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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哭声无人听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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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还引述了一个跟前述精神分裂症双胞胎类似的案例：一对十分友爱的双胞胎，在39岁那年，竟于一周之内相继身亡，死因不明。
恩格尔博士还引述了以下案例：
（ 1 ）一名52岁男子，妻子罹患晚期肺癌。他与医生保持着密切联系，也做过心电图等健康检查，在太太病亡前六个月并未发现有罹患心脏病的迹象。但就在妻子葬礼的当天，他却突然因严重的心肌梗死而死亡。
（ 2 ）一名40岁的父亲，儿子在大街上骑车发生车祸。当儿子满身是伤躺在怀里时，他自己突然倒地身亡。
（ 3 ）一名17岁男孩，1970年6月4日上午6时突然病发死亡。而一年之前的1969年6月4日，他的哥哥因车祸严重受伤，数个小时后，于5点12分宣告不治。弟弟的死因是前传导性动脉瘤破裂，导致下蛛网膜大量出血。
（ 4 ）一名55岁的男子，在与分离二十年的父亲重逢时当场死亡，88岁的父亲随即倒地身亡。
（ 5 ）一名70岁老人在他妻子心脏病康复返家后6小时后突然死亡。13个小时后，他的妻子心脏病再度发作，不治身亡。
内心哀痛与生离死别在这么多猝死事件中的“巧合”现象，促使威廉·葛林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回头研究环绕着心脏病猝死的心理社会背景。他们访问了26名突然死亡男性的亲属（ 多半是死者的妻子 ），这些男性死者是位于罗彻斯特的伊士曼·柯达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共有44万名雇员。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突然死亡的案例中，大部分在事发前都有包括心情沮丧和工作量增加的情况发生。
突然死亡事件中，至少50％的共同点是“家里最小或唯一的孩子因为念大学或结婚而离开家门，父母因此心情沮丧”。研究小组提到，有非常多的人心脏病发作送到医院时，口中还在念叨着自己的孩子最近远离家门。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史都华·吴尔夫博士做了一项研究，受访对象有65人罹患心肌梗死，另外65人健康指标完全合格。这130人每个月定期接受回访，进行一整套心理测验，以评估他们心情沮丧和社会挫折的程度。经过一系列的访谈，研究人员预测其中10个人极有可能心脏病复发，并且死亡——这项预测完全根据当事人内心沮丧和社会挫折的程度而给出，研究人员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曾经患过心脏病。
在作出预测后的四年之内，共有23名研究对象死亡，纯粹用心理测验标准筛选出的那10个人，全部在23名死者名单内！吴尔夫博士补充说，那十个人无法在他们的社交及休闲活动中得到有意义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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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单摧毁了免疫系统
有时候，对一个人生活中私人感情的细节了解得更多，我们对于此人过早罹患致命性疾病的疑虑便越会升高。我的一个病人，50岁的玛格丽特，在睽违八年之后，又开始上门请求我的治疗。看完她的病历，我很快就想起，她大半生都在承受着人际交往的煎熬。电脑数据显示，八年前我对她的初步诊断是“反应式沮丧”——那是一种速记式的诊断，大意是说她基本上还算正常，只是经历过一连串可怕的生活磨难，使她招架不住，从而引发内心沮丧。
玛格丽特是个事业有成的女性，既聪明又富有魅力，成功地凭着自己的力量抚育了两名子女。不幸的是，自上次一别，她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的眼神显示，很多健康问题严重威胁着她的生命。
她一坐下就几乎脱口而出：“我罹患了阶段式非霍金氏淋巴瘤。肿瘤医师告诉我，必须接受骨髓移植，才能保住性命。”她一面讲，一面为自己失控伤心表示歉意：“每次想到得自己一个人经历这个过程，我就害怕得无法忍受，所以我回来找你，也许你能帮得上忙。我独自一人实在受不了了。”
停顿片刻，她接着说：“我为什么会浪费了那么多年的生命？我到底在想什么？我的脑筋一定穿了个孔，才会跟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住在一起！我怎么会那么傻！”
这种罪恶和自责感，突显了她生命中的许多层面。她那沮丧的心情，从未有所改变。她毫不留情地谴责自己当初的决定，即使现在已经经历过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挑战。她从小就充满了罪恶和自责感。她说自己的父亲是冷酷无情的人，有时候还会动粗，这让她深感恐惧。记忆中的母亲则是个温柔和善的女人，受尽了丈夫的折磨。
还在孩提时代，她就是个“小心翼翼的人”了， “极力不让任何事情出错”。20岁刚出头，她就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两任丈夫都是情绪放纵的人，都是酗酒成瘾，但她仍苦苦挽回。再度离婚后，玛格丽特单身了好些年，最后跟“一个不爱我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伴侣关系带来的痛苦，使她在8年前跑来找我治疗。
