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哭声无人听见-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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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没有一种观念，会比教育上接受一种名叫智商的“心智功能”，更能让数百万计的学生在不经意之间为之沮丧。这个概念原本是以利于他人为出发点，防止脑部受损或心智障碍的孩子在普通教室里遭到求学失败的创伤。但在20世纪和21世纪却主宰着教育界。
　　“心智功能”和智商的概念以各种方式量化成形，大家心照不宣，却都把它们看做是学业表现好与不好的基本解释。人的对话被认为是心智，智商也被认为是心智。在教育的过程中，真诚对话的重要性就被视为无足轻重。柏拉图“对话”的理念被取而代之，一种新的教育哲学被现代教育奉为圭臬。在当前的教育模式里，他们要求一名孩子乖乖坐在椅子上不讲话，接受知识的灌输。个个政治人物都相信计算机和因特网将成为伟大的教育平台，仿佛人的接触本身和人际对话再也不重要了。
　　因此现在的人全都以为，一个来自家庭沟通失调的5岁孩子，在学校里依然能够表现优异。世人没有看到的事实是，儿童未能明白言语是沟通和分享感情的工具，现在却被用来伤害、控制、羞辱和摧毁——大家却认为这个结果和教育毫不相干。
　　许多教师几乎无法理解，教育的本质是沟通，也是孩子家庭生活的延伸。
　　因此，一名孩子在最初五年因为语言而导致的寂寞，迅速化为求学的梦魇。一开始学到的教训就是不被人爱和不能爱人。如果再增添一个信息和创伤——智不如人，问题就更加严重。这致命的一击，全美国的教师每天都在犯着。他们也是出于好心，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生命的权利、自由，能够获得幸福快乐。不幸的是，这种致命的创伤会在求学失败的十年到四十年之后在体内爆炸。将它命名为心脏病是种错误，应该说是心碎。
　　这样的过程也没有阶级之分。因为很明显，即便是“上等家庭”的孩子，也一样会遭到父母言语的荼毒。这些有钱人的小孩一样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贵族学校的教室受挫或遭到排斥。他们不仅会被人说成笨蛋，还会被贴上“独行侠”和“社会适应不良”的标签。有些孩子最后拿着霰弹枪、土制炸药和高杀伤力的自动步枪，病态地效仿那些为了建立自尊的滥杀无辜者。然而，大部分人却悄然隐遁，自愿充当社会放逐者，天年未到就含恨以终。
　　这些问题也会引发恶性循环。在1999年美国心脏学会年会上有份报告说，即使社会经济背景相仿，母亲学历比较高的孩子的血压读数将比母亲学历较低者低。孩子虽然属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族群，但只要他的母亲学历好，他在压力底下血压的反应就会明显偏低。为了说明了这种跨越代际的现象，美国心脏学会引述维吉尼亚州立大学道恩·威尔森和温娣·克莱华两位博士的意见说：“母亲学历比较好的孩子会觉得，自己能够找母亲谈论生活中的压力事件。”
　　

孤单问题如何解决？（3）
还有一点：因为孩子的不信任而无法与孩子沟通的老师，在施教过程中也要付出心血系统的代价。因此，与问题孩子打交道的老师，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因为那些孩子不相信言语是用来与别人沟通的。
　　当我们要求这些老师必须关爱受创严重的孩子，每天和最孤独的孩子沟通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在要求老师把自我给予别人。那可能是让人心力交瘁的经验，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虽说薪水待遇的提高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从医疗开支的角度看，多花点钱还是很值。
　　增加人力可以将援手伸向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也可以伸向他们的父母。光是提高照顾问题严重孩子的教师薪水，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还可能演化成一种巧妙的教育资源滥用。孩子能够分辨出谁在真正关心自己。教书并不仅仅是职业而已，是一种事业，也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它一定会影响到未来的身体政治，影响全体民众的健康，以及所有社群的政治对话。
　　一个新的教育观迟迟未能出现。身体的孤单寂寞被认为是各不相关——寂寞的心脏被认为不过是抽水的泵。一定要用新的教育观和医学观取而代之，真正的对话，包括传道授业的对话，都是心脏能够感受得到的。
　　但愿学生和教师都能看到，当一个人开口讲话时，其体内的五脏六腑也跟着在变动。但愿他们能理解，人在对话时，有一兆个细胞在共同参与。这样一来，所有外在的差异——性别、种族和智商——将全部纳入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里，表明一场教育的对话，要比人在秋天明净的夜晚凝视着的银河系还要复杂。教育的对话已演变成一场达尔文式的生存竞赛，使情形越发恶化。每一所学校都在较劲，看谁能把更多的学生送进哈佛大学。达尔文式的竞赛里，只要有赢家，就必定有输家。
　　孩子的心灵是宝贵的，不要轻易将它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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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同样需要自己
