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 系列--残阳如血剑如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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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人家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这炸弹就扔不出去了，只好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来。

　　有人说这俩大人物是在作秀，其实作秀成为习惯有什么不好，时时刻刻都想着作秀，总比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强，你看人家保了条命不是。

　　几个人并不气馁，他们打听到摄政王载沣每日上班都会路过银锭桥，就在这里下手吧，炸死丫的。于是，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夜深人静之时，在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

　　3月31日晚上，汪精卫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说埋炸药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他们急忙躲在暗处观察，不一会让警察就来了，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

　　汪精卫让大家不要慌，他们发现了炸弹，不是没看见你们俩人吗？等等看，结果第二天报纸就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普遍认为是宫廷内部权力争斗，没人往革命党上去想，大家长出一口气，这次不行，咱再来下次，小子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非弄死他不可。于是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看来这小照相馆还真是不挣钱。

　　可就在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住地东北园被清兵抓走。

　　原来，汪精卫几个年轻人在秘密战线的工作经验实在不足，革命警惕性实在不高，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不过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这可是100年前的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案件啊，竟然得以公审，让我感觉梁启超的温和改良主张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此是后话，我之后会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这个案件竟然审理异乎寻常的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是我的跟班”。

　　咱们再看看人家汪精卫是怎么说的【注5】：我叫汪精卫，以前在东京留学时，曾做过《民报》主笔。我的所有政治主张都发在《民报》上，就不多废话了。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我也参与其中，兵败后，我把炸药军器等带出，寄存友人处。之后，在南洋各地演说，联络同志。后来考虑到这北京市首都啊，在这里刺杀你摄政王，可以震奋天下人心，所以我就来了。因为我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太多，怕被人认出，后来听说黄复生有个照相馆，我就拿了三百元入股，在这里隐蔽了。黄复生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一起相处了月余。后来他发现我的行止有怪异之处，就起了疑心，所以照相馆中有人辞职而去。至于今日，听说照相馆中有事，即忙过去查看，知道事情败露，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寓所赶，准备留书证明黄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到寓所，就被你们逮住了。

　　刺杀皇族是什么罪名，这哥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危难，二人不但不供出同志，还都自认主谋，替同志开脱，视死如归之心感天动地，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把公开审判的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言辞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注6】：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

　　一个明知不久于人世的年轻人，仍然能够洋洋洒洒的写出如此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供词”，其心理之强悍，匪夷所思。

　　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这说明，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肃亲王善耆了，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　善耆，他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这次负责刺杀摄政王一案。

　　此人应该说表现很是机敏，他看出了汪精卫唯求一死，于是向摄政王进言，说姓汪的其实就是想死，并以此来鼓舞他们本来已经沉沦的士气，咱们爷们不能上他的当啊。

　　载沣此人本就不是那种暴虐之人，听了善耆的话觉的有理，于是命善耆酌情宽大处理，以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都被判终身监禁。

　　善耆不老糊涂吗？人家汪精卫舍死忘生刺杀摄政王，其“唤醒民众，重树形象”的目的已然达到，这时候你杀了他，既符合法律又能震慑革命党，何乐不为？你这样假仁义，结果只能被革命党认为是软弱。

　　其实，善耆看到汪黄二人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时又读了汪的一些文章，顿起爱才之心，作为清廷皇族，他又何尝不希望国家富强呢，他又何尝不希望自己的阵营中多一些汪精卫这样智勇双全的青年才俊呢，　于是善耆以亲王的身份，多次去看望狱中的汪精卫，并与汪展开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对话，

　　肃亲王认为效法西方的*政体并不一定要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何况现在政府已经预备立宪了，什么事都有过程，为什么不能看到政府的进步？三*义是十分狭隘的，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呢？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利？而汪精卫认为现在载沣搞的这套假立宪根本不是向西方*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利向皇族集中，因而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的交出权力，必须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建立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两个人观点虽然尖锐对立，不可调和，但通过一系列对话，二人都向对方展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及政治头脑，以至于后来获释的汪精卫评价善耆，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而善耆则说，我如果不是皇族，我也叛变革命党了。

　　在狱中之时，汪精卫始终没有放弃他的革命理想，且坚定的拒绝了来自善耆的游说。

　　当有一日，有人给他送了十个鸡蛋，其中一个上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想起两人都熟读的顾贞观金缕曲，匆匆改写后答复陈：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　

　　肠已断，歌难又。

　　由此，陈璧君终于被汪精卫所接纳，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倔强的陈璧君演绎的旷烁古今，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提。

　　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的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岁月的车轮终于驶入了公元1911年，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本节将和大家一起去体验山雨欲来的中国

