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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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不解，诘问：

　　“国家自真宗皇帝末年，国用已显不足，近几年更甚，何言非当务之急？”

　　王安石回答：

　　“国用不足，那是因为朝廷没有一个会理财的大臣。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会理财的财神爷。”

　　这回轮着司马光摇头了：

　　“善理财者，不过是会玩簸箕敛尽民财罢了。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王安石挥臂否定：

　　“不然，我所说的‘善理财者’与你讲的‘善理财者’根本不同。我说的善理财者，能够做到不加赋税而国用足。”

　　司马光站了起来，双手一摊：

　　“介甫，介甫，天下有这样的理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官府。‘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太史公司马迁以此讥笑汉武帝之不明。此论岂可以为实啊！”

　　王安石也站了起来，诚恳而语：

　　“君实啊君实，你的胆子大一点，你的心思活一点，你的迂腐之论就会少了……”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皇上赵顼又同意了王安石的设想。

　　司马光不知自己错在何处而老友王安石对在何处。

　　宋代翰林学士的职能，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而提高，至仁宗年间，已成为集权制理论上的诠释者和实践上分割宰相权力的牵制者。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以备皇帝选择；承担咨询，为皇帝提供历史证据；起草内制，削弱宰相执掌诏命之权；他们参与机密事务、议论时政、评品宰执，从而在事实上、心理上独立于宰执之外，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了“内助天子”的智囊团。他们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只能牢牢地依附于皇帝，成了皇帝的心腹，也就具有较为自由的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针砭时弊，有益于政治清明。因为他们唯皇帝是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着皇帝的专制。司马光正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

　　近半年来，司马光除了每日进迩英殿进行两个时辰的“侍读”外，不再议论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决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询问。这样，司马光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书局这个不大的空间。读书、思考，与眼前这几位年岁不等的朋友谈史论道，进行编纂《资治通鉴》理论上、体例上、资料上、技术上的准备。

　　他尊重太常礼院博士刘攽（字贡父）。这个身躯不高、举止随和、不修边幅、耿直坦荡、年已四十七岁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励，博览群书，精于汉史，而且往往于诙谐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难题。“贡父，天生史学之才也。”

　　他欣赏刘恕（字道原）的才智修养。这位身材高大、道貌岸然、语出惊人、年仅三十七岁的翁源县令，简直是史学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当代文人学士中，真正称得上“博览群书”者，唯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滞，是解决史事纷错难治的能手；三，赞语无所藏，抗言无所避。“得史圣司马迁之真谛者，道原也。”

　　他更喜欢二十八岁的范祖禹（字淳甫）。这个天资聪颖、英俊多才的年轻龙水县令，虽是原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范镇的从孙，却毫无纨绔之气。精研学业而富有主见，锐意进取而沉稳从容；无哗众取宠之心，有究根问底之志；节衣俭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强不息。“他日史家有继，必此子也。”

　　也许因为“变法”风雨即来，也许因为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的消息已从大内传出，也许因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场“理财”之争仍在司马光的心头回荡，也许只是因为修史需要，他们今夜议论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盐铁酒类官府专卖的一段史实。

　　此刻，精于汉史的刘攽正在从容地谈论：

　　“……汉武帝元狩年间，国库日虚，匈奴压边，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组织几十万人屯垦戍边，以御匈奴进犯，确是一件有远见的决策。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他敢于从豪强、富商、大贾手中夺取盐铁酒类私营之权，一变而为官府专卖，也是一件极有胆略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国的势力，打击了豪强的高利盘剥，增加了官府的钱财收入，于国于民还是有益的。所以，对桑弘羊这个人，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司马光很自然地从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从王安石想到刘攽，王、刘私交甚厚，不知史论是否受私情所扰。

　　范祖禹向刘攽提出质询：

　　“桑弘羊屯垦戍边的决策，从汉以来，似无疑议。但他官营盐铁酒类之举，太史公司马迁似乎不以为然。太史公以为桑弘羊官营盐铁之论，是蒙蔽了汉武帝，故而太史公讥笑汉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贡父公以为太史公这个评论公允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他喜欢范祖禹这种敢于向汉史权威提出挑战的精神。

　　刘攽朗声一笑，谐趣地说：

　　“太史公当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话都高明。他老人家对盐铁酒类和黎庶细民吃穿费用的了解，大约和我们一样外行，决不会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会有拿不准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对桑弘羊的评论，大半是依据桑弘羊后来德行有缺，为人不忠，与上官桀等勾结、谋废汉昭帝而立燕王旦、终被杀头的既成事实作出的。”

　　司马光笑了：贡父之智，在于高屋建领，故而辟径新奇，引人深思。他抬头询问刘恕：

　　“道原，你的高见呢？”

