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愤青到思想家-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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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以为，不能否认美国吉宝公司上述行为所具有的很好的意义；更何况在婴儿食品方面采取行动，就更有理由让关爱生命和健康的人们钦佩了。
　　所幸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高科技还不甚发达，生物遗传技术尚很少在食品生产领域中应用。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担心我们的食品具有类似“二垩英”之类的现代污染。我们很多农产品、畜产品等都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基于此，我以为，我们有必要在发展高科技，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很好地思考一下我们的高科技发展思路，吸取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古代圣哲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在现代工业文明、科技文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圣哲的教诲。
　　（1999年8月2日）
　　

假想的“阴谋论”
有一本名为《货币战争》的书，在我们图书市场上已经热销快一年了。期间，虽然也有好几个朋友向我推荐，我却没有任何兴趣阅读。因为我知道它不过是一本哗众取宠的通俗读物，只是由于迎合了某些怀有非理性民族主义情节的人们，所以才畅销起来。最近股市持续暴跌，于是又有人拿这本书中所谓“剪羊毛”的观点来说事，认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列强来“剪”我们“羊毛”、劫我们财富来了。
　　还在2007年上半年，巴菲特、罗杰斯等世界投资大师指出我们股市存在严重泡沫的时候（巴菲特沽空了自己持有的中国石油股票），也曾经有人认为他们集体“唱空”中国股市是一场“阴谋”，并进而认为他们在蓄意阻止中国“大国崛起”。而今，股市跌下来了，难道是国际资本（以美国资本）的“阴谋”得逞了吗？显然非也。
　　我们知道，2003年春天，我们“非典”爆发的时候，网络上也曾经有人“大胆”断言，是美国人向我们施放了“生物武器”。很快有相当不明真相的民众，被这种荒谬绝伦的论调所迷惑了，并进而恨起了“美国鬼子”。当然现在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证明，“非典”与美国人没有任何关系。
　　最为可笑的是，2001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9·11事件”本来是一种被全世界正义人们所愤慨的恐怖事件，竟然也被我们某些可爱的同胞们解读成为美国政府的“阴谋”了。记得“9·11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早上，我从凤凰卫视中看到了那一幕令我终生无法忘记的“撞机画面”。上班到单位后，沉痛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可是同事中间竟然有兴高采烈者，大谈“老美”如何如何“罪有应得”。很快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不仅向布什总统发出慰问电，而且严厉谴责了恐怖主义。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化的今天，恐怕我们唯有遵循人类那些普世的价值观，并从普世的价值观出发研究问题、思考问题，才可能获得真知灼见。就以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言，通货膨胀也好，股市涨跌也好，不都是我们自身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吗？根本就与所谓的“阴谋论”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实在应当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伟大著作中去寻找灵感，而没有必要去读什么《货币战争》——这样迷惑人心的书籍。
　　当然，伟大的著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毕竟是少之又少的。我们读书也并一定都读伟大的著作。很多书都是值得读的。其实在我看来，即便是那些无真知灼见的书也是可以读一读的。作为出版人，我知道我们今天出版的大部分图书都还是多少具有阅读价值的。我所鄙夷的是那些貌似有真知灼见，而实际上是误导读者的书——《货币战争》也许就是这样的书。
　　（200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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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留给我们的启示
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之后，当代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于2006年11月16日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享年91岁。作为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宗师，费氏坚持开放市场和企业私有化的主张。他的理论曾经深深地影响了1980年代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的政策。撒切尔夫人形容弗里德曼是“学术界的自由战士”。
　　弗里德曼一生中曾经三次访问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他曾经针对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我国领导人提出了“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建议。今天看来，我们所走过的并不平坦的改革开放道路，确实早已经为弗氏所预期。
