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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哭声无人听见-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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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并不夸张。波格露沙这类前瞻性研究带给我们的希望是，到了最后就会出现一种资料的融合，累积在历史上平行发展的两门学科里。它必将促成医学上对于尚未注意的疾病成因的了解。
心理学文献指出，孩童时代的若干生活经验与嗣后出现的生理、情感困扰，关系十分重大。我在这里只能引述少数几项研究。列特·嘉登纳曾经提到，为数甚多的研究显示：儿童如果成长在情感遭受剥夺的环境里，他们的身心将遭到严重摧残，包括身体永久性的发育受阻。
在一份名为《 被人剥夺而成侏儒 》的报告里，嘉登纳再次提及13世纪时西西里国王斐特烈二世的故事。这位国王相信，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懂得一种共同的语言。他猜测，那一定是一种古代的语言，譬如希伯来语。为了证实这种理论，他从产妇怀里夺走新生婴儿，交给乳母代为抚育。他又命令乳母们只准在肉体上哺育新生儿，不能跟他们讲话。他以为这样做，便能知道孩子天生会讲的语言是什么。然而这项实验并没有成功，所有的孩子都死了。“因为孩子没有爱抚，看不到微笑的脸、听不到爱的语言，他们就活不下去。”
20世纪初叶，西格蒙·佛罗伊德极富雄辩地论述了童年经验的重要性。他详尽地描述，亲子互动是如何对成年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在他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许多心理学研究相继跟进，完全证实了诸如父母离婚、骤然失去所爱、缺少关爱和长期寂寞等等童年时代的经验，都会对童年及成年产生重大的影响。
佛罗伊德之后的心理学家都承认，小时候失去父母，对于童年、青春期和成年后的心理问题都有直接的关联。这方面的科学进展，主要得归功于约翰·鲍尔比博士的经典研究。1950年，鲍尔比博士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调查父母之爱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他的报告指出，一个人若是很小的时候就与父母（ 特别是母亲 ）分开，所造成的生理、情感及智能上的伤害将会影响久远。如果这种分离发生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初几年，伤害程度尤其严重。
十年之后，瑞尼·史匹兹博士也指出婴儿骤然失去母亲之后，身体将迅速走向衰弱。史匹兹说，有些婴儿若是突然失去父母，他们会拒绝进食。即使强迫灌食也无济于事，他们最后还是悲惨地死亡。
在凯瑟琳·吴尔夫主持的一项研究里，史匹兹博士追踪观察了美国及加拿大孤儿院的91名婴儿。虽说他们在身体上得到细致的照顾，但大部分婴儿却显得十分沮丧而焦躁不安，发育速度也比不上正常婴儿。他们的体重不再增加，有些甚至反而下降。研究报告指出，91名婴儿虽然饮食良好，得到细心照顾，但仍有34名婴儿死亡。这种情况似乎在婴儿周岁之前的三个月里特别明显，大多数婴儿死亡事件都是在这期间发生。这种婴儿即便是幸存下来，也几乎都会出现各种程度上的身心发育迟滞现象。
幸运的是，观察发现，后来孤儿院对孩子的照顾方式有了重要的转变，慈善机构也渐渐开明起来。母亲探望生病的孩子不再被管理者视为麻烦，反倒在紧要关头里得到鼓励，住进孤儿院照顾孩子。所以孩子们一旦生病，就不会因情感困扰而加重病情。
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纳尔森·欧德威博士和他的研究伙伴也对因身缠多种疾病而住院的三名婴儿进行了反复观察。这三名婴儿都失去了亲情之爱，刚住院的时候全部停止发育，体重下降。后来医生给予他们亲情方面的支持，每名婴儿由一两名护士照顾，婴儿的健康状况因此发生戏剧性的改善。欧德威和他的伙伴指出，被剥夺亲情之爱的婴儿无法对别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对于外界也缺乏兴趣——当某个人或某样玩具从眼前撤离，或者站在陌生人面前时，他们并不会流露出焦躁或沮丧的情绪。
童年遭遇对精神和肉体的影响（2）
不幸的是，这种社会剥夺的破坏性影响，太容易被我们忽略，总以为这些因素与人类大部分成员的境况无关。毕竟，在美国只有很少孩子在彻底孤独的环境中成长。史匹兹或欧德威所描述的案例太不寻常，甚至可以说是极端情况。但话说回来，他们暗示着一种微妙的社会剥夺暗流，似乎已经漫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自己家里长大，但他们的家却往往成为社会剥夺的环境。现代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少，兄弟姐妹沟通的机会越来越少，整个家庭成员的沟通也减少了好多。
先前讲过，过去二十年来单亲家庭的孩子数量迅速扩大，而越来越多单身母亲还被迫走出家庭寻找工作，使情况更加恶化。无疑的，单亲家庭里绝大多数成人被迫赚钱养家，即使不愿意让他人照顾孩子，但也别无选择。
