读得多了，受的教育多了，思想境界、道德涵养水平必然会比那些不读书的高出很大一截，对于社会的认识也会不一样，对于那些司空见惯的低俗之事自然不会去做，清高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知识、道德水平达到一定层次的必然产物。
读书人人格清高，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不顾一切地捍卫人格尊严，甚至情愿以身殉职，用牺牲生命的方式来反抗邪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清高超拔之士的壮举。如屈原的“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清高成为读书人反抗邪恶的武器，维护人格尊严的盾牌。
清高与富贵很难结缘，清高与清贫常相伴而生。清高不是因为优越，而是因为幽雅。优越产生的不是清高，而是高傲。读书人最能忍受生活的清贫和寂寞，而喜爱享受精神家园的丰富和幽静。
既然清高自古以来就是值得赞美的清风劲节，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清高”一词多用于贬义？它的词性是什么时候在人们的脑海里发生了异化？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没完没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就对准了读书人，先是把读书人那种温情脉脉，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加以鞭笞，接踵而来的就是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浩劫，矛头不仅指向时政言论，就连仁义礼智信的品行，温文尔雅的风貌也在扫荡之列，致使那些素来洁身自好的，不争名于市的，不轻言附众的，不阿谀奉承的，具有个性的读书人，纷纷以清高进行自我批判。很显然，“清高”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成为贬义词，而与褒义词绝缘。
虽说“清高”在极“左”思潮的暴风骤雨中已经异化，但仍有像顾准、遇罗克那样的耿介之士，不随波逐流，不惜牺牲身家性命来维护清高尊严的读书人。
可是，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这“清高”却被许多“读书人”抛到了脑后，为了争名、争利、争评奖、争职称，不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关系、送红包，甚至雇人代笔、搞假文凭、假学历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学术尊严荡然无存，学术*的丑闻却不绝于耳。
在这团乌烟瘴气弥漫的氛围中，当然也有因不满现行的研究生考试制度，而辞去清华大学教授一职的陈丹青先生，但像他这样清高的读书人真是少得可怜！
一代代读书人以“立志”、“立言”、“立名”为人生追求，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为民族的文化踵事增华，为兴国安邦而殚精竭虑。作为一个读书人，他首先应该是个清高的人。
（2006年5月26 日）
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发明的词汇。对于我们普罗大众、芸芸众生而言，尽管许多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情愿成为“沉默”队伍中的一员，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一生“沉默”的命运。应当说，知识分子是可以改变的，毕竟他们拥有知识，拥有天然优势的“话语权”，他们不仅可以用口说话，表达不同意见；更善于用笔发言，传播思想。
可是，知识分子中同样不乏“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有个别精英人物自愿选择了“沉默”的人生道路。沈从文先生无疑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沈先生在1949年以前，不仅是中国文坛的一员健将，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没有上过大学的大学教授。他所有的文学作品，包括《边城》、《长河》等经典小说，都创作于所谓的“旧时代”。进入1949年“新时代”以后，沈从文先生令人吃惊的是主动放弃了自己为之热爱和奋斗的文学创作事业，甚至连一个作家的名分都不曾享有（不是作协会员）。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担任作协主席的巴金先生来北京开会，曾经到家里看望过沈先生。令巴老意外的是，沈先生对于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远离文学界而钻入故纸堆（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没有丝毫的不平之语，甚至感到欣慰。我们知道，尽管沈先生同所有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十年“*”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了许多批判和不公正待遇，却由于其自愿选择了做“沉默的大多数”，远离了喧嚣、热闹的文学界而因祸得福。沈先生没有受到红卫兵小将的“特殊关照”，也没有成为运动的“焦点人物”，大体上是平安顺利地渡过了中国那段“艰难岁月”。
而沈先生的湖南老乡，曾经风光无限、指点江山的著名作家丁玲女士则没有沈先生那样的“幸运”。丁不仅戴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而且还被发配到北大荒，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结束，他们两位均得以“复出”，可仍然延续了他们各自的不同道路。沈先生继续选择“沉默”，但其在海内外的文学声望却不觉间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曾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有资格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沈从文先生，虽然沈从文先生此时早已中断了文学创作活动，并且连普通的作协会员都不是。丁玲女士“复出”后，没有悬念地继续扮演其“文学旗手”的角色，不仅身居要职，而且依然指点江山。为表现自己宝刀不老，丁玲还创作了新的长篇小说。可是她的作品不仅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受到了个别激进文学青年的嘲笑。
事实上，让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如作家一样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发言，不说话，不创作，不自我表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社会里，读书人、知识分子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到一个“启蒙者”、“教育者”，乃至于“领导者”的地位，与普罗大众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们也因此会成为与“沉默的大多数”相反的“发言的极少数”。曾经有人把沈从文先生自愿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的做法，批评为“明哲保身”和“中庸之道”，丁玲就曾经鄙夷过沈先生“胆小怕事”。其实这样的看法才是真的错了。因为选择“沉默”有时比选择“说话”更困难。
当然也有一些人属于“不得不”做“沉默的大多数”的。然而沈从文先生不属于“不得不”分子，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沈先生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是领风气之先的潮流人物，他是完全可以“赶潮流”跟着他们走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得不”分子。张先生青年时代曾经就学于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北大，按道理，他应该是一个老“愤青”才对。可是由于社会的动荡、生活的艰难，张先生整个青年时代都几乎为生计而奔波，先是“不得不”将自己造就成了一个“活命分子”。至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家庭出身、旧知识分子包袱等原因，他依然只能是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尽管如此仍然难逃时代的厄运。戴帽、失业、返乡务农，每个“节骨眼儿”似乎都没有放过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好在张先生天性乐观，效法佛道，与世无争，关键是也不敢争，没有资格争，所以也算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劫难。好在历史是最公平的，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张中行先生竟突然像出土文物一样，走红起来，不仅佳作不断，而且好评如潮。他积一生人生经验写下的著作《顺生论》，被海内外有识之士誉为“现代《论语》”。
诗人北岛曾经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相信，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队伍中，一定有一些自愿“沉默”和不得不“沉默”的人，如沈从文先生和张中行先生，他们本来是可以讲话的，是可以引领我们思考的，可荒谬的时代不允许。所幸的是，那个时代总算过去了。
谁有资格当教授
年前有两件事在文化界和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件事是香港著名艺人，也是“无厘头文化”的领袖级代表人物周星驰先生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工商学院兼职教授；另一件事是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正式提出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的职务。
这两件事的共同点当然首先是当事人都是香港文化界有着杰出贡献的明星，只不过前者活跃于演艺圈和娱乐圈，而后者则活跃于文学圈和新闻圈；其次的共同点是两位都被聘为大学教授，区别在于前者刚被聘为教授，而后者准备辞去教授职务。目前对于这两件事情的争论，不仅在文化学术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就是在社会公众当中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我看来，实质上我们可以把这场争论的焦点归纳为一个问题：即流行文化明星可否有资格当大学教授的问题。
按照一般学院派的观点，影视艺术和武侠小说都可以归入到流行文化的范畴，因此无论周星驰在影视专业方面有多么高的艺术成就；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超越了多少前人和古人，而在正统的文化学术界人士眼中，他们仍然只能被视为流行文化明星，他们的作品根本无法登入学术界的大雅之堂。很显然，持这样成见的人是无法接受周、金二位先生担任大学教授职务的。如果周、金也做了教授，那些原来在大学里一辈子辛辛苦苦研究所谓学问的教授岂不贬值和没有意义了？事实上那些坚决反对周、金二位先生做教授的人，多数是学院派的教授和教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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