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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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他于此屋居住。这种恩遇，实属罕有。

　　皇帝赵顼昨天在紫宸殿顶着宰执大臣们沉默的抵制和高声的反对，一声厉吼，宣布了“变法”开始，一下子把大宋中兴的重任压到了王安石的肩上。

　　王安石当仁不让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多年来他心底的抱负和憧憬变成了搏击风云的现实，他兴奋、自慰、喜悦，入夜时分回到家里，不及漱洗，不及用餐，面对聚于书房、焦心等待的妻儿兄弟，什么话也没有说，立即吩咐儿子王雱请来章惇，详细地交待了与苏轼联手的想法。并吩咐弟弟王安礼立即告知“变法”的支持者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等人详作准备，定于明天夜晚在客厅商议“变法”的具体进程和有关事宜。章惇和王安礼离开之后，他才狼吞虎咽地开始进餐。

　　身在其位，要谋其政了。在一阵暂短的狂喜之后，一年来与皇帝赵顼议论“变法”时的那种天马行空、激越壮烈、陆离闪光的宏思巨构纷纷落回到地面，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把握不定的疑团坠在心头，平日始料不及和拆解不清的许多问题，突兀地出现在面前：“变法”宗旨尚未宣示申明，“变法”官吏尚未取集习教，“变法”九项措施的设想尚未完备成法，朝臣中各种各样的异论尚未取得共识，“变法”能仓促驱车奔驰吗？三五年以竟“变法”之功能实现吗……他骤然感觉到自己如同一匹落入车套中的辕马，背负着难以承受的重载，在腰身难以自由转动的狭窄辕木中，望着前面扑朔迷离、坎坷不平的道路，维难维艰！

　　深夜二更时分了，王安石仍徘徊于室内。

　　如何稳健少失？如何取才用人？成了他思考的焦点。他的思绪渐渐移到苏轼和司马光的身上，回溯着昔日在与这两个朋友斗才斗智中得到的启迪和教益。

　　王安石有个极好的习惯，几十年来“日录”不辍，记载着自己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思维印迹。王安石有着极强的记忆力，几十年来“日录”的大事，张口便能说出发生的年月和大致日期。他吩咐儿子王雱拿出他的《日录》，按照他指定的时日，查找他此刻需要的记载。

　　王雱按照父亲的吩咐，果然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的一则“日录”中，找到了父亲与苏轼会晤的一段，并高声读了出来：

　　夜，访苏子瞻。子瞻有语：寒暑之极，至于折胶

　　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

　　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

　　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二极者相寻而押至，则人之死

　　久矣……

　　王安石在踱步中倾听着，突觉王雱声停语歇，蓦然止步，抬头望着儿子。

　　王雱急忙说：

　　“下面就是阿爸写的注语：‘某与子瞻议论素异，缓急有别也’。”

　　苏子瞻“渐变”之论不是没有道理啊！王安石又在踱步中沉思了，道有升降，政有弛张，缓急详略，度宜而已。朝廷现时之状，一切惟务苟且，见患而后虑，见灾而后救，逸豫而无为，侥幸于一时，人们习玩于久安，士大夫多不恤国事。风俗衰坏如此，能一声霹雳而涤荡无遗吗？当弛而张，当缓而急，不谙实情，恃勇而动，能达到“稳健少失”吗？子瞻“寒暑之极”之论，当深思啊……

　　夫人吴氏，似乎理解了丈夫此刻沉默的心境，对苏轼这段富有哲理的话语，发出了感叹：

　　“苏子瞻果然是语出不凡啊！酷热的夏天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严寒的冬天，严寒的冬天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酷热的夏天；白天不知不觉地变成黑夜，黑夜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白天。这‘不知不觉’四个字，真是道尽了自然造化的奥秘，包含着多少令人仰慕的才智啊！”