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类所有的关系都免不了崩解。与他人结缘的最终代价，就是他们一旦健康遭到摧残，或死去，我们一定会尝到打击和痛苦。无人能够躲避那样的痛苦，每个人都不得不一再付出代价。
　　就像潮汐的起落，人际关系和对话在一生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散，包括失去父母、丧偶、离婚、分居、亲友死去、子女离开家庭、邻居他迁或彼此失和、老朋友退休等等。幼儿期、青春期、中年、晚年——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失去有缘相聚的人。
　　因此，培养人际关系的处方是一剂独特的补药。它一定会遭遇两难，部分原因在于：让人幸福美满的伴侣关系一旦失去，也可能严重危及健康。
　　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人际纽带无可避免的崩解，还会更进一步地让寂寞主宰整个生命。许多人不惜把生命消耗在社交孤立中，或者让人际关系为之破裂。虽说婚姻失和、离婚和社交孤立久已有之，绝非一朝一夕之故，但谁都未能指出人际对话在归结到精神层面之前，该隐便已犯下了谋杀兄弟罪。
　　再者，激烈的感情冲动造成太多人际关系的失和，这与人的信仰无关。有些人因为感情困扰，就是无法与他人共处。
　　例如，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与同伴相处不好，是受他自身精神不正常的影响，和任何精妙的社交哲学毫不相关。不爱交际者的无所归属、自恋者的自我封闭，都不大可能仅仅因为“要爱他人”的劝诫而被动摇。对一个受感情困扰的人说，为了健康赶紧和人打交道，不啻是告诉他们往花岗岩射偏的子弹会正好打中他们。
　　对许多独居者而言，最难过的是他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努力，却一再失败。许多为寂寞所苦的人觉得，为了找到伴侣，他们已经尽了所有的努力。无数次失败养成的悲观心态，看不到其实别人同样非常需要自己，也看不到自己非常需要别人。
　　对于托马斯·吴尔夫所描述的“寂寞深夜无语的守望者”，我们必须明白：那样的人还有好多。我们必须伸出友谊之手，让他们明白并非只有自己寂寞着，自己也能建立情谊，而且需要友谊。
　　这种两难使得本书主题的复杂性更为突显。疾病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疾病中熬过来也很复杂，体验人际关系、爱、寂寞、生和死等等，也同样地复杂。这些体验必须从个人和文化的层面来衡量，问题更是复杂。每个人的童年经验，与人对话的经验、疾病的历史、友谊与爱、婚姻、人际困境和所受过的打击，全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为了健康而培养人际关系的准则，必须因这些独特的历程而更具针对性。与此同时，这些准则顺应所有人的社会生活背景。
　　基于这些理由，如此重要的议题在这里就轻轻带过吧。因为现在已有许多谈论压力、焦虑、悲伤和沮丧的书，很容易找到。大部分图书将这种情感回溯到人际困境上面，而所有感受都与心脏病和过早死亡的可能性升高有关。我不再重提临床资料，而将讨论限制在较为普通的社会背景上，即个人情感反应发生的背景。这并不表示焦虑、沮丧这样的情感反应不重要，而是我相信，对于因为人际关系破裂而遭受痛苦的人来说，那些信息和指导原则已经足够。
　　前面提到，心理分析专家曾试图让心脏患者得到感情的宣泄。我再一次强调，我从未见过心脏病患者因谈论自己的过去，或渲泄对父母、子女或配偶的愤怒或不满，而让病情得到改善。这种“宣泄”不但不能缓解病情，反而造成血压和心脏功能的剧烈反应，有时甚至危及生命。
　　大量增加的研究指出，支持色彩越多、越是以认知为基础的疗法，对患者越有帮助。虽然我认为理想的疗法应该包括在诊疗对谈时，对病人心跳反应的监测；不过已有十几个研究证实，医疗人员如果用分段控制的方法进行感情对话，帮助病人承受痛苦经验的话，可能降低病人心脏病复发的危险性。
　　

我们彼此需要，彼此依靠（1）
大致说来，人类的孤单问题和治疗都不算什么新鲜事。就拿亚当来说，当他在伊甸园踽踽独行的时候，他并不觉得快乐。直到拥有了形貌与他相像的伴侣，情形才为之改观。在伊甸园的创造者决定“那人独居不好”之前，生命之书尚无法开始，耶和华就认为没有了伴侣，伊甸园是不完美的。
　　在人类的历史里，这个看法早已被人接受。千百年来，许许多多精致的典礼、文化传统和宗教仪式的形成，都在为人们提供着接触和交友的机会——给那些寂寞的人和遭到打击的人。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些风俗传统为无数的人带来了安慰。虽然人类处理寂寞问题有着悠久的历史经验，我们的社会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找到伴侣。
　　17世纪，笛卡尔以他所谓的科学为基础，在客观性之上，英雄般地建立了一套新的医学体系。在此之前，科学（　science　）这个字是大写的Scientia，基础是客观和主观兼具的知识，也包括来自神的知识。我主张回归到“Scientia”的概念。医学所根据的并非只是客观的科学，也应该包含人的智慧。那就是大家都容易懂得的智慧：宗教、音乐、艺术和自然环境都具有治疗的力量，我们要把这种智慧应用在到处肆虐的寂寞病症上。
　　科学式的客观除了斲伤宗教的治疗角色外，也挑战了宗教的社会角色。于是，宗教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一种经常性的社交接触的方式，为之黯然失色。即使宗教没有其他内容，那种把人们一个礼拜聚集一次的仪式，让大家觉得自己是团体的一分子，不致那么孤单。爱默生充分明白这一点。他在1841年写道：“在大街上，教堂里，我们看到那么多人。我们与他们并肩坐着，虽然并未讲话，但是我们多么高兴能在一起！读着那些流盼四顾的眼波，其中的话语默识于心。”
