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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青到思想家-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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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不是富人的平民都有理由赞同张茵的意见。时下我国的个税不仅起征点过低，而且税率过高、税负过重，甚至为发达国家所罕见。在国家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完全有必要让全体国民，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实施降税政策，也有利于缓解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政府可能更愿意加息而不愿意减税，毕竟后者会减少自己的收入，而前者于自己收入却没有影响。张茵第三项关于“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的意见，看来同样是有利于国家环保政策实施，因为这样可以调动企业提升环保水平的积极性。这项意见之所以也让某些人不舒服，可能还是因为张茵的出发点是从自己企业利益考虑。
三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履行职责并成为明星。我更相信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固然他们背后代表了亿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但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以及参与政治经验的不足，所以他们的作用或许只能是“在各种场合为维护农民工利益大声疾呼”（新华网报道语）。尽管他们也发了言、提了意见，我们却没有发现他们提出了如张茵委员那样的于国家经济发展建设有着实际操作价值的“真知灼见”。当然，对于他们我们有理由寄予更高的期望，毕竟他们对于亿万农民工的真实利益诉求，远比我们清楚和了解。况且他们的出现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政治开放与*进步。
现在可能最让我们困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张茵委员为自己及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提出的有价值并且明显利国利民的建言受到了许多人的诟病；而三位农民工代表为维护自己及广大农民工的利益大声疾呼，却受到了社会几乎一致的肯定与赞美？我们认为这需要我们全社会反省与思考。众所周知，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我们必须保证立法机构与民意咨询机构有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代表的参与，保证富人与穷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令我们满意的是，我们的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机构全国政协，近年来正朝着这样的方向不断发展着。2008年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三位农民工代表当选、参会并且成为“明星代表”受社会广泛关注，可以说是一个生动的证明。令我们尚不满意的是，富人利益群体的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张茵委员建言受到一些人攻击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过去，我们更善于剥夺富人的利益与权利，维护穷人的利益与权利；然而事实证明当一个社会不能够保证富人利益的时候，其结果只能是社会普遍的贫穷与贫困。今天如张茵一样的民营企业家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甚至是批量地产生出来；而且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还能如张茵那样以富豪的身份当选政协委员参与国是，这恐怕是我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恰恰证明了我们今天制度方面的进步。
就让我们像欢迎农民工代表发言一样欢迎张茵委员为富人讲话吧，因为只有更多的张茵出现，才会有更多农民工的机会。
（2008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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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与“无惊奇规则”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主编弗雷德·哈亚特先生，在谈到该报社论立场的时候，指出他们遵循的是“无惊奇原则，也就是不会突然改变固有立场，没有“惊奇”。同时坚持独立性，支持自由贸易、*，和政府职责在于帮助最穷苦人群的理想等。
当然，弗雷德·哈亚特先生的言论是专门针对他们报纸社论发表的，但是在我们看来适用到做人方面，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群体都是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的。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价值观与世界观，比如*、自由、*、济贫、宽容等观念是不唯某个人、某个民族、某个群体所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也可谓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或许也可以被认为是符合“无惊奇原则”的。
具体到富人与穷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除了拥有所谓人类共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之外，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比如，富人普遍赞成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富人常常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者；而穷人往往更欢迎公有制度，因为穷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常常处于无助的地位。前不久，我们从电视中看到法国工人在巴黎**，抗议政府将部分国营垄断企业民营化。事实上，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工人也常常对于自己所在的国有企业所实施的产权改革持消极态度。他们更愿意吃过去计划经济的“大锅饭”。
