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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青到思想家-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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纫幌盗斜锥耍萌蚧⑿畔⒒蛞笃笠到⒁恢志霾�*化、科学化，资本多元化，信息透明化，用人唯才是举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也就是说必须用现代企业制度代替传统企业制度。因此，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跨国公司，可能名义上还属于私人企业或者家族企业，而本质上已经演变成社会企业或者说现代企业了。例如，默多克的美国新闻公司，尽管默多克持有多数股份，但企业却是他和所有持有企业股份的投资商共同的企业。所以默多克指定副手而不是自己子女作为接班人管理未来的新闻公司就成为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相反，他如果指定自己子女做接班人却不一定能够获得其他投资商的认同。我们国人所熟悉的微软公司，实质上也不仅仅是比尔·盖茨的个人公司。
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营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民营公司。但是我国的私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家族化、近亲繁殖的问题。当然这一情况的存在有其合理的原因，私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常常依靠家族的凝聚力克服困难得以发展。但是在创业阶段完成以后，家族企业的问题往往就暴露出来了。
这恐怕也是我国私（民）营企业不能够像国际大企业一样壮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当然，我们注意到，已经有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民营企业家觉悟起来，并开始了改造家族企业的行动。四川希望集团便是这样的突出代表。令我们忧虑的是，还有相当多的私（民）营企业（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问题，还满足于在自己家族内打转转；甚至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搞起了家族管理、近亲繁殖，这实在无法让我们接受。我们不认为企业私有化就一定具有活力和效率，最关键的是要建立起与时代潮流、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
还是让我们想一想默多克指定接班人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1999年7月19日 ）
资本家为何讨好员工
近来，“友好家庭计划”在美国企业界及民众当中，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所谓“友好家庭计划”，是指企业对员工开展的各种服务活动。比如，在一些边远地区的企业，为员工开办幼儿园或百货商店，并考虑为员工的配偶提供工作机会等；又比如，一些新成立的公司开展的“友好家庭计划”，则是邀请员工配偶和子女参加周末聚会；再比如，有的公司干脆赠送员工股份。总之，用我们过去早就习惯的一句话说就是，“资本家在讨好员工（工人）”。
那么，为什么资本家会讨好员工？是“资本家发善心”？是员工“斗争的结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其实，之所以在美国企业界兴起了“友好家庭计划”，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美国的企业主，或者说资本家发善心。众所周知，美国尽管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却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福利国家，不要说与法国、德国、瑞典、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相比，甚至与它的近邻加拿大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都有相当的差距。因此，近年来，克林顿政府一直想通过增税的办法，提高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却始终不能如愿，而阻力不仅来自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同时美国企业界也多持反对态度。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多数企业主，也就是资本家，并不太愿意对员工，当然也包括社会大众发善心。不可否认，有相当多的学者和人士认为，美国经济和社会之所以始终保持活力，并走在众多工业化国家前列，与美国不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市场竞争充分有关。
其次，之所以在美国企业界兴起了“友好家庭计划”，当然也不是广大员工“斗争的结果”。近年来美国经济迅猛发展，行业性的和全国性的*现象，已非常罕见。相反，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的*现象却远多于美国。另外，美国工人（员工）似乎也缺乏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种“无产阶级斗争”的“光荣传统”，这一点与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是大不一样的。
最后，之所以在美国企业界兴起了“友好家庭计划”，如果说还有其他什么原因的话，“市场”的原因，才是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市场竞争导致了美国企业界“友好家庭计划”的出现。自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并波及全球的时间里，美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社会失业率下降，一些行业和企业甚至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毫无疑问受经济规律也就是供需状况和价值规律的制约。美国企业界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企业和新办企业为了更多地吸引劳动力，采取一些过去不曾用过的“讨好手段”，即所谓的“友好家庭计划”，难道不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1999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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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收入