　　刘恕并不谦让，坦率直言：

　　“桑弘羊的悲剧，在于他的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远方，而不屑于低头一窥足下。他的一生，成名于理想，毁名于理想。盐铁官营了，而经营盐铁的官吏却腐化了，权钱相交。开始‘钱’为‘权’子，以‘权’谋‘钱’；继而‘钱’为‘权’父，以‘钱’役‘权’。结果，官仓无增，私囊盈满，铁器质劣价高，盐被居奇。名目上富民富国，实际上肥了铁官盐吏。桑弘羊不幸而成了铁官盐吏的代表！后来又在朝廷内争中掉了脑袋。悲夫，桑弘羊！”

　　司马光喜悦之色跳动在眉梢：道原的议论，深入而浅出，深湛而简要，肯定与否定并存，赞扬与谴责交织，动因与效果相应，活活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桑弘羊。他觉得很受启迪，便抚着稀疏的胡须，含笑称赞：

　　“道原，高论启人，能不能详加论述，以开茅塞。”

　　刘恕拱手：

　　“司马公若有兴趣，刘恕愿尽其所思，恭请指教……”

　　这时，司马府邸五十多岁的老家仆吕直，慌慌张张闯进书局，仍按三十年前对司马光的称谓禀报；

　　“秀才，一位大人不听劝阻，不容禀报，闯进书局来了。”

　　老家仆还没有讲完，门外传来一声悲怆而急切的呼叫：

　　“君实，大厦将倾，你还忍心清谈论道啊……”

　　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惊异地站起，司马康正要出门迎接，五十五岁的知谏院、权御史中丞吕诲闯进书局。他面色沉郁，神情激愤，圆圆的脸拉长了，目光呆滞，在烛光照映下显得凄厉而阴森。他冷眼打量一圈在座的人物，又悲悲切切地对司马光说：

　　“君实，参知政事唐介子方公在一个时辰前怀恨逝世了……”

　　司马光等惊骇沉默。

　　吕诲不由哭出声来。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是宋太宗时著名宰相吕端的孙子。其人性耿直，具有乃祖之忠，朝臣敬重。吕诲在仁宗时任侍御史、起居舍人之职，后贬知新州、晋州。赵顼即位后，司马光以吕诲“一不爱富贵，二重借名节，三晓知治礼，四不畏强暴”之优长，举荐为知谏院。赵顼信而用之，并迁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遭贬后再起，全赖司马光之力，故二人交谊日深，朝事遇有困难，常议而琢之，以匡偏误。

　　副宰相唐介，前日在紫震殿受责昏倒之后，回到家里即卧床不起，时昏时醒。吕诲与唐介同住一巷，两家府邸相距不远，且二人平时交情颇深，今日黄昏，突闻唐介病情告急，即前往探望。进了唐府，只见唐府家人围床啼哭，医生呆坐无策；唐介挺身床上，两目呆痴，面色如纸，神志昏迷，气息短促，嘴里似在喃喃低语。吕诲委身床边，俯身听辨，竟是“王安石”三字的不断重复，直至气绝魂离。

　　唐介是咬着王安石的名字死去的。

　　吕诲带着“王安石气死唐介”的成见跑来呼冤。

　　刘攽、刘恕、范祖禹在这突兀而来的变故中悄然离开了。

　　一场关于西汉桑弘羊的议论，突然转移到当今的王安石身上，真是天意巧合！

　　司马光在吕诲的激愤和唐介的丧哀中沉思着。

　　司马康向神情激愤的吕诲敬了清茶，悄悄吹灭室内四角的烛光，坐在门旁的一只凳子上。

　　吕诲先叙述了前日皇帝在紫宸殿召见四位执政大臣和王安石的经过，以及皇帝宣布“变法”并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情况。

　　司马光倾听着。风雨终于来临了！但愿是一场滋润万物的风雨，是一场荡涤朝廷因循腐糜之气的风雨啊！

　　吕诲又言说近日来王安石与其支持者的活动，并预言朝廷将出现前所来有的变动。

　　司马光笑笑：雷动而鸣，毕竟是王安石所为啊！但愿这种变动，能使蛰者复苏，能使大地新生。

　　吕诲最后拿出一份参表，放在司马光面前，神情赤诚而悲壮地说：

　　“现时朝廷已呈生、老、病、苦、死之状：明仲（曾公亮）虽居首辅，但年逾七十，已无力与介甫抗衡；彦国（富弼）在紫宸殿受责，已萌称病求退之意；阅道（赵挘┤敫笕涨常�上不足取恩于皇上，下尚未取信于同僚，苦无对策，苦无所从；子方（唐介）忠肝忠胆、铁心铁面，逆鳞遭责，怀恨而亡。现时朝廷只有一个介甫，口角生花，举止生风，左右皇上，欲乱朝纲。吕诲得君实荐举，蒙皇上垂爱，身居谏院，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之职，岂能容介甫恣意妄为！愿掷身家性命一弹，乞君实以天下为重，协我助我！”

　　烛台上的五支烛火似乎凝固了。司马光听完吕诲沉重而激昂的倾诉，端坐不语。皇上有重托，宰执却不和，难道介甫要一个人打天下吗？介甫性狂，令人担忧啊！但愿这只是一种传闻，但愿这只是明仲、彦国、阅道一时心情不畅的流露啊。