于是，一种全新的孤单形态被嵌进“钥匙儿童”这个名词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放学之后，面对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家。大部分父母外头工作了一整天，最多是回家煮一餐饭，做一做家务，就已经身心俱疲。问题不在于父母是否关注自己的孩子，这毋宁是一种时间、个人和情感的消耗问题。于是，与孩子相处和沟通的功能，越来越多地推给学校、托儿所、保姆 、临时照顾者和电视，自己却不参与，但那些受托者完全可能是糟糕的代理父母。
现在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及成人出现心理失调问题，与当事人婴儿时期欠缺亲子之间的接触有关。数以百计的研究显示，幼年时期若缺少亲子接触或失去父母，可能会严重破坏儿童心理的稳定。有些成年人严重的沮丧、依赖症、精神疾病、各种神经官能症以及自杀行为，从媒体报道可知，他们早年全都是失去了父母之爱。华尔研究过曾经在美国海军服过役的392名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有40％的人在15岁之前，因死亡、离婚或分居而失去双亲中的一位。相比之下，世界各国海军士兵就总体而言，只有11％是这种情况。
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的萝丝琳·莎莉格曼博士和伙伴针对85名青少年进行了研究，他们从该校附属医院住院的患者中筛检出需要做精神病评估的一批人。研究小组发现，这些患者中有364％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或母亲，而失去父亲者的比率又是失去母亲的两倍。而在当时的美国，在学校就读的青少年里，失去父亲或母亲者的只占116％。
美国的古鲁埃克博士、澳洲的葛绿尔博士都曾提出证据说：成年之后不善社交，在早年失去父母的人身上最常见到。葛利戈里针对明尼苏达州不同区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近12万名九年级学生做了深度研究，结果发现：因为死亡或离婚而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孩子，犯罪率和辍学率要比别的孩子高得多。
也许早年精神创伤（ 包括失去父母 ）和后来生理病痛最直接的关联，可以从成年后人际关系的严重问题上看出来。受过严重磨难或无法在成人之后建立亲密关系的人，非常可能就出现在前面所描述的那些死亡率统计数字中。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沉没在单身和离婚的类别里头，一般都欠缺社会支持。
支持这项观点的证据可以从许多数据里获取。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的乔治·恩格尔、威廉·格林和阿瑟·西梅尔就发现，年幼时失去父母和其后罹患各种病症之间有着强烈的因果关系。例如西梅尔研究了分居、沮丧和罹患疾病（ 诸如心脏病 ）之间的关联性，他发现，住院的病人里面有非常多年幼时失去了父母。与刚刚失去父母或即将失去父母的成年人相比，前者往往非常沮丧，所得的病也是各式各样，当然少不了心脏病。
克劳斯·班森博士也做过同样的观察，他研究的是早年的亲子关系和嗣后冠心病、癌症的关系。他指出，许多冠心病患者的父亲年纪轻轻就已过世，他们死亡时孩子通常只有5岁到17岁。虽然这种情形经常被当做“遗传倾向”的证据，但班森说，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其实是情感打击本身，而不是遗传。
童年遭遇对精神和肉体的影响（3）
有个确认早年罹病原因和过早死亡的回溯研究，内容很不寻常。拉尔夫·潘芬巴格博士和他的同伴，对5万名1921年到1950年哈佛大学和宾州大学校友的纪录进行了研究。他们找出了最早因冠心病死亡的590名男性校友，将这些人的情况与随机选出的1180名年龄相仿但依然健在的校友进行比较。
通过九个致病因子就可把冠心病患者识别出来：烟瘾奇重、血压越来越高、体重越来越重、五短身材、早年父母死亡、没有兄弟姐妹、不爱运动、自我封闭而且社交孤立，以及童年患有猩红热。
对早年父母死亡与子女罹患冠心病之间的关联，最常见到的解释是“遗传倾向”。然而潘芬巴格和伙伴以4万名学生为对象，研究其中的自杀现象（ 一般不会认为这跟基因有关 ），结果发现宾州大学有225名校友在刚毕业的那几年自杀。他拿这些案例跟大批随机取样的校友相比，发现自杀者最可能来自这样的家庭：父亲颇有社会地位（ 通常是医生 ），双亲都受过大学教育，父母分居或父亲在自杀者幼年时候死亡。
而其他的特点则与因冠心病而死者相似：烟瘾很重、不参与课外的体育运动、自我封闭且社交孤立。潘芬巴格推测，不参与课外的体育运动，反映出孤单寂寞、恐惧、敌意和挫败感比别人严重。他还指出，父亲的致富或成就也可能带给儿子负面的影响，其方式是：亲情的缺乏，很少陪伴子女并给予咨询，让孩子过度承受有样学样和力求完美的要求，或是对儿子的成功与努力不感兴趣，觉得不必要。
简单地说，这些对名牌大学毕业生所做的研究相当吸引人，从中浮现的画面牵涉到类似的生理因素、人格倾向和生命的历程。年幼时期失去父母、社交孤立和孤单寂寞的人，到最后自杀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非常高。潘芬巴格和伙伴将他们的研究发现总结如下：