显然，和她一起生活的男人是个情感疏离、心理不健康，又不肯接受治疗寻求改善的人，我劝她放弃两人的关系。不幸的是，她说她感情上已经陷进去了，没有勇气离开那个男人。然而跟大多数这类个案不同的是，她作出维系这段失灵的两性关系的决定，不是基于经济需要。她工作努力，经济上完全能够自立。
她反倒是一想到独自生活的那种寂寞难耐就害怕，即使自己跟这个男人的生活其实也是寂寞无比。她一再希望他能够改变，只要她在工作上够卖力就行。那时她已中止治疗，一旦这种关系结束，她肯定无法面对孤单。七年之后，她再也受不了了，跟那个男人分手，搬到佛罗里达州照顾病重的母亲。她补充说，母亲和两个孩子是她欢乐的一大源泉，但即便是他们的爱，也不足以填补个人生活中的空虚。
母亲过世后，寂寞和孤独的感受渐次加温，压垮了玛格丽特。她离开马里兰州的朋友与母亲结伴居住，现在却成了彻底的孤家寡人，被遗弃在佛罗里达州。她的孤单是如此沉重，以致在一个星期五晚上，她大声哭泣起来，希望就此死去，一了百了。三个月后，心力交瘁的她感觉到下腹部有一块东西。又过了数月，她依旧极度憔悴，又在颈部摸到了一个硬块。她返回了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肿瘤科大夫说，她患上了阶段式非霍金氏淋巴瘤。
“真是奇怪了。”她近乎压抑地说，“怎么你心里想要什么，身体就会给你什么。太好笑了，人的身体怎么会那么帮忙！”她停顿片刻，彷佛陷入思绪之中，然后露出微笑，提醒我说：“你对自己的愿望得小心！”随后单刀直入问我：“你在想是孤单摧毁了免疫系统，让我在母亲死后更容易罹患癌症吗？你在想我是因为极度沮丧，免疫系统和抵抗力因此而垮掉的吗？”
我试着不给她的自责与沮丧感受再次打击，只是说：“这个谁也不敢讲。”我并没有提到，根据全国癌症学会公布的数据，非霍金氏淋巴瘤的罹患率在过去20年来（ 1973—1993 ）已经上升为原来的两倍，而且跟艾滋病不同的是，这种病的增加原因目前所知不多。我虽然没谈到这方面的任何发现，却联想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研究结果——越来越高的癌症罹患率，与玛格利特这样的幼年、成年时期的生活经验相关。
父母冷漠无情，危害孩子终身
卡罗琳·托马斯和凯伦·杜辛斯基（ Karen Duszynski ）两位博士，对1948年到1964年1180位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学生进行了跟踪研究，研究展开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相当年轻，健康状况良好。当他们还在医学院读书时，就被要求回答一系列的标准问卷，以评估他们生活当中的各个层面指标。多年之后，这些霍普金斯训练出来的医生开始出现重大健康问题，有些年纪轻轻猝然离世。研究人员于是回头找出原始的问卷，发现这些盛年就罹患各种癌症的学生，在回答问卷时，描述自己父母冷漠无情者，远比想象的多得多。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罹患癌症的医生与其他人相比，倾向于描述自己童年时期的亲情欠缺，特别是与父亲关系疏远。这些人受到寂寞的困扰，也比别人多出很多。在行医生涯里，他们更是常常与亲近的人关系破裂。
鲁斯克、史瓦兹、金恩三位博士和他们的研究小组也做过类似的研究。研究人员从1952年到1954年就读哈佛大学的学生里随机抽出125名男生，要求他们对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进行评价。评分共分四个等级：
（ 1 ）十分亲密；
（ 2 ）温暖而友善；
（ 3 ）还算过得去；
（ 4 ）关系紧张且冷漠。
25年后，研究小组深入考察这些志愿受试者的资料，发现把自己和父母的关系评定为第四等的，健康方面明显要比别人差。令人惊讶的是，在声称自己跟母亲关系不很亲近的人中，有91％到了中年便出现严重的健康危机——包括动脉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疡和喝酒成瘾。相比之下，将亲子关系评价为温暖而友善者，只有45％出现健康问题。更明显的是，将亲子关系评价为紧张且冷漠者，步入中年后百分之百健康发生严重问题。与此相反，与双亲关系都很亲密的人，中年发生严重健康问题者只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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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活跃者可能更长寿
莉萨·柏克曼博士和她的研究小组在一项名为“阿拉美达郡研究”的医学研究中，发现亲子关系与罹患癌症及其他致命疾病之间，也有类似的关联。他们在临近旧金山的阿拉美达郡，深入考察了将近7000名成年男女的健康状况。（ 图二十、图二十一 ）
1978年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称，那些欠缺社交和亲密关系的人，在1965年到1974年9年内死亡的可能性，为正常人的19—31倍。缺乏亲密关系的人，因心脏病、脑中风、癌症和其他许多病症而死亡的危险性，尤其容易大幅蹿升。陷入社交孤立和孤单境地的人，死于各种癌症的危险性也有明显攀升。女性罹患乳癌的危险性尤其显著。
雷诺博士和他的伙伴将研究进一步往前推，开始考察阿拉美达郡最近诊断出乳癌的将近1000名妇女。与先前的发现同样真实的是，初步诊断患上乳癌的妇女，若欠缺亲密关系和情感支撑，她们在五年内死于乳癌的危险性，将是两者都不缺妇女的两倍。图二十、图二十一社交人脉、年龄和死亡率：
加州阿拉美达郡研究发现的死亡率百分比（ 含各种死因 ）