　　王雱却说出了与母亲相左的看法：

　　“苏子瞻‘变革’之策，我看是前后矛盾的。仁宗嘉祐六年，他在《御试制科策》中激越而论：‘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此段‘动而不息’之论，何等明快而有力！而这段‘寒暑之极’之论，正如阿爸在《日录》中所注，实为反对‘骤变’之说，近于因循苟且之习。阿爸意欲与苏子瞻联手并肩，只怕是缓急难以相济，寒暑难以共时……”

　　王安石听着儿子的议论，在踱步中微微摇头：子瞻“变革”之论，貌似前后相左，实为子瞻政见中的“破立”之说。在其嘉祐六年上呈的《策略》中已显端倪：“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子瞻高呼“动而不息”之论，乃针对朝廷因循苟且而发，意在“涤荡振刷”以破旧，故愤情激越，与自己同调；其“寒暑之极”之论，乃为“卓然有所立”而发，意在渐进以立新，故缓急与自己相异。急缓真的难以相济？寒暑真的难以共时吗？播种的春天，收获的秋天，不就是寒暑相融的季节吗？他没有责怪儿子，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抬头吩咐王雱，从《日录》上查找他需要的另一则记载。

　　王雱很快翻到去年十月的一则，找到了父亲所记司马光与皇帝的一段答对。

　　是日，在迩英殿，帝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君

　　实言：富民之本在于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

　　能否？英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

　　但能择转运使，俾转运使按知州，知州按县令，何忧

　　民之不富也。

　　“阿爸的注语是：‘此君实吏治经世之术，民未必能富。然取才用人之术，君实精其理矣！’”

　　王安石停止踱步，抬头望着夫人，沉郁的脸色晴朗了，似乎在等待夫人的议论。吴氏微微一笑说：

　　“司马君实知审官院，可谓才位相济啊。相公欲行‘变法’以富民，若能借得司马君实取才用人之术，则‘变法’得其人矣。得人者事半功倍，相公何乐而不为！”

　　王雱素来敬重司马光，急忙应和着母亲的话语说道：

　　“司马公君实，忠厚长者，朝臣典范，声望著于朝野，阿爸若能与司马公联手并肩，必有益于‘变法’！”

　　王安石望着妻子、儿子舒心地笑了：

　　“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我将借子瞻、君实之才智，从容计议善俗之方，徐徐而为之。雱儿，你速依据苏子瞻‘寒暑之极’之论和司马君实‘取才用人’之术，草拟奏表，阐明‘变法’将在‘稳健少失’原则下从容展开之意，明天我将进宫呈奏圣上……”

　　突然，书房门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王府总管推门而入，神情兴奋地急声禀报：

　　“老爷，福宁殿宦侍深夜驾临，现在已进入厅堂，传谕圣上旨意，召老爷立即进宫议事。”

　　王安石乍听一愣，旋即神情一振：

　　“天赐良机！我这就进宫面奏圣上，借苏轼、司马光之才智从容‘变法’。夫人，快为我整冠更衣。”

　　五更时分，王安石从福宁殿归来，兴奋、喜悦之色不但踪影全无，而且代之以焦躁不安。

　　皇帝赵顼在深夜紧急召见中，神情惶恐地说，他在入夜时分的倚椅假寐中，做了一个可怕的恶梦：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等人，唆使谏院、御史台官员合力反对“变法”，并企图通过后宫的干预阻止“变法”的展开。于是，弹劾“变法”的奏表，雪片般地飞进福宁殿，白茫茫一片，打在他的身上、头上和脸上……

　　梦吗？非梦啊！王安石尽管在用吉祥的解说为皇上圆梦，但在他的心头，却同样看到一幅不祥之景。“变法”的开始，不是朝政争斗的结束，而是朝政争斗的激化，新法将使许多王公、大臣、富商、大贾、豪门和那些“舞手以病民”的阎里贱人失去权位、财源和为所欲为的威风，能没有疯狂地反抗吗？树欲静而风不止。况且，太皇太后、皇太后如若真的支持老臣，一句话，就可能使这场刚刚开始的“变法”夭折！