　　门前的司马康，心情紧张了。宦海风波已起，父亲也要卷入这场争斗吗？吕伯啊，你难道没有察觉这半年来父亲已经处身于朝政之外了吗？

　　司马光沉思良久之后，起身为吕诲斟茶，诚挚地说：

　　“献可公敬谅，光生平所为，决不欺友。自去年八月在延和殿与介甫关于‘理财’方略争执之后，半年来心之所思，多在反省，所得者不过数语，现坦诚以告：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可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如二者皆无，恐风雨之不庇也。”

　　司马康心情豁朗了，这也许是父亲全部政见的概括吧！半年来，被一些人视为守旧的父亲，只能说是不够激进罢了。人生在世，被人了解也难啊！

　　吕诲急忙询问：

　　“君实以为今日的‘居室’已经大坏了吗？”

　　司马光点头说：

　　“‘居室’已造百年，表面看来，仍巍然耸立，气派辉煌，然虫蛀梁木，鼠穴栋柱，风蚀雨浸，金瓦彩漆之下，已是千疮百孔。光十多年来，沉浸于历代史料之中，为国家盛衰、民生休戚而花人忧天，实为此也。”

　　吕诲又问：

　　“君实认为介甫是造室的‘良匠’吗？”

　　司马光首肯：

　　“光与介甫昔日同为群牧司判官，近年又同职于翰林学士院，深知其人诚实聪敏、博学多才，抱负宏大、见识高远。其心际之高，精气之锐，非光之所能及。

　　吕诲默然良久，拱手说：

　　“君实诚不欺友，吕诲敬谢。然介甫所信任之吕惠卿、曾布、章惇、谢景温等，也是‘造室’之‘美材’吗？”

　　司马光没有正面回答，苦苦一笑说：

　　“光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说着，把吕诲所写的弹劾王安石奏表推向吕诲，劝解地说：

　　“介市现有言行，未见有不善之处，光劝公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

　　吕诲叹息：

　　“皇上新嗣大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介甫一人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顾可缓耶。”

　　司马光抚吕诲手背而慰之：

　　“献可公，此刻，光只能以八字相告：‘处暗观明，处静观动’。明天谁知道又会有什么变动呢？”

　　吕诲颌首。

　　司马光吩咐儿子：

　　“康儿，弄点酒菜来，让我为你吕伯敬酒解愁吧！”

　　司马康应诺，快步走出书局。

晨钟卷　　06

　　苏轼府邸

　　“制置三司条例司”横空出世·苏轼被

　　摒于高层权力机构之外是一种预示·

　　苏辙进入高层权力机构之中也是一种

　　预示·梨树下的笑声失欢了·

　　司马光担忧的“变动”，果然在五天之后发生了。最先的震动，发生在外城西冈苏轼府邸的庭院里，发生在一树梨花下为陈慥送行的宴会上。

　　外城西冈苏府，是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三月苏洵第二次携带家眷至京都后购置的。这座庭院原是一个富商的花园，面积很大而房舍很少，苏洵购置后，按照自己的习惯和需要加以改建，形成了京城里一座别具特色的院落，带有文人的懒散和雅致。宽阔的庭院里，栽植花竹果木，筑造假山鱼池。庭院四边筑舍建屋；上屋七间，为苏洵居室和客厅；左屋七间，为苏轼住室及厨房膳厅；右屋七间，为苏辙住室，任妈亦居于此；下屋五间，为门房及仆役住用。因苏洵和苏轼的夫人王弗皆病故于此，苏轼、苏辙入川居丧三年回到京都之后，更恋于此地，除将上屋改作祖宗祭堂、书房、客厅外，其他一切如故。

　　三天前的中午时分，一个年轻女子闯进苏府大门，弹起琵琶请见苏轼，被老门丁拦阻于梨树之下。也许因为精妙清雅的琴音触动了苏轼的心犀，不等老门丁传禀，他就走出书房，循着音律望去，看见一个女子在梨树下弄弦而歌。他凝目细瞧，原来是那日在御街上被季常从西夏人手里救出的歌女。苏轼惊异，急步迎接。那女子看见苏轼，用力推开拦阻的老门丁，奔扑到苏轼面前，双膝跪地，连叩三头，哀求进入苏府做弹唱歌伎。苏轼慕其才智，慨然允诺，双手扶起，仔细打量这位重逢的女子：她乌黑的秀发散乱着，显露出生活的坎坷；清秀的容颜苍白无色，显露出人生的艰难；秀丽聪慧的眼睛泪珠遮掩，显露出内心的忧愁；破旧衣襟上的点点泪痕，显露着做人的酸辛；唯有怀中的琵琶锃亮闪光，显露着她的所爱所求。苏轼问其姓名，答曰“琵琶”。问其身世，泣曰“父母双亡”。苏轼喟然而语：“琵琶啊琵琶，用你的琴音歌喉，为苏府聊添光辉吧！”

　　今天，天色晴朗，春光明媚，无风无尘。庭院里，秀竹碧翠欲滴，春花泛白映红，假山玲珑剔透，鱼池清亮恰人。一树梨花如雪，一团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