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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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儿的人去内蒙古谋生。你说到云南的青山绿水，和雁北的反差太大了。
　　知青一般都分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我们村叫“上河西”，在当地是个大村，有300多户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们村曾经很富，当年有个说法，叫“骑骡养马上河西”，我们去的时候村里的情况也比周围其他村子要强点儿。从县城到村里30多里地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桑干河，冬天结着厚厚的冰。我们有几个人从北京托运了自行车来，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村里，一路上颠得厉害。我们的车子不适合农村的土路，没过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见当时我们对农村情况的无知。
　　50年代，山西雁北专区采梁山上的一个山村的田间风景。（新华社稿）刚去时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后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国家给每个知青200多块钱安家费，安家落户盖房子，一年多后我们在村南盖起了一排10间屋子，是请老乡盖的，男生帮工。房子盖好后，我们决定不盘炕，从北京运来床板。老乡看我们睡床板，总问冷不冷。我们那儿产煤，冬天屋里生炉子，倒也不冷。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当年的床板，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馆，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乡争有限的资源，不受欢迎。我们那儿地广人稀，广种薄收，我没感觉老乡不欢迎我们，当然也说不上多欢迎。我想他们是有点儿新鲜，也感到奇怪：这些城里娃干嘛来了？没有什么人把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当真，说老实话，没有几个老乡听说过什么“再教育”。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2）
我们村子算一个大队，下面有9个生产队，知青分散到9个队里，每队三四个人，我在7队。虽然是大队编制，可是小队核算，7队算中等收入的队，我是队里唯一的女知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女劳力。我们那儿已婚妇女不下地劳动，偶尔有几个小姑娘去地里也是连干活带耍。我和男人干一样的活，他们锄多少地我也锄多少地，我挣7分半工分，一个整男劳力挣10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挣这么多，不管你干得有多好。我们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因为差不多人人都有家里的“后援”，不指望这点儿工分活。我一年干下来，年底分红的时候，除去粮食钱、菜钱，也就能分到30来块钱现金。在经济上我们不能算真正独立，这点比不上你们。
　　但是我们比你们自由。到村里后我很快就发现，这儿的政治气氛比在北京宽松多了。后来我不断在心里想，选择插队是做对了。村里前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运动的气氛了。当时的报纸上老说农村要“抓生产促革命”，怕革命冲击了农业生产。农民不干活和工人停产不一样，农民要是不种地，大家都别吃饭了。
　　我们村“吕”是大姓，老乡们说他们的祖上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儿集合来的山阴，还说他们的祖先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村里曾经有个“吕祖庙”，我们去的时候这座小庙只剩下个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一些老习俗仍然很有势力，比如说辈分，辈分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辈的人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相同，一听名字就知道谁是哪一辈的，在称呼上严格遵照辈分来，年龄倒在其次。村长是个辈分很高的人，没多少文化，开大会的时候打着官腔，连口音都变成他自认为的普通话，还爱搬弄报纸上的名词，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们听着暗暗发笑。开会常在晚上下工后，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个临时讲台，挂盏汽灯，村长一个人在上面讲，底下没几个人听，男人打瞌睡，女人说闲话，孩子们到处窜。城里的政治到了农村，就变了味儿。
　　村子里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时，老乡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林彪和叶群两个人都是双职工，他们怎么还反毛主席？
　　马：他们是什么意思？
　　叶：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个人上班挣工资，吃皇粮，别人家就羡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两个“双职工”，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还闹什么事？老乡们关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怎么能吃饱过好，他们看不出上层斗争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那时候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会觉得他们的说法愚昧无知、荒唐可笑。可几年下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如果一家有两个双职工，就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城乡生活的距离之大，使一些农民完全没法想象“双职工们”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农村的，又有多少农民觉得和他们有关系呢？
