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哭声无人听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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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带入生命的最低潮。列维斯说，死亡是生命“交易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痛失所爱所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但这样的痛苦我却久久无法平复。
　　陷入心碎的愁云惨雾之中的我，再一次被人提醒爱所具有的救赎本质，以及友谊所能发挥的治愈能力。那些长大成人的子女、朋友，还有最最心爱的妻子都在我的身旁，决心将我挽救出来，使我不至于成为自己那些著作里医学统计数字的一部分。他们联合起来，以爱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活力让我振奋，鼓励我坚持下去。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它是我个人生命中“交易的一部分”。
　　我所遭受的丧亲之痛，很难通过“自助”解脱。虽说一个人有很多办法来应付自身所面对的寂寞和伤痛，劝人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却不啻痴人说梦。
　　我以为，凡是经历过痛失所爱的人总能领悟到，人即便陷入一己的哀痛之中，生命依然会进行下去。以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每天仍然要为患者门诊，他们中有许多人面临着危及性命的医疗问题，包括心脏病和癌症；有的人则承受着自身遭受打击的巨大痛苦，婚姻生活不幸福的情感煎熬，子女带来的精神折磨，或是生活中的孤单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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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书的缘起（1）
此外，我个人生活的承诺，包括完成这本著作的过程，也颇值得一提。在弟弟去世数周之后，我来到位于费城的宾州大学，应好友及长期合作伙伴亚伦·凯奇（　Aaron　Katcher　）博士之约，与他的那群学习商业的研究生会晤，亚伦博士教的是“工作场合的压力与沟通”课程。
　　几个月后，我开始着手修正、更新并扩充《　破碎的心　》的内容。这本书已经绝版了，亚伦向我抱怨说：“每个学期都要为研究生影印这本书，累都累死了。”他敦促我修订这本书，更新数据，补上最近25年来我们共同研究累积下来的有关孤单寂寞和过早死亡的心得和看法。
　　那天晚上会晤的研究所学生，大部分是普通产业、医疗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中高级经理人。亚伦要求他们阅读《　破碎的心　》，严格梳理该书内容，准备好问题，提出他们认为应该在新版中加以说明的内容和建议。可能是那天晚上我仍被丧亲打击所苦吧，但无论如何，我和那些研究生的见面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进展。
　　这群中年人一致认为，与我那本书出版时的1977年相比，现在的孤单寂寞问题可要严重得多。他们也一致同意，关于人类的孤单寂寞问题，有许多资料那本书并未收入。一名学生提醒我：“在现代社会中，离婚绝非孤单的唯一根源。”她同时表示，希望该书在修订时，能更加侧重其他孤单寂寞发生的原因。
　　有多位学生提到，在每天与人面对面谈话时，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名学生推测说，这可能是因为大家越来越依赖电子媒介式的沟通，而回避面对面对话的需要所致。另外一名学生指出，这种新的沟通方式在大幅降低，在许多情形下甚至消除了与他人接触的需要。一名年龄较长的学生说，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让许多人觉得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每讲一句话所受到的压力就像在监狱里受酷刑一样。有几位学生则嚷着说，健身水疗的风气已经席卷了美国，不知是否能设计出某种水疗的方式，提供各种练习，帮助他们更容易和他人面对面沟通对话。
　　为了强调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亚伦提到全美公共电台报道法国咖啡厅的新闻片段。他说，在法国每年有上千家的咖啡厅歇业，巴黎业者试图在咖啡厅举办团体治疗的课程，招徕顾客参与，好让人们多讲讲话。一名受访的法国民众说，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人一有机会就侃侃而谈，现在却要得其同意才开得了金口。
　　亚伦又说，那个节目提到了两个有趣的统计数据。第一个数字显示，法国人爱服用振奋情绪的药物，其比率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高；第二个数据是法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显示法国人每天花在交谈的时间较过去十年滑落了二十个百分点。
　　亚伦的话让人想起在英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改变——这个趋势几乎在所有后工业化国家都看得到。例如路透社发布的一篇新闻指出，在未来20年内，英国结婚的成年男女将少于一半，一名政府精算局的统计专家指出，“2011年已婚成年人口比例将从1996年的55％降至48％，2021年将降至45％。到了2021年，独身男性的比率预计将攀升到41％”，比1996年高出25％。