那些日后死于冠心病的学生，没有兄弟姊妹的比率比较高，而且在入学前失去父母之一或全部失去的比率，也比其他人高。不过，就死于冠心病这件事而言，儿童时期的生活状况和父亲或母亲的早死只是独立的前兆……发生其中任何一种事件，也许都有精神上的重要性，因为日后我们将会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这类死者在生前说他们有疲惫感和焦虑感。离家负笈就读大学的人都会有这种不安全感，而在单亲或是独生子女的家庭里，过度的占有欲或过度的保护，也许会让这种不安全感更加沉重。
另外一种童年经验也会对人一生的健康造成重大影响。与家庭背景的数据不一样的是，这些数据可以用更为客观的方法来研究。与成年人的婚姻统计一样，教育体制也是我们在儿童身上取得重要统计数据的一个宝贵窗口。虽然教育机构通常很少让人联想到孤单寂寞和社交孤立，也很少跟心脏病和过早死亡等问题发生关联，客观的数据却描绘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死亡率与教育程度的逆向关系
1968年，美国第一个围绕教育对于死亡率所造成的影响的科学分析，由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科学家——伊夫林·北川和菲利普·豪瑟博士联合发表。这项研究后来经过修正和扩充公开出版了，书名是《 美国境内的死亡率差异 》。他们根据1960年人口普查所做的生命统计分析，让世人第一次了解了死亡率和教育程度之间令人惊讶的逆向关系。
书中指出，几乎每一种死亡原因都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居多。他们发现，没念到八年级的白人女性过早死亡率竟然比同年龄大专毕业女性高出105％！如果是男性，整体死亡率竟高出了64％！
北川和豪瑟的结论是，如果大专毕业者与教育程度低下者的整体死亡数字比率与统计资料吻合的话，那么1960年将近有25万的美国白人死亡，此后每年也将保持这个死亡数字。
在每个年龄层，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死亡率均比较高，值得注意的是25岁到64岁之间的差距尤其大。根据人口普查报告，1960年各年龄层死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人，占过早死亡人数的七成。教育程度最低的白人女性死于心脏病的比率，几乎是念过一年以上大学女性的三倍！
图三十一显示，教育程度最低的男性高血压死亡率是大专程度者的1．8倍，女性则相差几乎三倍。死亡率增加同样急剧的还有心血管肾脏病，教育程度最低的男性和女性，死亡率几乎两倍于大专教育程度者。
相同的趋势也在死于癌症的情形中看到。在因肺癌、气管癌和支气管癌而过早死亡的男性中，教育程度最低者的死亡率几乎是大专教育程度者的两倍。胃癌也一样。至于小肠癌和直肠癌，则高出22％。至于女性，教育程度最低者的尿道癌死亡率是大专程度者的2．1倍，小肠癌和胃癌也是如此。（ 情形唯一相反的是乳癌，教育程度最低的女性比大专教育程度者低了22％，最佳的解释是调查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产与亲自授乳的比率却越低。
图三十二显示，过早死亡的重大原因直接跟人类的行为有关，教育所发挥的影响也同样惊人。教育程度最低的男性意外死亡（ 除车祸外 ）的死亡率比大专程度者高2．3倍，车祸死亡率是2．5倍，自杀死亡率是两倍。
用别的视角考察这些数据后，北川和豪瑟估计25岁以上女性的寿命期待值，他们的结论是，受过一年以上大专教育的女性，可以预期比教育程度五年级以下的女性多活将近十年。
教育最有趣的共变项是经济地位，至少它能够更精确地找出教育程度偏低造成过早死亡的危险性何以增加。统计资料也已证实教育和收入之间强而有力的关联。一个人所受教育越高，年收入就越高。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收入越低者，死亡率越高。所以，如果要问受教育和死亡率的增加何以相关，答案就会指向诸如个人经济地位的第三项因素。
为了有助于考察解决这个问题，北川博士和豪瑟博士把所谓的“共变项分析”技术用在1960年人口普查的取样上。也就是说，他们在探究一大群人的死亡率时，年龄及收入水平等项目维持不变，而让教育程度变动。通过图三十三可以看到，即使收入相等，教育程度偏低者的死亡率依旧明显增加——高收入而低学历者，死亡率依旧比高学历者高！
对这些前后一致的发现，北川和豪瑟评论道：“拥有高学历和高收入的人，平均死亡率将低于高学历的低收入者以及低学历的高收入者。显然学历和收入与死亡率的关联具有高度的独立性。”
教育程度影响血压指数（1）
后来的许多研究都证明了同样的趋势。例如，美国卫生统计中心在1981年就详查了全国25岁到74岁成年人的高血压发生比率。
根据美国心脏学会的资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心脏病和脑中风重要原因的高血压，在美国所有“沉默杀手”里头高居第一 ——说它“沉默”，是因为患者常常检查不出血压升高，甚至还不到临床意义上的危险程度；而说它“头号杀手”，是因为它分明会导致所有心血管病。今天，工业化国家一致公认高血压可以单独成为最重大的健康问题。1990年美国患有高血压的成年人，估计高达5000万至6000万。
1971年到1975年，美国卫生统计中心在一项涵盖数十万人的重大调查中发现，在美国，教育程度是影响血压指数最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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