　　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不满，说起来骂骂咧咧，要在城里肯定能打成反动言论，一抓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蹲底了（在社会底层），把我送进监狱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作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当然不是人人说话都口无遮拦。我们队有个大后生——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男青年叫后生——名叫贵山。他心灵手巧，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跟着他干活他处处照顾你。贵山是富农的儿子，快30了还没娶上媳妇。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长得很端正，他没结婚显然和“成分高”有关系。那几年我没听说村里开过批判“四类分子”的会，但对贵山这样的人压力显然是有的。贵山说话很谨慎，从来不“胡说八道”。我们那里并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体的气氛确实比在城里要宽松许多。
　　延安大生产时的老模范郝树才向在南泥湾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赠送大生产运动时使用的镢头。（新华社稿）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3）
作为城里人，咱们在内心深处往往有优越感。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村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而你自己并不高明，往往还很笨。有一次我和几个后生一起浇灌菜园，水很快很猛地冲进园子，我还傻傻地站着不动。一个后生看我没眼力价，就提醒我往干地上站，别把鞋给弄湿了。他接着又说，其实干什么都是一样，自己要先站在“干地”上才能顾及别的。后来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况，会问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这就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哲理吧？我们队有个熬盐的老汉，读过一点四书五经，有时愿意跟我讨论什么叫“仁”之类的问题。我知道多少孔孟？这种时候真让我汗颜。
　　同时，我们在书本上、从各种宣传中得来的政治概念，也不断地在现实中受到检验。比如说关于“贫下中农”，总是说他们政治觉悟最高、品质最优秀。我们到村里不久，大队派了个老汉给我们做饭。他的形象朴实忠良，照一个女生的说法，“一看就是个贫下中农”。过了一阵，有个男生发现，我们的黄米还没怎么吃，米口袋已经下去了一大截。黄米是细粮，很金贵。再一“侦察”，知道都是老汉一次拿一点，慢慢偷走的。这下知青们炸了窝，对老汉不依不饶；数那个说“一看就是贫下中农”的女生反应最强烈，最后老汉只好走人了事。其实在村里，“偷”是家常便饭。粮食下来后堆在场上，不时听说少了。每个队都有专门“看青”的人，他们不下地干活，到各处地里转来转去防止人偷庄稼。其实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块地的玉茭子快熟了，掰下来烧把火烤了吃。刚去村里时，老乡们对待“集体”的态度让我很气愤。不但偷集体是常事，在地里干活时，好心的小后生还教我如何偷懒取巧。时间一长我明白了，老乡们并不“热爱集体”。
　　我们那儿管下地干活叫“受苦”，管好劳力叫“好受苦人”，我们知青干起活来都还比较实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学会了用扁担担水。有一次担水浇队里在远处的一块地，我一口气担了15趟，真把我累坏了。还有一次我们7队和6队在一起干活。6队有个老汉是个大能人，不但干活是把好手，逢年过节还会耍狮子，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干活时他暗中在看。收工时他说了一句，“你会受苦了”，意思是我会干地里的活了。为他这个话，我心里得意了好多天，到现在仍然觉得它是对我5年插队生活的最高肯定。
　　“吃了吗？”
　　叶：在队里，我交了几个老乡朋友，都是老实巴交的“老汉”。我跟其中的高典老汉特别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里的一个家。老汉有胃病，脸色发乌，他有一家子人要养活，最小的孩子还在炕上爬。老汉的妻子——当地的称呼是“高典老人”——老家在晋南，虽然嫁到上河西20来年了，可是仍然被村里人看做是“侉子”，笑话她说话的口音。因此高典老汉家在村里又穷又没地位。遇上节日我到他们家去“吃请”，比如中秋节，别人家还能吃顿羊肉萝卜馅饺子，他们家顶多就是素馅饺子，但因为是白面的，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了。
　　马：你在村里几年，农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行？
　　叶：从收入来讲，绝对没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面当做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们刚去的那年，我们7队每人分20斤麦子；5年后我走的时候（1973年），每人才分7斤麦子，磨成面就更少了，所以一年吃不上几顿白面。别的队也大同小异。吃顿白面是件大事，能乐上好些天。老乡在地里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吃。离中秋节还有好几个月，老乡就开始聊过节那天吃什么了，几乎天天说，一直说到过节那天吃上一顿。老乡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了。我们队有个妇女去过北京。当时她儿子在北京当兵，她去探亲。她最爱跟人讲的北京见闻是去颐和园和吃油条，油条比颐和园还让她津津乐道，我就不止听她讲过10次8次。