　　当然，我们还没有理由陶醉于今天的繁荣与进步。一方面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可以说都是因为我们采取了弗氏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依然面临的许多问题，也与我们不能够彻底执行或者说拒绝某些“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关。
　　这不禁令我想到了最近备受社会批评的中国邮政的涨价举措。此次近似疯狂的大幅涨价行动，既没有事先举行过价格听证会，更缺少相关涨价的透明信息，中国的广大消费者（实际上是全体国民）只能够再次无奈和被动地接受如此不公平的结果。我们都十分清楚，无论采取怎样的涨价措施，如果中国邮政的垄断体制不能彻底打破的话，将不可能根本扭转其声称的亏损局面（是否真实亏损目前并没有第三方公正的审计和认证）。近日，“铁老大”——铁路行业也传出了全面涨价的消息，涨价的理由仍然是弥补经营性亏损。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点仍然是垄断经营的问题。
　　分析中国目前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严重垄断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与历史遗留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几乎全部是由于行政性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结果。仍以中国邮政为例，由于其多年来对邮政业务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导致的结果是服务质次价高，且效率低下，消费者有苦难言。可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快递业务方面，由于有了私人公司的介入，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使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在北京，同城快递一份文件，私人公司只收10元钱，长期客户甚至可以享受到8元的优惠价格，而且基本上当日即可收到文件；而同样一份文件交给中国邮政快递业务，收费则要贵到20元，收件时间也不能够保证。据闻今年的中秋节期间，有人曾通过中国邮政快递业务邮寄月饼给亲友，直到中秋节过了许久亲友才收到月饼，邮政方面的答复竟然是“中秋节放假，没人送货”。
　　费里德曼早在上世纪的1988年就曾经郑重地告诫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依靠详细的集中计划的国家能够为它的大多数人民谋得较高水平的繁荣。相反，每一个使大多数人民都达到高水平繁荣的国家，都主要依赖自由私人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
　　今天重温大师的话，我甚至想到应该因此为我们自己庆幸，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庆幸：庆幸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时间里毅然抛弃了曾经固守坚持的所谓“伟大正确理论”，而回归于自亚当·斯密以来便被文明社会视为普世的经济观、价值观；庆幸我们的国家直到今天仍然能够坚定不移地走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同样充满了崎岖和艰险，但却是唯一光明的道路。
　　（2006年11月18日）
　　

像克鲁格曼那样去思考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把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获得这一殊荣可谓是实至名归。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而此次克鲁格曼获得世界性美誉，其实与他在1999年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有重要关系。在这本书中他审视了发生于东南亚并蔓延至世界许多经济体的金融危机（一般称之为“亚洲金融危机”），并发出了世界经济将重现“大萧条”的警示。十年后的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如期而至，世界经济也面临衰退的危险，克鲁格曼的预言再一次应验。
　　我是在1999年年底接触到《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这本书的。当时，我仅仅把它当作一般的畅销书随便浏览而已，并没有深刻思考书中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经济虽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作为一个整体依然在继续增长着，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纷纷抛出“世界经济将保持长期的繁荣”、“黄金十年”的论调。在这种氛围下，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克鲁格曼关于“世界经济面临大萧条”的“异端邪说”。对照当今世界动荡的经济形势，重温此书，我在钦佩克鲁格曼真知灼见的同时，对书中的内容也多了一些理解和思考。
　　在书中，克鲁格曼郑重提出了“萧条经济学”理论。他认为，萧条经济学的宗旨是对“免费午餐”的研究。“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正统经济学中最言简意赅的金句。它指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想要多一样东西，就必须少要另一样东西。也就是说，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但是，世界上确实存在“免费的午餐”。在经济大衰退情况下，“只要我们伸出手来，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正像克鲁格曼在书中描写的情况那样：“在经济衰退，特别是严重衰退时，可以看到到处是供给，而需求却无处可寻；有愿意工作的工人，却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有完美的工厂，却没有相应的订单；开设了商场，却没有顾客。如果某几种商品供大于求，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过去以后，整个世界的主流经济学都在对付通货膨胀的问题，克鲁格曼认为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对付衰退和通货紧缩。他援用“国会山保姆公司危机”的浅显例子，说明经济衰退的原因和应对的策略。在美国国会工作的150对年轻夫妇，为了更好地调整在家看孩子和出门休假这对矛盾，就组织起互助的“国会山保姆公司”。