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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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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非议，王安石也莫可奈何，今天竟被吕惠卿搬倒了；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公开反对“变法”，皇上也网开一面，今日跌在吕惠卿的手里；“疯子”郑侠更是一身滚刀向，占天卜地，一支画笔，弄得朝臣人心惶惶，不知何时被他的画笔点了穴位，连皇帝也被他牵着鼻子乱转，这个人怕人恨的祸害精，终于被吕惠卿赶出了京都。
吕惠卿的声望急速地上升，他的权力欲念也在急速地膨胀。
半年之内，朝臣已成“唯吉甫马头是瞻”之势，御史争相依附，谏官异口颂德，各州县官吏，以结交吕惠卿为荣，求为门生者，如骛而来。吕惠卿府邸成了官吏、商贾朝拜之圣地。宰相韩维靠边，二府、三司落权，吕惠卿总揽朝政大权之状，与昔日王安石之左右朝政已无二致。他自身的感觉也进入了昔日王安石那种“脱略不省众人讥”的状态。他与王安石所不同者：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是性格使然，不失真诚；而吕惠卿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则是权势使然，具有官场上可怕的残忍。
吕惠卿认为脚跟已稳，于是开始标新立异、自树招牌。是年十月，他采用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创立了“手实法”，报请皇帝赵顼恩准后，由司农寺颁布推行于全国。这个“手实法”的主要内容是：
……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
畜产随价目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
票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
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
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
本额而定所当输钱……
“手实法”的产生，在吕惠卿心里，也许是为了发展前宰相王安石、“变法”的设想，丰富“王安石法度”的内容，推动“变法”的进一步深入。但他的这个“发展”和“丰富”，却把王安石原本就不完备的“设想”推向极端，把王安石“变法”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绝对化，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手实法”的要旨是针对“五等丁产薄多隐漏不实”的目标而发，明显是对着农村贫困的农户的。它向农民增加赋税，而且收到了屋宅、资货、用器、家什、骡马、猪豕、牛羊、鸡鸭头上，真是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先例，对北方广大地区正在度着灾荒的黎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也许是因吕惠卿不了解乡村实情，也许他心中根本就没有农民，也许他误认为七年‘“变法”的成果已使农民成了殷实富裕之家，可以榨取“油水”了。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给王安石的新法带来活力，反而断送了王安石“变法”的灵魂——富民，由富民而强国。
“手实法”在推行时，吕惠卿同样“发展”和“丰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追呼抑配”而“奖励告发”，造成了“民家尺椽寸土简据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心相互猜疑，邻里相互戒备，世风败坏，并累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的推行。
“种瓜得豆”，这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的。
朝廷纷争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纷纷上书告苦，宰相韩绛借机向吕惠卿发难，皇帝赵顼又皱着眉头徘徊于福宁殿御堂，开始对吕惠卿的为人起疑了。
此时，从杭州移知密州的苏轼，在“不敢论事久矣”的心态中，也按捺不住对“手实法”的忧虑，把一份《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送至朝廷：
……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
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
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
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今又行手
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汗耳。昔之