　　在冰岛，非婚生婴儿的出生率现在是65％，所有后工业化国家也发生类似的转变。在美国，路透社“我们的联邦”系列报道也反映出相同的趋势。报道指出，1970年到1990年间，美国人结婚的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一。
　　现代美国社会孤单寂寞问题恶化，亚伦的学生似乎也相当熟悉，这些事实包括比比皆是的离婚现象，以及经济压力使得两性关系更加恶化；美国单亲家庭的数量越来越多，遭父母亲遗弃的孩童数量节节攀升，没有跟子女一起生活、困守在赡养之家的老年人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他们都十分清楚。
　　“我们对共同的过去没有感觉，与上一辈人不亲近，毫无历史感，因此对自己的根没有感情。”一名学生指出。他又说道：“一旦没有这样的根，我们的社会就丧失了将大家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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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书的缘起（2）
有多位学生谈到维持长久的友谊越来越不容易，以及正在美国许多角落破坏并肢解小区共同生活的力量。也有学生说，退学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一趋势造成了社会的疏离、孤单问题，而最终结果则是早夭。好几位经商的女性学生也谈到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男女犯案入狱，都市街道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毫无意义的暴力事件。“当晚上在街上有陌生人靠近你时，你所能感受到的只有害怕。”一名女性学员说道。
　　一名年轻人疑惑地说道，倘若孤单问题已成为现代生活如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的医学统计专家将看不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说不定人类已经用相同的方式适应了其他的问题，我们将会住在各自的塑料气泡空间里苟活下去，跟任何人都隔绝不相往来！说不定我们会适应孤单，对它的毒害产生免疫力。说不定因特网会成为不光是相互沟通，还包括两性关系的主要模式，在网络空间里，我们都能待在安全而隐私的聊天室里，与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进行性爱！说不定我们会研发出消灭这种痛苦的药丸，借以忽视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有段特殊的评论更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一名资深的企业主管很有把握地断言道：“孤单是现代社会最大的瘟疫。”然后他又以同样的口气说：“你的统计数据谁也无法争辩！”他顿了一顿，好像陷入自己的思绪里头，才又问道：“但是，在读过你的书后，我想要明白的是，为什么爱那么脆弱？为什么爱那么难以捉摸？”
　　然后他以比较缓和的语气接下去说：“我想在场的人都同意，爱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礼物，而它却那样脆弱，那样难以维系。为什么我们会从彼此的关系里逃离，那么轻易地就将生命中最最珍贵的东西弃置不顾？身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却老是选择疏离和孤单，而不是同伴和爱！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就向愤怒、憎恨和暴力屈服，要不就是对身边人的命运完全冷漠，就在爱是你明明想得到的时候？”
　　“那跟权力有关。”“那是为了操纵。”“那还比较简单。”“爱需要下许多工夫。”“爱让你变得脆弱。”“遭到拒绝的话，创伤会很深。”——所有这些，都是当晚同学们随口表达的反应，然而他们的回答却都不足以让我满意。当亚伦提及这些问题时，我发现自己也在扪心自问，为什么我必须为弟弟的死这样地久久陷于哀痛之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拷问自己，生命中真正珍贵的是什么？的确，那么重要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错失掉？为什么当试着去爱的承诺能够得到如此明显的治愈转机之时，我们却如此容易就陷入孤单，或是向愤怒投降呢？
　　那天夜里我返回巴尔的摩，这些议题的重要性牢牢地攫住了我。就是这个信念逐渐将我拉出《　破碎的心　》的单纯修订，转为撰写这本《　我的哭声无人听见　》。这本书所涵盖的并不只是一些健康数据和死亡率的统计资料——那是脱胎自《　破碎的心　》里婚姻问题统计的论述——而是从孤单，包括求学失败引发的早夭死亡率等其他来源所得到的证据。
　　因为从学校退学的人将会碰到一辈子的沟通困难，演变成社交孤立的毁灭类型。与单身、丧偶和离婚者一样，退学的孩子也会感到同样的孤独和无助，因心灵破碎而死亡的危险也同样地高。他们也将与朋友、爱侣和社会所能给予的安慰绝缘。同样的，生命的灵药也无从获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哭喊却无人听见的苦况，可能比任何人都来得厉害。就像许多孤单无助的人一样，此种求学失败的庞大支流将汇入社会孤立和疏离的主流里，正在耗尽我们国家的健康资源。
　　然而，诸多支流在现代社会汇集成越来越高的孤单浪潮，这样的概念明确告诉我们，解决之道并不是单纯的劝告，或毫无内容的警告——比如要当事人“自助”。劝人“走出泥淖，去交个朋友”只是简单地掩饰了这个议题的复杂性。我并无意为这样的行动泼冷水，然而，试图仅以自助的方式脱困，在面对孤单的感觉时往往会变得狼狈不堪。
　　

写作本书的缘起（3）