　　大家还记得之前咱们说过的同盟会分裂吧，1907年的事，孙中山的领导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这件事的导火索固然是“孙中山贪污”事件（此事真伪难辨，故不加置评），但单有导火索，如果没有炸药包的话，依然不会有什么危险。遗憾的是，同盟会当时就是一个炸药包，因此爆炸是必然的结果，只是哪件事成为导火索的问题。

　　很多人质疑了孙中山的管理能力，笔者也认为孙同志是一个革命活动家、思想家，但却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各种矛盾的政治家，这点将会在以后详细阐述。但就1907年，同盟会解体来说，我认为与其说是管理者能力偏弱，倒不如说被管理者能力太过突出，你瞧瞧黄兴、宋教仁、汪精卫、廖仲恺、章太炎、蔡元培、陈其美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什么人物啊，日后叱咤中国的蒋介石此时只是陈其美的小弟而已啊。

　　在大家谁也不服谁的氛围当中，先是孙中山和黄兴为了给未来的*选国旗问题争论到了拍桌子瞪眼的地步，孙要用*，黄说这玩意和日本国旗相似，还是用井字旗好，孙中山说这把中国分的四分五裂的像什么样子，还是青天白日好，结果谁也不肯妥协，黄兴竟然为此威胁退出同盟会，你老人家自己干吧，我不奉陪了。这时候章太炎出面调解，民国还八字没一撇呢，您老哥俩先专心把眼前的事做好不行啊，这才算把这事暂时搁置了，没过多久，章太炎因为“贪污案”要求罢免孙中山，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帮脱离同盟会，重新起用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率领着他们的广东帮去了南洋，在那成立了个同盟会总部，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帮与章太炎为首的浙江帮的论战中，黄兴又站在了孙中山一边。但之后的广东帮与黄兴所代表的湖南帮虽然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

　　除了这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提到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员组成的派别。当时，孙中山坚持“边地革命”或叫“边角革命”，就是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徐徐图全国。而另一种思想是，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廷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满清。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加上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因此前面的大多数起义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而坚持第二种想法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而这些人也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1907年，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他们成立了“共进会”，推举张百祥为总理，主要领导人有焦达峰，孙武等，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通过联络和策反新军，以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实施起义，他们自称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事实上和同盟会已无隶属关系。黄兴对于他们的另立门户很是不以为然，质问焦达峰，达峰回答，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说，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了，谁听谁的？达峰说，还没起兵呢，你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您势力大，我听您的，我要势力大，您就听我的呗。

　　这个共进会中的领导人在当时没有太高的威望，日后也没出现影响中国的大人物，他们主张的在长江流域革命然后直接扩展到南方各省的想法也让人感觉过于理想化，可就是这帮人竟然策划了武昌起义，而且成功了。

　　和共进会共同策划武昌起义的还有一个“文学社”，文学社怎么还能策划起义啊，哈哈，这个“文学社”和文学完全不搭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他们是革命党在新军下层军官及士兵中发展起来的组织，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上千人，比共进会还要多一倍。在起义前，这两个组织所能影响到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1911年，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开始了，其实咱们教科书上把保路运动说成反帝革命行动，我看有些牵强，它的情况很类似咱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群体性事件。

　　政府认为“要想富，先修路”，于是允许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修建铁路，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然而这官办的模式其效率之低下，成本之高企，匪夷所思，这有资金不足的原因，更有官员*的原因。中央政府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决定收回路权，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希望已国外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国外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笔者认为清政府无论是初衷还是方法都是对头的，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啊，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早早的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

　　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出了问题。政府没有考虑到当初被招商局忽悠着入股的股民们的利益，规定只收路，对于投资款项，根据亏损情况，按一定比例还款，其余部分兑换成股票。政府也有她的道理，你们入股是投资，投资应该自担风险，现在干了这么多半拉子工程，国家有什么义务去替你们弥补经营亏损，而这群股东坚决不干，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你国家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归了你们，我们的本金就损失巨大了。

　　其实，对于政治正确的“修路致富”大局来说，这本是小事。你们那些个民办铁路公司眼瞅着是个无底洞，现在国家及时介入帮你们止损，归还你们一部分本金，减少你们的损失，本该感谢才是，如果好好的沟通安抚，讲明道理，也许就可以解决，起码不会激化，就算是不能很好的解决，所涉及的人数也不过时那些个股东，股东当中虽有不少普通百姓，但大部分还是当地士绅，涉及的人数不是很多。可是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速度大范围的蔓延开来，尤以四川为甚，先是罢课、罢市、上街*，再继续就是警民暴力冲突，警察开枪，平民殒命，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