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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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学校”和“宝塔尖”（1）
在我们两人的小学时代，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很多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今天在大街上很少见到戴红领巾的孩子了，虽然据说人人都是少年队员。五六十年代的队员，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角色。少先队的活动，也有一整套的仪式，那个带鼓手的仪仗队总是很神气。每逢队会，必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里提到领袖，提到党，告诫儿童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组织，少先队当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孩子们从中汲取的，更多的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能使人终身受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北京府学胡同第二小学新加入少先队的学生，喜悦地戴上了红领巾。（新华社稿）马：我是1958年上的学。我的小学在兵马司胡同，是个平民学校，就叫兵马司小学。一进大门有个影壁，上面是复制的毛泽东的手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大字可以概括我们当时的精神面貌。没上学前，我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上学，开学第一天就像过节一样令我激动。我从小学习努力，功课很好。有一个学期考了七次数学，我一连得了七个五分，心里特得意。我当着几个同学的面说：“我怎么没得过四分呀？真想得个四分尝尝是什么滋味。”后来我又傻呵呵地把这话说给我爸爸听，爸爸很生气，绷起脸来说：“太狂妄！”努力向上是当时一代少年儿童的特点，而且是在没有升学压力和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形成的。
　　叶：升中学还是有竞争的，但压力确实比现在小。
　　马：当时争强好胜的学生不光我一个。有个同学一天到了学校，才发现是检查个人卫生日，可是她忘了剪指甲，于是就用牙把指甲该剪的部分一个一个地咬下来。还有一次，她看见自己的成绩单上有一个“2”字，以为是2分，就大哭起来。后来老师告诉她是两次病假，她才止住泪。我就很像她，事事都争先。我不但学习上争强好胜，在集体和公益活动上也要比别人做得好才行。教室的卫生都是我们每天分成几个小组，在早晨上课前轮流打扫的。同学们在值日那天都尽可能早来。有一次我想比大家来得都早。学校的大门六点钟开，我五点多就出了家门。那时是深秋，清晨的天色还是黑漆漆的，我一个小女孩走在空空荡荡的胡同里，也不知道害怕。到了学校，在大门口等到六点。那天我第一个冲进教室，等到第二个人进来的时候，教室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我们每年春天都去郊游，同学们特别盼望这一天。为郊游作准备比郊游本身还令人兴奋，兴奋的中心是带什么吃的。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不是想带什么就可以的。我记得我带的有面包，面包当时是高档食品。没有面包能有一个煮鸡蛋也不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在暗中比谁带的饭好。我现在还记得一个男生带了香肠，让我有点儿眼馋。穿什么衣服也是要花心思的，我在有限的衣服里挑来挑去。如果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件新衣服，就会把我“烧”得不行，一定要把衣服放在枕边，不知要摸多少遍才能睡着觉，春游那天就穿上。每次春游完了，老师都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暗中使劲，一定要写篇漂亮的文章。我平时就有收集词汇的习惯，什么“青翠欲滴”，“姹紫嫣红”，“婀娜多姿”，“流连忘返”等等，全都记在一个本子上。等到写作文的时候，我就把那些花花绿绿的词堆砌上去。我最盼望的是老师讲评作文。我睁大眼睛看着老师走进教室，盼望老师讲评的第一篇就是我的。果然，老师夸奖了我的作文，对着全班同学念了其中的几段，我听着，心里美滋滋的。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说要选一些人去西城区少年业余体校，我也被挑上了。我报名的是游泳，到了体校才知道那天游泳教练不在。我正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年轻的女教练走了过来。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问我愿意不愿意试试体操。我后来想起这事，觉得真是天助。体操不但比游泳更适合我，而且使我后来对肢体艺术有了相当的感受力和鉴赏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气质。我练了三年后得到了国家三级体操运动员证书。　。　想看书来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2）
叶：我很羡慕你有机会发展一项爱好。我知道很多小孩下了课去业余体校或是少年宫参加各种活动，不过我没参加过。他们都是下了课自己去的，不像现在每个周末由家长送来送去，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候新华社为小孩办了个“少年之家”，学生下了课去那儿做作业，下象棋，打乒乓球什么的。那时候社会上给儿童的服务设施要多一些，不像现在全靠家庭。
　　马：是这样。印象里我爸爸妈妈不怎么管我的学习。现在的父母操那么多心，晚上还得陪着孩子做功课，家庭都快成半个学校了。
