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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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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化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暴露思想”，暴露完了就批判自己的坏思想。十几岁的孩子就得自我批判，就要思想改造。开会发言时每个人都得暴露思想，暴露得好的到全校大会上去讲，在教室的广播里也常听到又有人暴露了什么思想。当时最普遍暴露的是“成名成家”思想。我们班有个同学说自己想当演员，演出成功后大家给她献鲜花。她说现在认识到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要把它清除掉，努力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还记得吗，上小学的时候是鼓励咱们“成名成家”的，我们班同学谈理想都是要当什么“家”，现在这种思想受到了批判。这实际上是对咱们小时候教育的一种否定。 。。
“革命化运动”（3）
马：那时候有点儿“私心”就是坏思想，越把自己讲得坏，就说明你革命越彻底。我们年级有个同学检查说赛跑的时候她就盼望跑在她前面的人摔一跤，这样她就能得第一。还有个同学说她出身是赤贫，她爸爸参加革命前是个放牛娃，她这样的人应该思想特别红，可她自己却有很坏的思想，她越说越难过，觉也不睡了，在走廊里整整站了一夜。
叶：她思想怎么坏了？
马：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这事是听她们班同学说的。那时她们临时住校，她的同学吓得都不敢去睡觉，怕那女孩想不开跳楼，守了她整整一夜。
叶：真有点儿走火入魔了。那时候暴露什么思想的都有。我们学校一个高三学生，她爸爸是个文化大名人。她在学校广播里说她看不起她妈妈，嫌她粗鲁。让我惊讶的还不是她说她妈妈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她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说自己的母亲？她妈妈知道吗？“文革”开始后，批判自己的父母就屡见不鲜了。
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她走在大街上觉得别人老看她，她想是因为自己长得好看，心里挺美的。她现在认识到这么想是不健康的，爱美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听了心想，她怎么什么都说啊。
马：那时候就得有什么说什么，不能隐瞒，她能这么说是勇于暴露思想。
革命化运动给我最具体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要艰苦朴素，和资产阶级吃喝玩乐、梳妆打扮的思想决裂。自从革命化以后，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阔小姐、太太们才爱美、爱打扮，我当然不肯和那样的人为伍。如果看到有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就特别反感。我觉得人们之所以对女人有看法都是因为这些人，我不应该像她们那样，我要把矫揉造作全去掉。
刚进中学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比较朴素，但也喜欢追时髦。那种时髦是比较隐讳的，比如怎么把辫子梳得靠后一些，吊得高一些，这样就显得“洋气”；穿裤子要穿瘦裤腿的。我也曾追过这类的时髦。革命化开始以后，那一套全都不讲了，我不再穿任何鲜艳颜色的衣服，而是要穿带补丁的，补丁越多越好。过去我一直梳辫子，小时候妈妈把我的两条辫子分别在头的两侧盘成髻，像戏台上的小花旦。到了革命化的时候，我第一次剪了短发。以后每次妈妈给我剪发时我都要和她争吵：“短一点，再短一点。”我妈妈很生气，说：“还怎么短？耳朵都露出一大半了。”我那时年轻，头发很多，洗完头干了以后短短的头发全蓬起来，看起来要多傻有多傻。我常常在晚上洗头，头发快干了就马上去睡觉，把头发压平。
叶：你小时候很爱美，现在不让美了，你不觉得别扭？
马：我确实从小爱美。有一次看了外国童话故事片，对里面公主头上的桂冠和身上的披风羡慕不已，我就自己做了个纸冠，想想还缺一个披风，就把毛巾被披在肩上，在镜子前照来照去，觉得自己变成了童话里的公主。但到了革命化的时候，这些想法全没了，连一点儿影儿都没了。那时候穿得艰苦朴素是心甘情愿的，是我积极追求的，并没有人强迫我去那么做。
叶：我也穿得很朴素。我现在觉得有意思的是，咱们外表装束上的变化似乎发生得那么自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变了，当时没有一点受压抑的感觉。坦白地说，如果不是翻出两张过去的照片，还真没想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咱们的外表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一张是1963年小学毕业时我们班在北海公园的合影，另一张是我们中学班上的一些同学在初二时照的，大约在1965年。第一张照片上我们班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裙子，我穿的是一条连衣裙。第二张照片上大家衣服不是灰就是蓝，没有了色彩和花样，成了“中性”的了。而那时候我们十四五岁，正是所谓的“花季”，该爱美的时候。服装的变化是有象征意义的，从女孩子穿的衣服上看，1963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咱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江苏海安县角斜公社红旗民兵团五好班的女民兵，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新华社稿）女性服装男性化并不是在60年代才开始的，咱们的母亲都穿着男女不分的干部服，但把它普及推广到全社会，包括少年儿童，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想这和当时的全民皆兵也有关系。