德国《星期日图片》曾经对联邦总理施罗德的收入做过细致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他虽然是国家一号人物，但他挣的钱真的不多！”这家报纸报道说，施罗德目前每月税前收入为马克，其中包括马克的基本收入，1836马克的地区补助，马克的议员津贴，2000马克职务补贴以及4788马克免税的生活补贴。尽管这一数额乍看起来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但按照德国“高收入、高税收”的原则，总理每月在交纳完他的三级税之后，口袋里的薪水也就只剩下一半约23027马克了。这样的收入虽然令每月平均挣4000－5000马克的德国老百姓无法望其项背，然而，总理的收入与他的一些同事相比却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比如，德国联邦银行行长蒂特迈耶，根据英国金融杂志《经济学家》的估算，这位严肃的“政府银行家”每月可以得到约6万马克的工资，不仅远远超出了施罗德总理，就是大洋彼岸的同事、美联储负责人格林斯潘也无法与之相比。现在，格林斯潘，这位掌握华尔街命运的“铁腕”人物只靠着每月22000马克的养老金颐养天年。另外，施罗德总理的工资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美国总统克林顿、美国首相布莱尔相比，同样属于低薪阶层。可以说，《星期日图片》报的结论是恰如其分的。
从上面的报道中，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明确的信息：其一，如《星期日图片》报所言，施罗德总理虽然是德国一号人物，他的收入并不高。联想到世界上一些远不如德国富裕的国家，特别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那里的国家领导人收入富可敌国，甚至整个国家的财产都是领导人及其家族的私有财产，实在令世人痛心。其二，施罗德总理的收入是公开的、透明的。这无疑就是*制度下领导者没有隐私的结果。我们知道，与之相反的结果是，世界上同样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收入是不公开的、不透明的。其三，德国的新闻媒体，有报道其领导人工资收入情况的自由。这一点，同样在世界许多国家是做不到的，甚至可能是不被允许的。
接下来，让我们再从更深入的角度讨论一下国家领导人或者说政治家，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里有没有理由取得较高收入的问题。就社会一般成员而言，他的个人收入（工资）无疑应当是他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回报。如果我们把政治家也视作社会一般成员，他的个人收入（工资）同样是他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回报。由于政治家常常会比一般社会成员为社会创造价值多得多，所以他拿比一般社会成员高一些的收入，自然是一件十分正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家所拿到的收入就一定要比所有社会成员高。事实上，在西方不少国家，有一些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政治家（从政）的收入，比如企业家、律师等。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收入远不如做律师的妻子希拉里，就是著名的例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道理也是十分清楚的：社会对于政治家的回报（或者说奖励），并不仅以金钱（收入）的形式，地位、荣誉、尊严、权力才是最根本的。对于社会大多数成员来讲，金钱（收入）可能是最主要的追求；而对于政治家，地位、荣誉、尊严、权力才是他最大的追求。因此，政治家没有理由获得高出所有成员的收入。如果他想获得很高的收入，就不应当做政治家，而应当做企业家或者律师。
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既想获得财富，又想获得权力，甚至以权力谋取财富的领导人（政治家），是称职的，是受人欢迎的。
（19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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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价值
众所周知，商品及服务的品牌同商品及服务本身一样具有市场价值。但是，当今世界上哪些品牌最值钱就不是众所周知的了。
近日，英国伦敦的《金融时报》对此作了报道。报道说，著名的国际品牌顾问公司Interbrand最新调查发现，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品牌仍然最值钱，其价值竟高达亿美元。不过，前不久在比利时发生的可乐瓶污染事件，使可口可乐公司及其品牌受到一定影响。报道特别指出，在全世界知名品牌中，前十名均为美国的品牌。仅次于可口可乐品牌价值位于第二名的是闻名全世界的电脑公司微软公司的品牌，其品牌价值为亿美元。由于Interbrand评估品牌价值的方法，考虑了风险与获利的比率，因此在这次公布的名单当中，高风险的互联网公司排名并不突出，名次最好的美国在线（American－on－Line）仅排在第35位，网络中最出名的书店亚马逊（Amazon）只得第57位，雅虎（Yahoo）则仅排在第53位。而名列前十大国际知名品牌的大都是历史悠久的企业，如可口可乐、福特汽车、迪斯尼、万宝路，唯一历史不到25年的只有微软和英特尔公司。
上述报道有这样几点信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和研究：
首先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十大国际知名品牌均出自美国。这恰好说明了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拥有的“霸主”地位。而经济实力，同时也代表了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所以美国在当今世界总喜欢充当“领导者”和“警察”的角色，便是一种符合逻辑的结果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目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恐怕还没有实力更没有必要与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直接对抗。因此，唯有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经济、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明智、正确的选择。