再比如，富人总希望社会保持现状、保持稳定，不愿意推动对社会更多的改革，因为富人多是社会既得利益的获得者，保持现状总是最好的选择。而穷人则常常是社会改革的推动者，因为只有改革，穷人才可能获得改变现状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英国，更多代表富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保守党，总是倾向于坚持传统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更多代表穷人和平民利益的*党和工党，总是乐于实施大胆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而且，在我国，最先发动改革的就是当时十分贫困的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民。由此，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我国今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应该还是来自于我国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不太可能寄希望于今天的富有阶层和所谓的社会精英分子——如果他们也愿意推动改革的话，不过是希望将其既得利益进一步合法化、制度化。
还比如，富人更愿意相信金钱的作用，因为拥有财富和资本是他们最大的优势。而穷人更愿意相信力量的作用，因为穷人最大的优势便是自己的身体了。所以资本创造价值，常常被认为是富人的逻辑；而劳动创造价值，总是被认为是穷人的理论。当然，这里我们也愿意相信，承认金钱的价值远比承认权力地位的价值进步得多，特别是中国人几千年倡导“以吏为师”的传统，大大强化了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这是很不幸的，不仅对于依靠才智致富的富人不公正，对于广大的穷人更不公正。
话说回来，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富人的价值观，但有一点我们仍然愿意钦佩富人，那就是富人更愿意遵循“无惊奇原则”，也就是说富人一般不会突然改变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特别是那些制造“常青树”企业奇迹的资本家，他们会一代一代坚持自己固有的传统，恒久弥坚。
尽管我们完全理解穷人的价值观，并承认部分确有积极意义，但有一点，我们不愿意欣赏穷人的过于寄希望于改革的态度。世界上也并不是所有改革都是好的，许多对于现状的改变有时会更糟。比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王莽改革”，不是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吗？再比如当今世界拉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改革，起初确也赢得了广大贫苦国民的支持，但结果却是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爆发，而且最终利益受损的仍然是广大贫苦国民。当然，中国今天的改革不仅取得巨大成就，而且中国的老百姓确实从改革中获得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这是好的改革，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坚持下去。然而，我们同样没有必要迷信和扩大改革的作用。我们民族和国家最缺少的恐怕是对于一种既定目标的不懈坚持与恒久努力。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讲，穷人更愿意“惊奇发生”，“奇迹发生”，“改天换地”；相反富人却愿意保持现状，一如既往，“无惊奇发生”。
（2003年2月）
给未来打算
无论如何，我自己不属于精于打算的人。记得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每月工资不到月中便会花得所剩无几，下半月往往是勒紧裤带过日子，可谓是真正的“月光族”成员。好在那时候，过的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快乐单身汉”的生活。像大多数男人结婚以后才懂得生活的艰辛一样，我也是在成家以后才开始意识到挣钱是多么的重要。鲁迅曾经在小说《伤逝》中描写了一对“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苦涩生活：涓生与子君虽然是拥有美好爱情的一对青年男女，可是生活的贫穷却最终让他们分道扬镳。今天回想起我自己走过的道路，虽然也曾经经历过类似于涓生与子君的贫穷生活，好在我觉悟得稍早一点，在妻子刚刚开始抱怨、儿子刚刚开始成长、家庭刚要解体的时候，我找到了挣钱的方法。于是，仅靠自己的个人奋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便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虽然房子很小、车子更小，但比起周围的多数年轻同事和朋友住集体宿舍、挤公共汽车而言，自己显然是“先走了一步”。
我自己不是经济学专业出身，但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却自信一点不比专业人士差，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到萨缪尔森、到弗里德曼、到索罗斯，这些大师们的“光辉思想”我都仔细且认真地研读过。尽管经济学不能直接教我挣钱方法，却教给了我挣钱的眼光和人生的真谛。所以从上世纪1990年代初至今，我凭借自己学到的一点经济学知识，帮助自己在上班工作的同时也在投资方面有了一些收获，摆脱了贫穷的命运。比如说我从不存钱，有一点钱的话我会做投资，买股票、买债券，或者干脆买房产，这便是经济学教给我挣钱之道。毕竟自己仅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所以有余钱的时候总是很少很少的，因此至今天为止我也还是没有成为富人，但是坦白地说比一般的穷人如工人、农民可是要强了许多呢。
可是成为富人的打算，或者说理想，我却是从来没有打消过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我这样的理想越来越坚定了。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进程，全体国民都会受益，就如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体人民包括我自己都享受到了实惠一样。但是受益的程度可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甚至可能在短期内利益受损呢，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羊吃人”的运动，那可是英国历史上快速工业化、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浪潮，也造成了不少失地农民的贫困，但同时更多的人却走上了富裕的道路。由此可知，我们每个人的财富能不能与国家的繁荣同步增长，很多时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取决于我们自己能不能把握历史性的发财机会。