“革命化运动”（4）
马：毛泽东为女民兵题过一首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张女民兵持枪的照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形象对咱们这代人都有影响。
我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跟男的一样，对女人感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你看我的生活知识贫乏到什么地步。人家说：“你这衣服挺不错的，是的确凉的。”我就问，什么叫“的确凉”？不知道。人家说这肉很老。我就问什么叫“老”？别人觉得我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其实我是故意不想知道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觉得女的什么都应该和男的一样。如果一本书里写一个姑娘笑，总是什么“咯咯咯的笑声”，“吃吃吃的笑声”。我就想讨厌不讨厌啊，她就非得这么笑不可，她就不能“哈哈地笑”吗？
叶：哈哈，书上是这么写的，现在还这么写。
马：我认为那种笑声是为了取悦于男人的，我从来没有学会取悦男人。再给我一个青春，我也学不会。
叶：说得好，我也学不会。
马：虽说我处处都想跟男的一样，但上了初中以后，我开始零零星星地听到有人说：“嗨，别看现在咱们女生的功课都不错，人家男的小时候淘气，到了高中、大学，功课就比咱们好了。”我听了很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大哥在郊区一所农业技术学校工作。我去他那儿玩儿，听到一种说法：“女的一结婚生孩子就完了。”我对这话特别反感，我想我将来绝对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从小就对男女不平等特别敏感。
叶：你为什么那么敏感？我就不如你。我从小一直以为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看看周围，咱们的母亲都工作，再看看小说、电影，里面尽是女书记、女厂长什么的。我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女孩子在家里受歧视，至少我的朋友里没有，学校里的班干部也尽是女生。你这么敏感是因为有人刺激过你？
马：没有，我在集体里总是比较强，比较冒尖，没有人敢欺负我。在家里两个哥哥对我都特别好。尤其我大哥，对我十分呵护，而且我最受父母宠爱。
《战火中的青春》剧照。这是其中的一个镜头：高山和雷振林在斗争中建立了崇高的革命友谊（新华社稿）叶：那你的敏感和你母亲在家里比较次要的地位有关系吗？
马：我想在潜意识里是有关系的。我不想做我妈妈那样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我特别向往做女兵。有两个电影给我的影响最深，一个是《红色娘子军》，一个是《战火中的青春》。我特别羡慕《战火中的青春》里的高山，她女扮男装，管一个排的男兵，让他们服服帖帖。我想怎么机会就落到她身上了？如果我有那种机会肯定能做到她那样。我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就是为了像个女战士，我还特别喜欢军装，想要一套都快想疯了。
上中学后我们开始了下乡劳动，一年两次，一次秋收，一次夏收，这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们也去吧？
叶：去，初二的时候开始去的。听说在我们之前，女附中的学生劳动是去摘草莓，听起来像是郊游。从我们开始，真正参加农业劳动。下乡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受锻炼，通过劳动改造思想，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也是在收割的季节去，干最累的活儿，手被镰刀磨得满是血泡。
马：有一次我们去郊区帮助农民收麦子，劳动结束后为了继续锻炼吃苦精神，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回北京。将近傍晚开始走，100里路走了整整一夜，直到天明才到家。半夜下起了大雨，淋得我们像落汤鸡。有的同学来例假，卫生纸上的血都被雨水泡白了。我脚上磨了好几个泡，咬牙坚持下来了。一到家，我就倒头在父母的大床上昏睡，直到快傍晚的时候小哥哥用妈妈刚蒸好的雪白的菜包子把我逗醒。
头一次下乡劳动回来，我连衣服都不换。我觉得如果我换了干净衣服，就说明我厌恶劳动，认为劳动是脏的。我妈妈说：“你为什么不换衣服不洗澡呀？”我说：“干吗呀，我为什么下乡回来立刻就换？要是我现在还在农村，我不是还不洗不换吗？”第二天回到学校，我还穿着下乡时穿的特别破的裤子，上边有大补丁。可是一看见同学我就傻眼了，所有人都换上了干净衣服，我这时才想，大概换一换也没什么。
“革命化运动”（5）
叶：我们第一次下乡，是去大兴县的一个公社。我们的卡车快进村的时候，我看见前面路上有座柴火堆在慢慢地移动。等我们的车开过去，我才发现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背着比他的身体大好几倍的柴火在走，腰弯得低低的，看不见脸。这是“农村”给我的第一印象。
