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胡同第几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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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人有的去了，挣的不算少，也动员他去加入舞龙队，他说他去看过几次，不羡慕，不动心，就还是开大农机。
　　但三儿回忆起二十几年前参加舞龙，却极为兴奋，声量也高了，脸膛也亮了。他说那时候舞龙根本就不为赚钱，村里有自动挑头的，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男子汉自愿参加，大家凑钱买布，买铁丝，以及其他必备的材料，自己制作长龙，一些娘儿们也兴高采烈地参加进来，用布头拼成龙鳞细心贴上。完工那天，先在村街上拉直了展示，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围观，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辈人，拿着海笔给龙点睛。笔一点，锣鼓齐鸣，炮仗冲天，欢声一片。
　　他记得，龙头是由村里最强壮的一位大叔掌执，然后一顺全是壮汉和精豆子般的小伙排列在后，每人掌执一段。他呢，当时刚二十出头，被安排在龙尾的位置。他说你可别小瞧了这舞龙尾的，龙头前还有个举着大海珠的，龙头追叼海珠，那当然是大家伙最喜欢观看的。但龙身子的曲折舞动，还有龙尾的摆动，也必须配合得天衣无缝，才能让观看的人觉得真是蛟龙出海逛到咱们村来啦！
　　三儿说得我好馋。真想一睹那村中舞龙的盛况啊！
　　我跟三儿说，舞龙这民俗起源得特别早，有个说法，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蛟龙生于大海，而我们中华大地的水域，黄河也好长江也好，甚至于我们眼前的潮白河、温榆河，在我们先民的心目中，都是与海相通的，一个猛子扎下去，不管是哪条河哪片湖，最后都可以游到龙宫啊……可见水与我们民族生长的关系太密切了！舞龙，应该就是搬出龙王爷来，朝天求雨啊！
　　三儿对我这一番感慨，毫无共鸣。他说北京郊区，特别是他们这一片地方，从来都是不怕旱，倒是特别怕涝，从老辈子算起，村民就从来都没有求雨的心情，他们舞龙，没有丝毫祈雨的动机。
　　啊！那我就细问，你那回舞龙尾，究竟是那一年？是不是欢庆改革开放新阶段？是不是因为新的农村政策允许农民离土？是不是刚刚享受到初步富裕的甜头？……三儿不解地望着我，憨憨地说：“刘叔，你跟我聊这些个事，咋总是想掏腾出那么多的大意义来呢？！”
　　总愿意从一件事情里掏腾出意义，确实是我经常性的思维习惯。回想去年初夏去俄罗斯，先看见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里勇士格奥尔基刺杀凶龙的古画，后来到了新建成没多久的胜利广场，那中心的大雕塑，也是勇士持剑把凶龙斩成几截的造型，就更觉刺眼。当然，他们心目中的所谓凶龙，跟我们民族所幻想的龙，在形象上还有所不同。冷静下来一想，真不该钻牛角尖。美国又在大选，所谓驴象之争，美国*党居然把驴当成自己的美好象征，而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不要说拿驴比喻政党绝对是污蔑，说谁是驴那肯定是谩骂。一个村有一个村的风俗，一个店有一个店的招牌，各村各店无妨各保其固有传统，而又尊重对方，和谐相处。
　　三儿说，那回舞龙，对他来说，就是特别高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舞龙尾，他紧跟着舞前一段的哥儿们，步法潇洒，腰肢灵活，跃进时觉得自己身子开成一朵大花，暂停时不住扭动双臂表示龙尾欢摆，更觉得自己这朵花在结成一个大果子！
　　啊！生命中那纯净的高兴，与概念化的意义无关，与收入支出无关，与美食烟酒无关，与情爱和*无关，就是生命自身的花果在欢腾！
　　愿三儿和我，能在生活的新进程里，获得如他那回舞龙尾般的最单纯的快乐！
　　

玉带林中挂