其次是大多数国际知名品牌隶属于历史悠久的企业。这说明创造品牌、搞好企业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的很可能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那种依靠媒体炒作和“大跃进”式的大干快上、贪大求洋，虽然可能制造短暂的辉煌、一时的光芒，却很难保持青春，发展壮大。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仍然要十分警惕头脑发热。对于最近国内新闻界和企业界发出的“中国需要更多的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的呼吁，笔者一方面感到我们自己的幼稚可笑，同时另一方面更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担心：我们不能再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自欺欺人式的低级错误了！
再其次是国际知名品牌多数产生于传统产业而不是新兴产业。这同样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不能一味地强调发展高科技、发展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在当今时代依然可以大有作为。比如我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饮料业、制造业、汽车业等传统产业方面的差距一点不比在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方面的差距小，相反前者可能比后者更大。仅以汽车业为例，谁都知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潜在市场，但是我们的汽车工业不仅工艺技术落后、生产结构混乱，更主要的是发展汽车产业的政策和体制方面尚存在严重问题，这样就人为地制约了中国汽车业的飞速发展。现在无论是企业界还是思想界，甚至一些普通民众之中，都存在一种笔者以为是十分错误的认识，即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会冲击民族工业特别是传统产业的发展。毫无疑问，加入世贸（WTO）肯定会对中国落后的经济体制和低效率的传统国有企业，特别是某些依靠国家垄断获取暴利的行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于国于民于长远利益却是利大于弊的。加入比不加入好，早加入比晚加入好。笔者不相信，我国的广大民众和消费者会愿意花比国际市场上高得多的钱，买来比国际市场上质量和品质低得多的汽车，而他们的收入又是国际市场上几乎最低水平的收入。
最后就是高科技、高风险产业也可以产生国际知名品牌（比如微软）。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之所以始终能在日益动荡的国际经济格局中独占鳌头，是与他们重视发展以计算机国际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高风险产业分不开的。这一点，也已经引起了我国领导层和企业界的重视。“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口号的提出，正是这种时代潮流的真实写照。据此，我们十分有理由相信，中国科技创业的时代已经悄悄来临了。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发展高科技、高风险产业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我们必须懂得，“硅谷不是计划出来的”，中关村同样不能计划出来。
谁能够否认，中国人也会有一天让自己的品牌跻身国际知名品牌的行列？
（199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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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垩英”的警示
自打前不久，比利时发生了“二垩英”污染事件以来，着实让全世界关爱生命与健康的人们大大吃了一惊。我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对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并采取了相应的紧急措施，比如暂时停止进口并封存已经进口的来自比利时等国家的牛奶制品等。应该说，政府此举也着实让国人欣慰了一把，毕竟此举历史上从未有过。
“二垩英”事件尽管目前已经逐渐平息下来，但它的“深刻影响”似乎还没有完结的意思。这不，世界上所谓最关注生命和*的美国，刚刚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美国最大的婴儿食品制造商吉宝公司（GERBER）日前宣布，正在把那些利用遗传复制技术生产玉米及黄豆制品的供应商自其采购名单中剔除。看起来，美国人也开始担心利用生物遗传生产的食品不可靠了。“二垩英”不就是生物遗传技术结出的“恶果”吗？
利用高科技手段，也就是生物遗传技术生产的食品，到底会不会损害人的健康，现在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不过美国食品暨药品管理局已经表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经过基因改造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引起何种特殊的健康问题，它实际上与杂货店所售卖的其他食物一样安全。笔者不具备遗传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对于这样的问题照理没有发言权。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也就是具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作为现代高科技的生物遗传技术又怎么可能例外呢？又比如，作为现代农业技术成果的化肥，不是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品；同时另一方面又使土地沙化、农作物增加了有害于人类健康的化学成分吗？因此，我以为，不能否认美国吉宝公司上述行为所具有的很好的意义；更何况在婴儿食品方面采取行动，就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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