　　如此重要的社交机制，绝不只有宗教一种。每一个把人们聚集起来的团体，在某种程度上都发挥了这种功能。许多团体表面上有别的宗旨，用意并不确切，但却具有非常真实的社交色彩，都应该得到承认。我们必须了解，社交团体的重要性如果遭到贬抑或抹煞，则它们所留下的空缺，并不会由新创设的团体自动填补。社交的需要是对外扩散、非确切性的，我们最好把它归结为单纯地想和别人在一起的欲望。不管其宗旨如何，每个团体都满足了人们与他人在一起的愿望。
　　对于人类情感的所谓客观态度，已造成为数甚多的人对人际关系和寂寞采取了异样的态度。独立自主、个人主义和自由受到普遍青睐，依赖则被人忽视。对他们的需要在今天被视为软弱的象征、社会的罪恶。仿佛“自由自在的心灵”除了生物上的需要外，就不应该和他人互动，除非出于个人的选择。缺乏伴侣的人会不经意地受到鼓励，以沉默或其他极为巧妙的方式放弃他们对伴侣的需要，从而接受现状，沉湎于离群索居之中。根据这样的定义，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完全独立，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解脱自在。在这种思维背景下，当前的寂寞已被全新包装，成为自由的代价。
　　第二种理解姿态也十分强势——认为孤单就是软弱的表征。如果一个人真的独立自主，他就应当快乐，而不会为孤单所苦。新的个人主义者似乎很为这种毫不相属的认知感到得意。这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在小说《　一九八四　》里所谓“新语言”的好想法——只有在这个情况下，寂寞才不是邪恶政府传声筒的牺牲品，而是他们自我欺骗的牺牲品。
　　在20世纪，社会逐渐对人类的孤单提炼出一种反应方式，对它的最佳定义就是“视而不见的文化协定”。这是一种奇特的共谋结构，某些孤单的受害者被看成自作自受。这种共谋结构包含对孤单的某些面向的巧妙否认。
　　前面提过，许多人——其实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孤单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存在的。虽然大言琅琅，“孤单”两个字却似乎与感受毫不相干，尤其与这个意念造成的痛苦毫不相干。“如果你不说你很孤单，我也不说我和你一样。”随着文字意义的变迁或流失，孤单给人的印象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没有人为此受苦，所有人都是自由自在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任何人想要有一段“关系”就可以立即拥有，那样很“酷”。谁想闭关静坐也悉听尊便，那也很“酷”。事实上，每一件事情都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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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彼此需要，彼此依靠（2）
许多孤单之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寂寞，他们似乎并未受苦，因此他们不得不相信：只有一个人为此而受苦时，他才不应该讨论自己的悲惨遭遇。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唯一觉得孤单的人，因此不得不告诉自己，孤单只是个幻影。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家都害怕承认那个事实。
　　我们已越来越难以分享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彼此需要，也真的彼此依靠。然而，许多人总是用陈腔滥调安慰自己：“我没事，所以你一定也没事。”——尽管很少人真的“没事”。若不然，我们所感受到的沟通困难可有别的解释？也许“男人来自火星，女人则来自金星”。感觉到孤单，感觉真实的对话几乎不可能，却用一些标语胡乱搪塞，只会使得孤单之人更寂寞。
　　我们否认有寂寞造成痛苦，并导致过早死亡的事实存在，结果是许多人不再觉得需要保护自己免遭寂寞的蹂躏。既然大众媒体不断宣扬独立自主的好处，许多人便很热心地试图建构一个免于人际关系“暴政”的世界。
　　就像小儿麻痹症对健康不再造成威胁，人工呼吸机很快被弃置一旁，很多人现在也把曾经提供伴侣的社会支持委弃不顾。甚至，许多原本让人免于孤单的传统文化习俗和信仰，也在过去数十年间受到侵蚀或淘汰。人一旦需要，就再也找不到伴侣。
　　人际关系是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不让它沦于毁灭的命运，每个人都有义务给予支持。这种见解似乎很空洞，事实上它是个涵盖面甚广的工作。人际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种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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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有“你”，否则就没有“我”（1）
置身于一个互不相属、虚拟对话、疏离和人性丧失的社会，单凭个人之力，想避免孤单，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人生的许多层面，似乎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因此，评估我们目前的社交状况，需要对疏离、孤单和快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