　　我爸爸一直为我练体操的事不高兴，他尤其不喜欢我的教练，可能是觉得她“洋气”，打扮得不“无产阶级化”。其实这个教练非常敬业，对我们既严格又爱护。如果训练结束时间晚了，她总是骑自行车把我们带到公共汽车站。她是一个既苗条又丰满的人。有一次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因为道路不平，我身体一歪，赶快去搂她的腰，不小心碰到了她的乳房。我当时的反应是：原来乳房这么柔软啊。
　　后来我不练体操了。有一年冬天我去北海玩，看到很多青少年在滑冰。有个女孩技巧很高，很多男青年都停下来看她。我很羡慕，心想凭我的体操基础我也会滑得不错。我请求爸爸给我买一双冰鞋，求了几次都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滑冰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当时有些人滑冰时穿紧身毛衣毛裤，戴毛线织的帽子，大围脖，这是我爸爸看不惯的。还有一次我差点儿被舞蹈学校选中，据说我个子高是落选的主要原因。不过即使我真被选上了，我爸爸也绝不会同意我去。在他心中，只有劳动和工作才是正经事，像体操跳舞这种个人爱好是奢侈的东西，不属于劳动人民。
　　叶：体校的那个女老师给你那么深的印象，那你对小学老师的印象深吗？还有你的班集体呢？
　　1979年9月19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庆祝建校70周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前身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建立于1909年。前排左二为王光美，她也是这所小学的毕业生。（新华社稿）马：说老实话，我对小学和中学的老师都记不住，连他们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只是我觉得他们只教书，没有哪个老师因为自己的人格魅力给我特别深的影响。对班集体我只记得春游、作值日什么的，别的印象都不深了。
　　叶：我的印象极深。我上的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北京市有名的好小学，有悠久的历史。你上的是“平民学校”，我上的就是“宝塔尖”了。实验二小离新华社很近，走路10分钟。我是1957年上的学，比你早一年。“文化大革命”中，实验二小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批的一件事，就是招考新生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趣味。据说有一个问题，是让新生看两张画，一张是个漂亮女人，一张是个丑男人，问小孩哪个美哪个丑。正确的答案是那个女人美，我一定就是这么答的。“文革”中这就成了资产阶级趣味。当时学校面向社会招生，考上了就能上，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很多是平民子弟。因为教学质量好，也吸引了一批高层子女，但这个学校不是专为干部子弟办的。听说现在实验二小一入学就要交几万块钱“赞助费”，没钱的别想进去。比起来，当年普通老百姓孩子受到高质量教育的机会还是多一些。
　　1956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陶淑范和学生们谈话。（新华社稿）我们学校的正副校长是两位老太太，陶校长和汪校长。按年龄算，她们开始教书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20年代。后来读历史，知道她们可以算做中国早期的职业妇女。陶校长是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小学教育界应该是个很高的荣誉，我们这些学生都很为校长自豪。但我对陶校长没有太深的印象，因为她经常外出开会，不怎么在学校里，是汪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她瘦瘦小小的，很精明强干，校园里无处不见她的身影。每个星期六下午学校都有校会，一般都是在教室里听广播，经常是汪校长讲话。她的嗓门不高，说话和颜悦色，但语气里透着权威。用后来的标准看，两位校长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很尊重她们。我们的班主任遇到问题常去找汪校长讨教。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3）
实验二小有几位我忘不了的老师。第一位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严老师。她四十几岁，高高胖胖，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开学第一天她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她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们要永远尊重老师。“文革”中我们这一代人重重地伤害了老师，但当初我们也是受过尊师教育的啊。严老师名如其人，很严肃，老绷着脸，你可以说她有“师道尊严”。她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在方块格里一笔一画写字，有谁倒插笔，或是出格，她就用一把戒尺敲手背。我也挨过，敲得不重。后来我们全班同学人人能写一笔工整的方块字，应该归功于严老师的戒尺。她以后，我不记得再有别的老师用戒尺了。严老师是个敬业的人，有一次她身体不好，咳嗽得红头涨脸，还是在课堂前站得笔直，一丝不苟地给我们上课。我很感激我的这位启蒙老师。
　　“集体”在我少年时代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每个年级有四个班，每个班四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一直在一起，只换老师不换同学。三年级有了少先队组织后，我们班是一个中队。逢年过节学校演出节目，有诗歌朗诵、歌咏比赛什么的，很多活动都是以班为单位，班与班互相竞争，我们班就演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儿子圆圆在美国上小学每年都换班，同学都不一样，没有从小到大的一起成长的同班伙伴，我挺为他遗憾。