　　你讲到在云南看到的贫穷对你的震撼，我对贫穷也有几个永远忘不了的镜头。有一年秋天我们队分山药（土豆）；我们先把山药从地里收回来，堆放在村里当街一棵大树下，留一个人守着，别人先回家吃晚饭，饭后各人拿着麻袋箩筐什么的去领自家那份儿。除了粮食，我们从地里收下的东西都这么分。那天晚饭后我拿个箩筐去领我那份儿，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秋风萧瑟。走出巷子，我看到在大树底下站着一群破衣烂衫的人，有的披着麻袋片，在冷风中哆嗦着等着分山药。我突然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不是一群乞丐吗！天天在一起干活，我视而不见，没有特别留意，但那一刻站在远处，我一下子“看见”了。我觉得心里作痛，这都是我朝夕相处的乡亲。在他们中间仿佛也有我，我自己的衣服也很陈旧，一件外衣穿了七八年，头上裹着老太太戴的黑头巾。但我又清楚其实我并不在里面。
　　还有一次，我出工晚了，赶到地头，已经看不见人了。玉茭子长得又高又密，人们在里面锄田，地头散落着鞋。老乡们为了省鞋，夏天常常光脚锄田。我头一次好好地看了一眼那些鞋，都是一针一线做的“老农民鞋”，一双双不是前头开了口，就是后面穿了帮，要是在城里，早都该扔了。后来我看到凡高的一幅画，画的是一只破旧不堪的皮靴，让我想起我们地头的那些破布鞋。在村里几年，我学会了从一个人穿的鞋来判断他（她）的家境。
　　还有一个镜头发生在另外一个村子里。1971年的冬天，我到临近朔县的一个公社参加了几个月的“一打三反”，主要是清理经济账目，整顿村里领导班子。那时候知青们已经不爱干这种事了。我呢，别人爱干的时候我不干，到人们都不干的时候，我倒想干了。我觉得在上河西生活了几年却并不了解农村，这次是个机会。我去的村子不大，我们每家吃派饭，没过多久，村里人的名字我差不多都记住了，交了不少朋友，知道了很多事。我们的工作最后不了了之，“运动”式的做法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结局。
　　有一次我在一个老乡家坑头坐着和女主人聊天，她有个3岁左右的小姑娘。那孩子隔一会儿就到窗边去一下，我们说话的工夫，她去了几次。我纳闷她在做什么，就扭头去看。原来窗台上放着一块水果糖，最廉价的那种，连糖纸都没有，大概是从村里代销点买的。她走过去，舔一舔那块糖，放回窗台，过一会儿再去舔一下。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自制力，知道这糖宝贵，不能一下子吃了，只能每次舔一舔。这个女孩轻轻舔糖的动作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这些贫穷的细节不断加深我负疚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老乡，可是我什么都没做。离开村子回北京的时候，我就是怀着这种深深的歉疚。
　　

“女儿，女人，老人”（1）
叶：刚去村里的时候，我常在脑子里跟自己讨论是不是要一辈子当农民，一天到晚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一旦上山下乡，我们的城市户口就被注销了，大家都明白再回北京很难了，前途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当时官方的号召是要知青扎根落户，中国的政治情况也让人看不到有别的前景，一辈子当农民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像你一样，我也留心农村妇女的生活，在心里问自己能不能也那么活。
　　马：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婚姻。我们那儿管嫁姑娘叫“聘女儿”，男方要给女方家彩礼钱和衣物。我们刚去的时候彩礼钱是600块钱左右，5年以后，涨到1000到1200块钱左右，几乎增加了一倍。知青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显把人当商品卖吗？怎么解放这么多年了，还存在买卖婚姻？让我们奇怪的是，女孩子们一点儿也不认为她们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她们说父母养她们这么大，要彩礼是应该的。平常她们没有像样的衣服，借着出嫁可以要上几身新衣服和一块手表，穿戴上在村里街上走一走。每逢我看到一个聘出去的“女儿”，身穿婆家送的新“条绒”（灯芯绒）上衣和“华达尼”裤子，有些不好意思又有点儿得意地在人前来来回回地走，心里总忍不住有些怜悯。有的女孩在村里有“相好”，但也不得不远嫁他村。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女子心里绝不会真正欢喜，但也认命了。我在村里5年没听说过有抗婚的。我们女知青的年龄在18、19到20出头之间，村里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出嫁了。我们队有一个跟我不错的一个女孩儿，我去的那年她结的婚，两三年后，她两三个孩子都有了，拉一个抱一个，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原来挺秀气的女儿，现在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就跟你说的那个傈僳族女子一样。
　　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姑娘叫“女儿”，结了婚的叫“女人”，上了年纪的叫“老人”，女人一老就没有性别了。“女人”这个词和生育密切相关。
　　我们在村里那几年，生产没有上去，收入没有增加，但“聘女儿”要价却越来越高。我们知青在一起老纳闷老乡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娶媳妇除了聘金，一般来讲还得盖新房子，那开销就更大了，很多人家就得拉债。我在村子的后几年，“换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马：什么叫“换亲”？
　　叶：“换亲”就是如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