早在一九八四年，周汝昌先生就发表了《冷月寒塘赋宓妃——黛玉夭逝于何时何地何因》一文，提出了曹雪芹对黛玉的结局设计是自沉于湖的观点。我在《揭秘〈红楼梦〉》的系列讲座和书里，承袭、发展了周先生的这一论断，主要是从古本《石头记》前八十回的诸多伏笔里，探佚出曹雪芹在已经写成而又不幸迷失的后二十八回里，安排黛玉在中秋夜沉湖而逝。整个过程构成一次凄美的行为艺术，体现出黛玉生既如诗、逝亦如诗的仙姝特质。
　　周先生二十多年前提出的黛玉沉湖说，似乎关注者不多，经我在《百家讲坛》弘扬后，反响开始强烈。质疑者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黛玉葬花时，她否定了宝玉提出将落英撂到水里的建议：“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浑倒，仍旧把花糟蹋了……”她主张土葬，令花瓣在香冢里日久随土化掉。黛玉对落花尚且主张土葬而拒绝沉水，她怎么会到头来自己去沉湖呢？第二个问题是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册页里，画着写着“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如果说后一句意味着宝钗最后孤独地死在雪天，那么前一句是不是意味着黛玉最后是用玉带挂到树上，上吊自尽呢？
　　正如蔡元培先贤所说，“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每一位红迷朋友，都有参与讨论、独立思考的权利。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提供我个人的看法如下，仅供参考。
　　黛玉是仙界的绛珠仙草，追随神瑛侍者下凡，她将其一生的眼泪，用以还报后者以甘露灌溉的恩德，眼泪流完以后，她当然就要回归仙界。黛玉沉湖，最后不会留下尸体，不存在像落花一样流出大观园去的可能。当然黛玉在回归仙界前，她又是个凡人，她被赵姨娘通过贾菖、贾菱配制的慢性毒药所害，她在《葬花词》里唱道：“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也向往能够入土为安，但是，“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凡间的险恶令她无法获得“香丘”。因此，在贾母去世、病入膏肓、泪尽恩报的临界点，她选择在中秋夜自沉于“这里的水干净”之区域，是可以理解的。曹雪芹用了许多伏笔（我在《揭秘》第三部中讲到六处重要伏笔）来暗示她最终自沉于大观园净水之中，葬花时的那一笔，其实并不与那些伏笔矛盾。
　　至于“玉带林中挂”，我的理解是，或许曹雪芹会写到一个细节，就是黛玉沉湖前，解下了自己腰上的玉带，挂在湖边林木上，这样就给寻找她的人们，留下一个记号，因为她实际是仙遁，最后没有尸体的。
　　《红楼梦》里多次写到汗巾，汗巾是系在外衣里面的腰带，它比较长，系法一般就是用收拢的两端交叉打个活结。那个时代常有人用汗巾上吊自尽，秦可卿“画梁春尽落香尘”，大概用的就是汗巾。但玉带与汗巾并不相同，它往往是系在外衣上的，长度有限，类似于现在我们使用的皮带，收紧后不是用富裕的两端打结约束，而是使用钩扣来合拢。从考古发现的最早玉带，是五代后周时期的，当然它并不完全是玉石制作的，基础材料还是丝织品。简单的，只是两端有玉制的钩扣，复杂的，则整条带子上缀饰着大小、形态不尽相同的玉块。如北京明定陵出土的一条玉带，全长一米四六，由两层黄色素锻夹一层皮革制成，带上用细铜丝缀连白玉饰件二十块，分别为长方形、圭臬形、桃形。《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写黛玉雪中的装束：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皮里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绦就是丝制的带子。黛玉束的应该就是一条玉带，“双环四合如意”应该就是对那玉带上玉块和钩扣的形容。显然，玉带是不适用于来上吊自尽的。但黛玉沉湖前将那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挂到湖边树木的枝桠上，则是可能的。