　　马：你是不是班干部？
　　叶：我当的最大的官儿是小队副。
　　马：我当过大队宣传委员。
　　叶：一个学校是个大队，就那么几个大队委，那你是全校“知名人士”了。我不是很活跃的人，在班上不显眼，可是我对我们这个班集体很有感情。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纪律特别差，有几个男生特能捣乱，上着课能登上桌椅互相追逐，还满教室扔“飞镖”，把班主任老师气得直哭。直到五六年级来了吴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班的面貌才大改观，变得越来越有向心力。在毕业前，我们班同学还和老师一起，共同编了一首“班诗”，把班上很多同学的“事迹”都编了进去。有两个比较调皮的男生，他们的名字里一个有“龙”，一个有“虎”，这一龙一虎都被写进了诗里。因为是自己写自己，大家都觉得很亲切。毕业的时候全都恋恋不舍，最后一次班集体活动是包饺子，猪肉豆角馅，煮的时候成了面片儿汤，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除了上课，班上还有许多课外活动。这些活动总结起来就是“玩”和“做好事”。到了高年级，很多玩儿的花样都是由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吴老师做“参谋”，不包办，给孩子们足够的发挥空间。有一次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儿一个像“找箭头”的游戏，但颐和园的空间比新华社大多了，有同学提前去，在各处做了很多不容易被发现的标记。我们找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侦察兵似的，惊险有趣。在美国，我儿子参加过童子军。他们的一些活动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少先队。我觉得，在培养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方面，我们的少先队不让他们的童子军，在鼓励儿童自己管理自己方面比它要强。
　　少先队员叶维丽。我们的小队长、中队长和其他班干部都是同学选的。小队长是实权人物，很多活动都是由小队组织的。我觉得在我们少先队的各级组织中，最有活力的就是小队。小队之间有很多的竞争，像那个在颐和园玩的游戏就是小队之间比赛。到了高年级以后，我们班盛行出壁报，在教室的后墙上有每个小队的“园地”。各个小队都想出奇制胜，对墙报的内容事先保密，下学后悄悄地到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一起找材料、画版面。当时有份给小学生看的报纸，叫《中国少年报》，里面科幻故事、自然常识什么都有，给我们好多启发。我小时候喜欢画画，我们小队就让我负责壁报版面的设计。有一次我想起颐和园长廊旁各式各样窗子的形状，有像寿桃的，有像扇面的，还有像一本打开的书，就把这些形状全都用在墙报的花边上。那时候即使是像实验二小这样的好小学，学习负担也不重，有很多课外活动时间，一直到六年级每天下课后我们还是有游戏的时间，在操场上玩啊跑啊，迟迟不回家。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4）
离开小学以后，我也在其他“集体”生活过：中学，大学，工作单位。我唯一留恋的，就是我们小学的班集体。前些年我们班在紫竹院聚会，来了很多同学。照相的时候，先照全班合影，接着每个小队分别照。30多年过去了，不需要提醒，人人都记得自己的小队。过路的人听着这帮人老大不小的，还大呼小叫地喊“第一小队集合”，“第二小队集合”，一定会觉得奇怪。我觉得又滑稽，又感动。我们班同学到现在还不时地聚会。一个集体能有这么持久的凝聚力，让我这个“海外游子”十分感慨。
　　但实验二小也有一些在别的学校不那么突出的问题。我感觉中国社会有等级，是从实验二小开始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等级”这个词。其实新华社大院的生活也是分等级的，从住房上就能看出来。大概因为我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的感觉不强烈。我对等级的感受主要是从学校里来的。在学校里，校长和老师从来不说这些，是同学之间在无形地比。
　　实验二小集中了一些社会上层的子女。刘少奇的子女，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不少都在实验二小。我们年级就有一个国家副主席、一个人大副委员长和两个副总理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很敏感。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特别爱谈论汽车。他们特清楚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我从他们那儿听来有吉斯车、吉姆车，还有华沙和伏尔加什么的。周围尽是大官儿的孩子，而我家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使我很长时间里在心底有自卑感。我们学校开家长会，有点像开中央工作会议，很多家长是中央各个部门的首长，见面彼此寒暄。有的家长还把警卫员带来了，前呼后拥的，校门外小汽车停了一长串。而我爸爸就是自己走路从新华社来，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
　　马：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些概念，没觉得我跟胡同里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但我对同学之间家庭情况的差别是有感觉的。那时我们家住三间屋子，按现在讲条件也不算好。但我到有的同学家一看，心里就想，哟，她们家屋子怎么那么黑，那么挤。
　　你们学校高干子弟那么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