问题也不像《　芝加哥论坛报　》在评论《　破碎的心　》时所说的“离婚总比死了要好”那么简单。而孤独的儿童、极度缺乏自尊者以及举目无亲的病老之人，也都无法靠着结婚来解决自身问题。
　　婚姻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神奇的魔力，美国有如此多的婚姻以离婚收场，便已证实了这点。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本书所乞灵的并不单是向当事人的婚姻伴侣求得，还希望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能伸出援手。大众心理学中那种肤浅的解决之道也不适用，因为孤单自开天辟地以来便困扰着人类，真正的解决之道还牵涉到对于过去的那一套有着更清楚的认知。
　　学校教师、牧师、神父、各个教派神职人员以及拥有丰富历史智慧的人必须要扮演核心的角色，政界领袖也一样。各种媒体的文化评论者也一样，他们在塑造公共舆论上如此有影响力。此外，在第一线每天看到那么多孤单受害者的医疗专家们也必须加入这场战斗，帮助扭转乾坤。本书的医疗信息明确显示，我们别无选择。假如现代社会的孤单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一场惊天浪潮终将泛滥开来，让我们国家为之破产。
　　

一名士兵爱的故事（1）
从费城回来后，欧林·利瓦伊刚好是我头一个门诊的病人。76岁的他，曾经和太太朵特经历了生命中的一场巨大痛苦和磨难。数年前，夫妻俩都接受了心脏血管绕道手术。从那时起，他们每个月都来我这里门诊一次，做追踪治疗。
　　像许多心脏病患者一样，欧林在以极大的困难表达自身情感上的挣扎时，每次都会引发血压的急遽升高——沟通问题让他吃了一辈子的苦。不过，在我新的治疗方法之下，他的情况有很大改善。他讲话时血压急遽升高的情况，以及神情放松时的血压，都比我们初次见面时低了许多。
　　欧林在本能和喜好方面，是个哲学家、诗人兼音乐家，我想昨晚在费城遭遇到的那些问题，他应该会格外感兴趣吧。在大致描述了那些研究生和他们所讲的话后，我问欧林，依他看，爱何以如此脆弱，如此难以捉摸。欧林一生中得到妻子和朋友的爱，深深的感激已成为这个人的性格特征的重要方面，因此我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觉得，在生命中找到爱或维系爱是如此之难。
　　他最初的反应完全迷惑了我，似乎跟前一晚讨论的问题完全无关。一开始，他好像是在漫无边际地聊着，叙述着半个世纪前的往事，那些事历历在目，深深镂刻在他的内心。在他讲述的时候，血压快速升高。当讲到1945年5月2日，他23岁生日在德国布拉努森林发生的事情时，他忽然落下泪来。那时已近二次大战的尾声。当他讲起最亲密的朋友法兰克·瓦蓝库斯中士时，那些事情仿佛就在眼前。
　　1945年5月初，欧林和其他4200名美国空军被俘人员处于心力交瘁的地步。他们被迫从位于奥地利境内克伦·尼森铎的第十七战俘营跋涉281英里，走了17天。在到达这片偏远的森林时，战俘们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濒临死亡。腹泻、脱水、饥饿，加上控制不了的反胃呕吐，回荡在这片春天夜晚的布拉努森林里。
　　一年半之前，也就是1943年的12月，21岁的欧林·利瓦伊是个B—24轰炸机的机枪手，在希腊首都雅典的两万七千英尺高空飞翔。那天早上很冷，气温是华氏零下二十五度。他所属的飞行中队刚从利比亚的班加西换防过来，此刻正飞离意大利的布尔迪西。欧林很高兴能执行这趟飞行任务，以为万一遇上了麻烦，会比较容易平安地返回空军基地。那次轰炸普洛斯提油田时，他的飞机受创严重，现在他感到有了更多的保障。然而，雅典周围山区发射的高射炮火突然粉碎了他的美梦，他的飞机发生爆炸，迅速往下坠落。
　　飞机被击中时，他的脚踝被炮弹碎片打碎了，右手也被严重冻伤。当降落伞在雅典北部山区上空张开来时，欧林往下看着这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故乡，时间仿佛凝结。这名来自巴尔的摩的小伙子，离开了十八岁的女友朵特，听任她孤单焦急地等待自己归来。而此刻，他正心怀恐惧地缓缓降落到一个原本想都没想到的世界，浑身冷得发抖。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落到敌人手里，也明白自己具有犹太人的血统，他觉得挂着士兵的名牌很不明智，于是只穿着内衣内裤和一件防寒保暖的飞行装。
　　一年多以后，在布拉努森林里，四周漆黑，他颤抖地坐在法兰克·瓦蓝库斯身边，这对难兄难弟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只剩下一片面包了，他们争论了好几个小时该由谁来吃。法兰克坚持欧林必须活下去，欧林则认为法兰克活着的机会较大。他们就这样争来争去。
　　在布拉努森林那个悲惨的夜晚，法兰克和欧林无法就谁该吃掉最后那片面包达成协议，最后同意各吃一半。法兰克自愿第二天早上离开他们，到外面求援。他要是胆敢往大路上走，便有被射杀的危险。清晨太阳升起时，法兰克和伙伴拥抱过，便上路了。
　　欧林一开始只是拿眼睛望着他，随后喊着让法兰克等一下，他坚持说：“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出发的，可那一天正是欧林二十三岁的生日。而巴顿将军的先头主力部队，已有数百辆坦克驻扎在数千英尺外，翻过一个山头就到了。事实上，战争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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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士兵爱的故事（2）
欧林突然回到那个晚上那位企业主管的问题上，并再一次为自己忍不住激动落泪道歉。他因哀伤而颤抖着，轻声说出了那个字：“爱。”他停下来平复一下情绪，又接着说：“让我们能够活下来的没有别的——法兰克甘愿为我而死，再没有别的爱比这更伟大了。除非你遇上了，否则你绝不会了解那是什么。除了我的妻子，没有人真正了解过。这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