　　第五回册页上的图画，具体的交代是：“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这里面影射着林黛玉、薛宝钗两人的姓名自不消说，但按曹雪芹那“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的惯用手法，必定还有另外的意蕴。究竟“木上悬着一围玉带”的画面和“玉带林中挂”的判词，会在曹雪芹的后二十八回里如何应验，值得我们深入地探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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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喉咙
在一个大型超市里遇到一位满头白发的富态老人，他跟我打招呼，我竟想不起他是谁，正觉尴尬，他忽然吆喝：“一九八楼六○二，电话！”呀，敢情是他！我喜出望外，一把握住他的手，呼唤他：“喜喉咙！你好呀！”
　　真是喜相逢！二十九年前，我从城里一处十平米的小平房，搬到城外一个新建的楼区，住进了有厨房、厕所的两居室单元。那是改革开放给予我的第一轮重大受益。住进去的头三年，家里没电话，打电话要到楼下不远处的一个大自行车棚里头，车棚入口有间小屋子，屋子里的师傅既是车的看管者，也兼公用电话的管理者。他当时的一项频繁而琐碎的任务，就是传呼来电。什么叫传呼电话？八○后、九○后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了，那时候常有人把电话打到车棚的公用电话，请接电话的师傅去把应邀接电话的人喊过来，师傅也不是偷懒，那么一大片居民楼，都在五层以上，难以爬上楼去叫人，一般就是来到所传那人住的楼下，对着相应的窗户高声呼喊。开头就是敞开大嗓门喊，后来使用了喇叭筒，再后换成了电喇叭。我那时是被喊得最多的一位，“一九八楼六○二，电话！”喇叭响，喜讯到，是我那时的惯有心情。
　　一九七九年的一天，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下楼去接，通知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罗马尼亚访问；一九八○年，北京市作家协会来电话，通知我被吸收为驻会专业作家；一九八二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来电话，说要把我的小说《如意》搬上银幕……你看传呼电话给我带来了多少快乐！也不光是我。那几年，被喊出楼去接电话的，有的被通知*、改正了冤假错案；有的被告知已被大学录取；有的让去领回运动中被抄走的物品；有的被催领第一批个体户执照；有的得到涨工资的好信；有的是分居多年的配偶从外地打来电话告知批准回京团聚；有的是居然接到了失去联系几十年的国外亲友的越洋电话……当然也会有内容不喜甚至报忧报凶的电话。但从比例上说，那几年绝对是喜讯频传，而且是喜事普及的难忘岁月！
　　看车棚兼看公用电话的师傅，那时候大约四十岁，他本来就嗓门粗犷，使用电喇叭以后，那吆喝的声音就更洪亮，那时大家都管他叫喜喉咙，他也就笑嘻嘻地应答。
　　但是，到一九八三年左右，喜喉咙的公用电话业务就大大萎缩了，楼里多数人家安装上了私家电话。而且，几年后BP机——俗称“蛐蛐机”——盛行一时。人们如果不能直接通话，可以先通过电话传呼台呼叫，那号码及相关信息会被迅速转到人们持有的BP机上，如果需要通电话，从BP机上获得信息的人再去找电话直接沟通。再往后，手机出现了，第一代手机又大又沉，价比黄金。但手机的发展速度惊人，随着手机的普及，BP机被淘汰掉了。我一九八八年迁出那个小区的时候，喜喉咙已经不再出现于车棚了。原来自行车也算是高档物品，存取的时候要由喜喉咙发、收木制的“虎符”式车牌。后来大自行车棚拆除，在不显眼的地方另设小自行车棚，车主自行锁好，无人看管。大自行车棚拆除后的大片地皮，成为了私家小轿车的停车场。喜喉咙传呼电话的声浪，成为悠远的回响。
　　我和喜喉咙到超市旁边的茶社喝茶话旧，都感叹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实在太多太大。他说他儿子那时刚上初中，听说我要访问罗马尼亚，在家里拿着世界地图找那国家，连说：“什么时候我也能出国看看多好呀！”谁想到后来儿子真的出国留学，并在欧洲定居，眼下是西欧一家大旅行社的董事长，接待着越来越多的旅游同胞。喜喉咙也已经去过十多个国家旅游。全托赖改革开放啊！