资料来源：Berkman & Syme，1979
马歇尔博士和方趣博士花了更长时间对阿拉美达郡的居民进行研究，他们在1990年发表报告，提出社会支持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对象为283名妇女，他们早在20年前就已诊断出癌症。研究数据再次显示，社交比较活跃、与他人有更多往来的妇女，可能活得更久，也相对不大可能发生病情复发、癌细胞移转的问题。
我并未与玛格丽特谈论这些研究的内容，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发现与她大半辈子尝尽的寂寞和孤单太相似了。我反过来将这些研究归纳了一下，把焦点放在正面的部分。“我们并不知道沮丧可以抑制免疫系统和降低抵抗力，那可不是好消息。”我告诉她说，“好的消息是，这个道理逆推起来也能成立，你也可以助免疫系统一臂之力，让它来对抗疾病。”
然后我问她，是否有哪些时刻让她感觉特别脆弱、特别沮丧，她的回答是：“晚上11点上床睡觉的时候，可以依靠的人一个都没有——昨天没有，今天没有，明天也没有。我在寂静的夜里眼睁睁地躺着，陪伴我的是下腹部那颗大得像柳橙的肿瘤。那是让我无法忍受的恐惧感受。”暂停了片刻，她接着说道：“我想让家充满生命。明天，明天我要去买一只小狗，然后买一只小猫、几条鱼，甚至几盆植物。我家一向安安静静、空无一物，我早就受够了。我要让它恢复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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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给了患者更多的存活机会
我马上支持她购买宠物的决定，并且告诉她，我和同事医学博士亚伦·凯奇头一个向世人说明宠物如何帮助心脏患者康复。我们刚开始做这项研究时，还看不出宠物相伴那么平常的事，对一个人的寿命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我们追踪观察了多位心脏病患者，他们刚从一所大学的心脏病护理中心出院。经过一年的观察发现，有宠物做伴的患者比没有宠物做伴者显然有更多活下去的机会。即使我们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变量，结论还是一样。宠物相伴显然可以减轻患者的寂寞感受，在实质上增加了他们长期活下去的可能性。（ 图二十二 ）
我也支持玛格丽特参加教会活动的决定，并且告诉她一位女士的名字。那位女士在某个地区性教会活动，这里有一些成功的活动项目，而且跟玛格丽特家庭信仰十分接近。我知道那位女士会很乐意地将玛格丽特介绍给教区所有成员认识，帮助她体验到群体之爱的力量。图二十二冠心病急诊出院后一年存活率与有无饲养宠物的关系
资料来源：Public Health Peport（ 1980 ）Vol95（ 4 ）307…311
我让她阅读伯尼·锡格博士的《 爱·医药与奇迹 》。锡格博士是耶鲁大学的癌症专家，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希望、社会支持与癌症患者生存之间的关联。我同时告诉她，因特网上也有不少网站，她可以跟许多支持团体交流自己的挣扎过程，也可以跟罹患相同病症而活下来的人交流。
我同时推荐她阅读戴维·史匹格博士的新书《 脱困而活：面对绝症的新希望和新帮手 》。史匹格博士的研究最早发表于知名的英国医学刊物《 柳叶刀 》，颇有嘲讽意味的是，他本来是想证明社会上的心理支持对于罹患乳癌的妇女帮不上太大的忙。研究结果出来后，他承认自己大吃一惊。他把患者分为两组，施以相同的治疗，其中一组在手术后的头一年，额外让她们参与每周一次的团体心理治疗。五年后结果显示，参与过团体心理治疗的患者存活率是未参加者的两倍。
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佛西博士和他的研究伙伴也观察到类似的结果。他们研究两组罹患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存活率，与史匹格博士的研究一样，这些患者都接受了相同内容的治疗，不过其中一半的人额外安排了六周的团体心理治疗。五年之后，研究小组吃惊地发现，没接受过六周团体心理治疗的患者，死亡率竟是那些能够跟其他人谈自己挣扎经验者的三倍——仅仅六周的治疗，在五年后的统计上居然有如此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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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会放逐的同性恋者
到目前为止，本书所介绍的临床个案和长期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提出一个可供验证的假说。譬如说，我们可以假定单身、丧偶和离婚的人将会更加遭受寂寞之苦，这么说并非毫无道理。然而，这个假设绝不能误解成已婚的人就不会出现夫妻关系恶化，不会感到同样的孤单，有的人甚至比那些未婚者更加孤单。
当然，玛格丽特的例子给人的初步印象，是她的婚姻关系很糟糕，既让人灰心沮丧，健康又受到可怕的摧残。而许多单身、丧偶和离婚的人，他们能够各自过着至为惬意的生活，社交方面得到满意的调适，却也是昭昭的事实。
此外，许多生活形态在人口统计上会被归为单身，不过人口统计的分类跟他们的实际生活状态却是两回事。神父、僧侣和修女虽然被调查者列为单身，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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