那次下乡是去割稻子，有件事我总也忘不了。当时我们班是和一个高中班在一起，我们管她们班叫“姐姐班”。这是女附中的叫法，初中班管高中班叫“姐姐班”。她们班劳动最好的是个胖乎乎个子不高的人。她干起活儿来一刻不停，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运稻子的时候她每个胳膊下夹着好几大捆，双手使劲拽着衣角，肉都露出来了；她却毫不在意。我忘了自己干活，光看着她，直为她累。后来听说她家庭出身不好。那时候总说出身不好的人要重在表现，但她即使这样干，也没有听说她受到表扬。我觉得她有点儿可怜。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强调阶级斗争了。在第一次去农村之前学校开了个大会，别的内容都忘了，我就记得校长说农村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不能够看到什么人上去就叫大叔大伯，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呢。那时农村正在搞“四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有出戏叫《夺印》，里面有个地主婆叫“烂菜花”，企图腐蚀村干部何支书，给他做了一碗元宵。戏里面有个很长的唱段是烂菜花唱这元宵有多好吃。一碗元宵就能把人给腐蚀了？真是滑稽，今天的人们怕是看不上。
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不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听了校长的话，心里很紧张。到村里后就是干活，和老乡没有接触，不了解任何情况。有一天吃过晚饭天很黑了，我们走回睡觉的地方，一路上看到有人在路边蹲着，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有个同学就指着一个人悄声说：“他可能是个地主”，好像地主就该在黑地里蹲着。我听了有点儿怕。后来插队了才知道，北方许多地方的农民没事儿就爱蹲着。我们雁北管蹲着叫“圪蹴”，下了工吃了饭，男人喜欢在外面蹲会儿，抽袋烟，说说话再回家。
那时候一讲阶级斗争，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就不能客气。因为不知道谁是什么阶级成分，对人就不能随便称呼“大伯大叔”的。小时候咱们受的教育是对人要有礼貌，现在行不通了。这又是对咱们从小教育的一种否定。
马：说起阶级斗争，我们班上政治课时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人掉进水里，你不知道他的阶级成分，该不该去救？你救的人万一是个地主呢？有人反驳说如果一个人马上要死了你还调查他的成分，就来不及了，舍己救人就没有意义了；可又有人说他要真是个地主怎么办呢？我们翻来覆去地兜圈子，讨论来讨论去没有结果，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叶：这个讨论真有意思，特别能反映那个时代。你们的问题在1963年“学雷锋”的时候都提不出来。虽然雷锋说过“对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但当时并没有特别强调那一面。对咱们小孩子来说，学雷锋就是做好事，帮助人，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让位子，在街上看见老人拿不动东西就帮着拿，不会先问人家是什么出身。到1964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们的讨论其实给“文革”中如何对待“阶级敌人”埋下了伏笔。“文革”开始后，对地主不但可以见死不救，而且打死也是死有余辜。
马：革命化时开始强调阶级性，对什么都要做阶级分析，就是人道主义也要分阶级性。我对克服“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是有点困难。记得当时上演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我都很喜欢，可它们都被批判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大概像多愁善感、软弱、动摇都算吧。《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为了帮助一个生活无助的年轻寡妇，决定离开自己的女友，和这个寡妇结婚，就批判他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不明白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但我努力批判自己，向革命化靠拢。
叶：你努力靠拢“革命”，而我开始感到不合拍。我爱看的东西差不多都被批判了。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叫《陶渊明写挽歌》，我也读不大懂，但喜欢它含蓄压抑的风格，和通常激昂慷慨的文章不一样。很快它就被批了。你刚才提到电影《舞台姐妹》，里面有一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我一听就想，这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啊！有段时间我总在心里默诵，但不敢告诉别人。革命化中批判很多咱们从小珍视的东西，我从心底是困惑和抵触的，也没法说服自己我的想法都没道理。
“革命化运动”（6）
那时候我在新华社图书馆里经常碰到一个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脸上总是一副很忧郁的样子，落落寡合，和革命化的气氛很不协调。我就注意他，每次去图书馆都看看他在不在。我想他是吸引我的。这要在“暴露思想”中说出来真是“不健康”，所以我不说。
对那些越来越离谱的说法我也有怀疑。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劳动，抬黄土垫操场。我跟一个同学一前一后担着个大筐，来回走了几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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