为天下者，恶告开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盗
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汗之
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夫告汗
之人，未有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
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
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苏轼并以“手实法”非朝廷制定，而是出于司农寺，“是擅造律也”，拒绝在密州治下执行“手实法”。
不甘寂寞的苏轼在州县官吏中带了一个“坏”头，身居千里之外，又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朝廷的一场新的纷争。
宰相韩绛自度非吕惠卿敌手，便密奏皇帝赵顼，复用王安石以稳定朝廷政局。
皇帝赵顼去年出王安石知江宁府乃一时之无奈，大乱之时又怀念起王安石的“见识高远”，并亦有赎消去年因“天意赌博”有负于王安石的内疚，便依从了韩绛的奏请，发出了“复王安石同平章事”的诏令。并派出快马飞骑传谕江宁，召王安石立即进京理政。
吕惠卿闻讯大骇，立即陷入仇恨与愤怒交织的恐惧中。
吕惠卿看得清楚：皇上对自己信任的动摇，标志着自己一生抱负的破灭。他恨从密州上书呈表弹劾“手实法”的苏轼，更恨唆使皇上做出这个决定的韩绛。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现时权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
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视可望可及的首辅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养提携之恩，但他更迷恋权力之威。他相信王安石重返京都必有新的作为，但他嫉忌王安石创建的业绩毕竟不是自己的业绩；他相信王安石执掌权柄后对自己会一如既往，但他知道自己已不甘于再为他人出谋划策了。与其来日水火相煎，莫如今日水火分离。
吕惠卿膨胀的权力欲强烈地排斥着王安石的卷土重来。逆闭王安石入京之途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他当了六年王安石的助手，熟知王安石主政数年的全部失误，而且握有置王安石于死地的“把柄”。但这毕竟是对付王安石，他不愿把事情做绝，便在王安石的失误中选取了易于引起皇上猜疑的数十事，写成奏表，以图打消皇上对王安石的信任。
熙宁八年二月六日夜晚，吕惠卿袖着揭露王安石理政失误的“奏表”，以“完善东府理政程序”为由，向福宁殿御堂走去。
吕惠卿在宦侍引导下走进福宁殿御堂，御堂里空无一人，四角的红莲宫烛亮着，更显得这间殿堂的空旷。他不禁露出惊诧的神情，宦侍见状，低声说：
“皇上和皇后正在内室弈棋作戏，请大人稍等。”说罢，轻步走向内室。
空旷沉寂的御堂，使吕惠卿的心更显不安。他摸着袖中的“奏表”，心里浮起难堪的愧疚和苦涩：这是恩将仇报，这是叛师背友啊！本无心伤害介甫，可形势逼人，不得不为，在政坛上，权力就是神明。权力决定着人的高下，有权，人可成神；无权，人可成鬼，这也许就是政争不体的渊薮，吕惠卿也是人啊！
内室的门响了，皇帝赵顼笑声先于人出：
“吕卿，你打断了朕一盘必胜的棋……”
吕惠卿中断了沉思，急忙跪地请安。
皇帝赵顼挽起吕惠卿：
“卿深夜请见，必有要事，朕怠慢了。你我君臣，先品茶，后议事。”
皇帝赵顼落坐于软榻，吕惠卿坐在软榻一侧的宫凳上，宦侍捧来香茶。
吕惠卿望着眼前身着微服、潇洒欢愉的皇上，心中浮起一个奇怪的念头：这是一个好征兆，改变了装束的皇帝，也许会改变“诏王安石进京”的谕旨的。他从袖中取出“奏表”，跪在皇上面前拱手禀奏：
“臣近日于东府理事堂翻阅近几年来存案文书作借鉴之资，见州府文书奏札积压延误或处置失误者甚多，且均无圣上批谕，执政妄自为之。这些文书奏札，均反映有关社稷大业之事。如戎州札奏五百刁民聚啸山林事，束之高阁，几年被尘；清州札奏清河县吏朋党阴通辽邦事，有阅无批；均州雨涝伤农事，无阅无批；忻州札奏僧道云集余姚县其迹可疑事，批以‘传经布道’四字留压。凡此种种，达数十事，臣览之心惊，思之不安。此或为该职，或为东府理事程序不明所致，臣不敢妄言。若系读职失误，当究查其责；若系理事程序不明，当完善其政。仅呈奏表，并附文书奏札十则，供圣鉴谕示。”
皇帝赵顼惊诧，从吕惠卿手中接过奏表细览。
这些州府上呈的文书奏札，大都是熙宁五年的，所有奏礼上，都有王安石潦草难辨的签字，根本没有上呈福宁殿的字样。王安石贪权读职，自作主张，无视朕躬啊！皇帝赵顼的脸色阴沉了。
吕惠卿凝眸注视着皇帝赵顼，皇上对王安石的不满和猜疑已经产生，希望这种“不满”和“猜疑”能够接着产生自己期盼的结果……
赵顼脸上的阴云，又很快地消散了。赵顼望着吕惠卿一笑，说：
“朕知卿意，卿之所言，慎勿外语，朕当审而察之。介甫先生会很快返回朝廷的……”
吕惠卿心里凉了，他向皇上叩头谢恩。正欲起身离去，福宁殿宦侍梁惟简急步走进御堂，把一份“急奏”跪呈皇上。
皇帝赵顼打开一看，神情大变，怒起眉间，霍地站起，连声叫骂“该杀”，随即走向御案，展纸提笔。正欲落墨，忽而又掷笔于案，凝神沉思……
吕惠卿不知发生何事，不敢开口告退打搅了，只好跪在彻案前熬着。
皇帝赵顼声色严厉地吼了一声：
“吕惠卿听旨！”
吕惠卿急忙抬头。
赵顼把“急奏”扔给吕惠卿：