公司印制了一些临时票券，每做一小时保姆工作，可以得到一张票券；每请人看管孩子一小时，就付出一张票券。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没想到却出问题了。公司印制的票券是有一定数量的，因此当有人试图为将来的旅行积攒更多的票券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储蓄的票券会相应减少。时间一长，每对夫妇都要积蓄足够的票券，以方便自己外出时可以利用。到一定时间，流通中的票券就不够了，少到无法满足会员需求的程度了。于是，保姆公司的活动进入了衰退。公司解决问题的手段很简单，再多印些票券，让员工们感到票券供应充足，于是又开始舍得花费这些票券了。保姆公司重新良好地运转起来。由于保姆公司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印票券，就开始想法控制它们的流通。既然票券是保证员工在未来得到服务的权利，那么他就要为这个期权付一定的税。公司的做法是：当很容易找到保姆，但很难找到照顾孩子的机会，就降低票券的税率，鼓励会员增加外出，增加照顾孩子的机会；相反，如果难以找到保姆，就可以提高票券的税率，让会员减少外出。
　　让我们从故事回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来，国会山保姆公司就是一个缩小的经济体，票券印刷者就是中央银行，票券就是流通中的钞票。克鲁格曼认为经济衰退主要是缺少“有效需求”：太少的人消费实际的产出（照顾孩子的时间），因为公众作为一个整体都想积蓄现金（保姆票券）。针对此种情况，只要采取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中央银行多印钞票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克鲁格曼认为要遏制经济衰退，就必须制造一种持续的通货膨胀预期，即要人们认识到，在一个月后、一年后，他们现在持有的同等数量的货币能购买到的东西比现在要少。克鲁格曼强调中央银行的调节手段对经济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衰退中的经济；通过提高利率使经济降温。
　　克鲁格曼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他看来，应对危机的最佳办法就是刺激有效需求。因此，克鲁格曼反对布什政府目前推出的7000亿救市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旨在稳定金融市场，而不是刺激有效需求。
　　无庸讳言，克鲁格曼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争论，现在仍在继续，一时之间也难以判断出孰是孰非。但是，克鲁格曼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矛盾与周期性循环的视野，并因此两次成功预测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却是不容置疑的。“与骄人的学术成绩相媲美的是无畏勇气”，克鲁格曼尊重事实，不畏教条，挑战传统学说，并结合实际发展新的经济学思维和经济理论的勇气和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的结尾，克鲁格曼告诫人们：“在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更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
　　举一反三，联系我们自己今天面临的严峻经济现实，如何顺利渡过这场“世纪性灾难”，克鲁格曼那里或许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
　　（200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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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权利与穷人的权利
我相信2008年的“两会”，有两件事将有可能被历史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今后*政治生活中的标志性事件。其一便是政协会员、内地女富豪张茵“为富人降税”的建言被许多人诟病；另一则是三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履行职责成为明星。
　　张茵女士的建言（议案）有三项内容：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是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三是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有些人之所以对张茵的建言进行攻击甚至反感，主要是认为张茵在为富人讲话，在为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维权。仅依我个人的判断，张茵建言的每项内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大利。比如第一项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见，事实上自从《劳动合同法》颁布那天起，就存在着很大的社会争议。华为、央视等众多大企业赶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大量裁员，便说明了这一法律存在的严重缺陷。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严重过剩，而市场经济体制又刚刚初建的国度里，制定并实施过于倾斜劳方限制资方利益的法律，是不利于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的。设想如果资方（企业）谨慎用工，甚至撤资，最终伤害的是劳动者的利益。从民生的角度看，有没有工作干远比工作稳定与否、工资多寡更重要，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张茵女士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见，我倒是希望应扩大到全社会所有的企事业单位，也就是说应该全面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又比如第二项关于“降低富人税负”的意见，我相信不是富人的平民都有理由赞同张茵的意见。时下我国的个税不仅起征点过低，而且税率过高、税负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