　　喜喉咙说这天来超市，是打算买些年货，去给几家老邻居拜年。他提起我当年住过的那楼里的几家人，说：“他们现在有的还住在地下室的单元里；有的当年觉得挺好的单元，现在三世同堂，没有厅，卫生间里只有一个亚式蹲坑，生活远没有咱们幸福。最近猪肉涨价，他们每月的肉量都在紧缩……”我也感叹：“是呀，改革开放还并没有达到均富的理想境界，不搞平均主义，但更不能任由贫富差距拉大啊！”喜喉咙说：“这回去给那几家拜年，我打算就买鲜猪肉当年礼，实惠不是？”我说：“我跟你一块去。到他们窗外，你先喊：几楼几号，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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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娃娃舞
看杨丽萍的舞蹈，觉得有种特别的美感。电视上看到一个采访她的节目，主持人问她平时如何练功，她的回答给我很深印象。大意是：舞蹈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舞着就活着，活着就舞着，并不是为了登台表演才跳舞，他们老家的那些村民，至今仍然保持着自然起舞的习俗。树下水边，兴之所至，唱起来，舞起来，就像鸟儿要飞翔、花儿要开放一样，哪有什么练功一说？她说她一度被吸收到专业团体，也曾进练功房，按照学院派的规范，一式、二式……左右、右左……下腰、压腿、旋臂……结果，她觉得练完以后自己完全不会跳了！于是，后来她就再不那样练功，就是顺心性，自然而然地舞动身体，对于她来说，到了台上，也无所谓表演，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以舞蹈来延续自己的生命罢了。
　　杨丽萍是白族人。前两年她把云南包括白族在内的民间舞蹈组合成《云南映象》，获得极大成功，她最近又组织了一台藏族的原生态舞蹈，反响也非常强烈。一位朋友看后跟我感叹：比较而言，现在的汉族，自然起舞的情景很少见了，以前的一些原生态的舞蹈，也面临失传的危险。我虽也随他叹息，但没有他那样悲观，我说像舞狮、舞龙、跑旱船、打腰鼓、扭秧歌……节庆日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嬉戏的场面还是常见的，更何况现在不少晨练、晚练的人们，改编创造了不少舞蹈性很强的套路，像花扇舞、红绸舞、打花棍……都很流行。
　　我特别想起了大头娃娃舞。五十几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最喜欢套上用硬纸浆制成、外面彩绘的卡通大头，舞之蹈之。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大四合院，传达室里屋总堆着一摞大头娃娃，好像是工会出钱置的，供院里大人、小孩随意取用娱乐。当然节庆日会拿它们当道具，在比较正式的联欢会上进行经过精心编排的舞蹈甚至短剧表演。但就在平时，比如星期日下午，甚至夏日晚饭后，也常有大人、孩子取出大头来套在头上，随意嬉戏，那情景，和杨丽萍所说的他们白族村民在树下水边，随兴而翩然起舞，是非常接近的。
　　还记得有一回我们一群孩子在垂花门前头，各套一个大头，胡乱跳跃舞动，开始大声喧哗。后来听见传达室王大爷对陆续下班进院的大人说：“认认自己家的淘气包吧！”我们就都收紧喉咙不再出声，只是摇动大头，手脚乱比划。一位父亲就拉住一个孩子的右手，吆喝说：“装什么神弄什么鬼，给我回家做功课去！”都拉了好几米，忽然那孩子用左手掀开大头，露出汗津津的真面目。那父亲目瞪口呆，那孩子乐不可支，其余孩子也就大都取下头套，大家笑跳一片，王大爷也就乐呵呵地说：“孩子们鬼着啦！他们把衣服裤子鞋子换着穿啦！”那父亲以为凭着衣裤鞋子一认一个准，那晓得群童虽然乱舞，却机关预设！但是母亲们很少上当，即使我们有更巧妙的乔装打扮，甚至好几个孩子故意围拢上去以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