“这是一桩谋反案，大宋开国一百多年来少有的一桩谋反案，你速为朕勘治审查！”
吕惠卿拿起“急奏”一看，“李逢、刘育谋反案”映入眼帘：
……沂州黎民朱唐告发，余姚县主簿李逢，借宗
教活动进行谋反活动，词连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医
官刘育、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右羽林大
将军赵世居、道人李士宁等……
吕惠卿的目光停落在李士宁这个名字上，心里立即浮起李士宁与王安石的交往，迅速联想到王安石对沂州“奏札”“僧道云集余姚，其迹可疑”的批示：“传经布道”，心中沸动起一股喜悦，亦浮起了道人李士宁奇特的形影……
李士宁，一个神秘奇异之人，白发白须，骨瘦如柴，仙凤仙气，自言修道于峨嵋山，时年三百余岁，精通导气养生之术，能预知人之休咎祸福。于是他成了京都公卿黎庶敬仰的人物，为大宋“糜费奢华”之风中又增添了一笔奇异色彩。他行踪神秘，居无定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去无声息，来有声威。居京之日，出入于王公大臣之家，一宝马香车，万人争睹，塞街蔽巷，人们奉之若神，视之若仙。他曾为昔日的仁宗皇帝赵祯讲过养生之道，仁宗皇帝曾以御诗赠之。他曾为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的母亲传授过导气之术，以仁宗皇帝的御诗转赠世居之母，并赠世居以宝刀，且曰：“非公不可当此”，赵世居奉之若师。他曾为许多王公看病制药、卜凶问吉，王公大臣们都以“不遇李士宁为憾”。他曾多次进入王安石府邸，王安石曾茶酒接待。这样一个人物，不正是“谋反”串连中最需要的角色吗？
吕惠卿心中暗道：介甫公，这可不是弟子有意害你，是你命当如此。
熙宁八年二月九日，身居江宁府官街的王安石，跪拜在官衙门前一株越墙而过的高大古槐的横枝下，怀着十个月来“回望国门”的悲哀，从大内宦侍手里接过皇帝诏令“夏王安石平章事”的御诏，潸然泪下。也许弟弟王安国郁愤而死的悲哀仍重压着他的心，也许去年凄然离京的屈辱仍萦绕着他的魂，也许京都未来的前景给了他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望着苍老的古槐，和泪吟出了凄凉的诗句：
去年北风吹瓦裂，
墙头老树冻欲折。
苍叶蔽屋忽扶疏，
野禽从此相与居。
他想着京都那些北风般寒冷凛冽的反对变法者，想着京都那些野禽般居住无定的变法投机者，带着病魔缠身的妻子吴氏和愤懑淤胸的儿子王雱，七日七夜倍道而行，于二月十六日到达汴京。当夜，就获准走进了福宁殿御堂。
这一夜的君臣会见，完全不似七年前那次君臣际遇的景象了。御案前宫烛下的皇帝用一副冷漠的面孔、一双猜疑的眼睛、一种凝重的沉默迎接他。王安石在刹那之间一腔热情冷下来，七日七夜舟揖、鞍马的劳顿突然浮起，漫过周身，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累。在向皇帝跪倒、叩头、说出几句礼见性的祝愿套话之后，便仆伏在地，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皇帝赵顼似乎为王安石千里奔驰，招之即来的忠诚有所感念，长吁一声，伸手拿起一份弹劾奏表交给王安石：
“卿可一览，朕等待卿的解释。”
王安石接过“奏表”一看，神情恍惚，双目飞花：这份条列着自己“变法”来几十项失误事件的弹劾奏表，竟然是出自吕惠卿的手！
他不敢相信，竭力镇定着恍惚的思绪，竭力聚集散乱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奏表”上署名的“吕惠卿”三个字，一阵酸楚刺心，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意想不到啊！自己这七天七夜舟揖、鞍马上的焦思判断全然错了，朝廷里寒冷凛冽的“北风”不再是反对“变法”的冯京、吴充、郑侠，而是自己多年来信任的朋友；朝廷里居住无定的“野禽”，不再是投机转向的曾布，而是自己去年离京时亲自举荐的继承人。他弄不清吕惠卿何以如此迎面截杀？想不通吕惠卿何以如此背后捅刀？他更找不到吕惠卿如此绝情绝义的理由。
“志气与日争光辉”的自负受挫了，“脱略不省旁人讥”的自信动摇了，藐视一切的自尊遭到戏弄，真挚的情感受到伤害，王安石心里此时只有懊悔的自责：原不该离开江宁，再次步入这京都啊！
王安石已无心对吕惠卿弹劾奏表中条列的种种罪行作任何申辩和解释。他拱手怆然禀奏皇上：
“臣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为敌……”
皇帝赵顼从王安石神情骤变、泪水潸然、有苦难言的悲哀中，似乎察觉到“事事欲须自明”的艰难和“人人与之为敌”的苦衷，反而同情王安石“变法”七年来处理朝政的辛苦了。是啊，王安石有“执拗偏狭”的狂狷，但较之吕惠卿“反目相噬”的奸巧，毕竟是高尚、忠厚和值得信赖的。他离座而至王安石身边，挽起这个不得不倚仗的宰相。
“朕深知卿之忠贞，故以此弹劾奏表示卿，乃欲使卿明了朝廷今日之势已非昔日。‘手实法’之出，朝臣纷议，州县告苦，民怨沸起，卿当为朕详而察之。”
王安石原本是个文人，皇帝的一番体己话，又使他心头热浪滚滚，五味俱全。
“卿所撰《三经新义》书稿，朕已阅览。不拘俗见，不袭人言，新颖而有见地，实为‘变法’之所需，将使天下学者归一，道德一统。朕已诏令麟台从速接版印刷，颁于学官，迎接卿重返京都。”
王安石颓然苍凉的心绪又被皇上的浩荡皇恩驱散了。皇上以肝胆相见，臣下能疑于心吗？他急忙仆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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