历史性的发财机会已经展现在我们或者说全人类面前了！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本名为《下一个大泡泡》的书中介绍的情况。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投资家和新风险企业的创始人哈里·S·登特。他曾经在1992年，率先预测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突然而至的经济繁荣。书中，作者明确指出，2005至2009年将是美国而且是世界经济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美国股市将出现历史上最大的牛市（据他推测，2010年前道琼斯指数将会上涨到40000点；现在道指在11000余点）。作者同时又大胆预测，很可能从2009…2010年起，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会进入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时期。当然作者对于中国和亚洲经济更为看好，他认为在美国经济萧条后，中国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
对于《下一个大泡泡》书中的观点，我本人是深深相信的。因为依据我对经济学的了解，哈里·S·登特先生所做出的预测结论符合亚当·斯密以来经典经济学的理论。我也相信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会有如此高瞻远瞩的见解。我唯一持保留看法的观点是，我没有作者对于中国经济那样的乐观预期，我更倾向于相信中国经济很可能与美国经济一同走向萧条，即使晚一点，也不会晚太久。
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如何应对眼下的大繁荣和未来的大萧条了。我自己的打算是，趁眼下的繁荣再多做些投资。至于未来的打算我会早早地准备，毕竟那是我的晚年了，我可不愿意让自己在贫困潦倒中渡过余生。
（200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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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冬的衣裳
随着2008年中国奥运年的到来，生活的现实却迟迟没有出现我们所期望的“好运北京、好运中国”的美好景象。首先是通货膨胀形势的日益加剧——这一点我们已经从身边日用消费品飞涨的价格上切身感受到了；同时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的股市巨幅震荡、房市低迷也让我们的财富悄悄缩水了许多；另外天公也不作美，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陶醉2008春节幸福的时候，遍布中国南方的雪灾却又不期而至——现在虽已消逝，而带给我们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心灵痛苦则不会在短期消弭；当然更令我们不安的是，我们的钱包——工资收入在面对上述困厄情境的时候，却几乎没有实质性地增长。很明显冬天确实已经来临了，我们经济的冬天、生活的冬天没有因2008自然界春天的到来而到来，而是同美国经济、欧洲经济衰退的脚步一起来了。
事实上，我们政府的眼睛始终是雪亮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否则不会有人民币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反复提升；也不会有稳定物价、股市及房地产市场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但是，我依然相信，冬天既不会因为宏观调控而中止前行的步伐，也不会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而躲过，更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的美好愿望而消失。冬天必然到来的终极原因便是市场经济规律（看不见的手）使然。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自2002年开始至2007年，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快速增长了5年；如果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期，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近30年，中国经济似乎一直保持了增长的趋势——虽然期间也曾历经波折，但增长的趋势却始终没有改变。但是在2007年尤其是下半年，中国经济疲态开始显现，许多体制性矛盾不断加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开始抬头，深层次的表现则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足。
在我们看来，经济出现问题首先是与我们的政府体制依然存在严重缺陷有关。政府主导经济、主导社会，企业、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经济创造力、自我发展能力一直受到严重压制；而国有垄断企业几乎不受约束地侵蚀全社会财富和消费能力的局面，近年来却不仅没有好转，且有加剧的趋势；尽管法治建设已经开始关注到公民经济权利、财产权利的保护、自由社会秩序的创建与维护方面，但较之管理、甚至管制公民与社会的法律而言，却仍明显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权利、自由与*制度建设不是多了，而是严重不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乡活跃着大量的个体经济（个体户），不仅创造了极大的经济财富，也解决了大量的城乡就业人口。而今，由于政策上对个体经济制定了严格的进入门槛，公民自由创业的环境可谓大为恶化，所以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街头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如上世纪80年代的书摊儿、食品摊儿、修鞋摊儿、修车摊儿等个体经济活动了。
经济出现问题，同时也与我们前些年执行的赤字经济政策有关。与其说是凯恩斯经济学帮助罗斯福总统把美国经济从二战的阴影中带出来，不如说是经济规律、经济周期让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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