　　王安石心领神会了，也许一场更为激烈的争斗已显端倪。“变法”若不尽快拿出政绩，何以制敌？何以服众？何以向后宫交代？何以护卫励精图治的圣上？何以赢得这千古胜负啊！王安石着着实实地感觉到，皇帝召见中的声声语语，都是险情预报，如同一条鞭子，左右轮番地抽打着自己这匹驾车的辕马。赶车的主儿是要马儿放蹄奔腾，尽快地“奔腾”到这条道路的终点。

　　身在其位，必谋其政！

　　负重驾车，唯有“奔腾”！

　　王安石回到书房，赶走了夫人、儿子，闭上房门，一头倒在桌案旁的软榻上，脱履散发、解袍挽袖，睁大了一双不停转动着眸子的眼睛，凝视着天棚。他的四周，散乱地摆放着儿子王雱为他抄写的《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保甲法》、《将兵法》初步设想的文本。软榻前的几案上，摆放着一叠笺纸、一枝濡墨的狼毫笔和一方打开的墨砚。他按照自己奇特的习惯，开始为皮鞭下的“放蹄奔腾”探索筹划……

　　朝阳照亮了书房的窗扉。

　　王安石深知，自己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方略，在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等人的心里是“异端”，在群臣心里是“银两”，在京都一群士大夫心里是“笑柄”，就是在年轻皇帝的心里，也只是一把量入计出的“算盘”。这是自己“变法”的纲啊，真正能够理解的，能有几人？在历代相传“重农轻商”、“重仕轻商”、“重义轻利”、“耻于言利”的习俗中，正直而短视的革新者，都在“吏治”、“仁治”、“礼治”、“王治”、“法治”等高雅的圈子里苦苦经营、呕心沥血，却都不肯注目于“理财”在国计民生中的特殊利害。高贵而浮浅的王公大臣们，忌讳言利，忌讳谈财，在靡费奢侈、宴乐无度的挥霍中，却怕“利”、“财”两个字玷污了他们的风雅。“周公歌七月，耕种乃王术”，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只是脚不沾泥的士大夫们懒于通晓而已。要政治清明，没有“财之饶”行吗？要军旅强大，没有“财之丰”行吗？要兴学育人，没有“财之稔”行吗？要文治辉煌，没有“财之裕”行吗？“生财、聚财、理财，宰执首责”、“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聚天下之众者，苦无财”、“聚天下之人，不可无财”、“合天下之众者，财”……这个“理”乃“变法”之魂魄，何时才能为皇帝和群臣通晓而力行啊……

　　王安石没有动身，只是伸出右手，准确地拿起几案上濡墨的狼毫笔，在笺纸上写出了“纲不移”三个大字。这三个字信笔而划，如同他那不修边幅的模样一般，横斜竖歪，着实丑陋。

　　阳光透过窗扉，照射在书房里的软榻上。

　　在一年多时间的议论“变法”中，王安石心下明白：自己用以打动皇帝心机的是“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士大夫们奉为圭桌的“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周礼》中残存的那些含混不清的朝制典章和其他经书中记载的那些铨释不一的史实和理论。这些书堆之中，根本就没有革除时弊的现成药方，自己之所以“法先王之意”而引用，原本只是借历代圣哲先贤的名望，激励年轻皇帝锐意进取之心，并借以堵塞中枢重臣们反对“变法”的嘴巴。现时，要“变法”了，要“放蹄奔腾”了，还能搬用那些早已过时的“先王之政”来捆绑自己的手脚吗？天知地知我王安石知！可真能扭转朝廷“积贫积弱”之状的妙方在哪里呢？一年来自己所设想的均输。青苗、市易、募役、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兔行、保甲、将兵等九项新法，有些是因袭秦之商鞅变法、汉之桑弘羊榷酤、唐之刘晏理财而来；有的是从自己知鄞县时经游全县、山村问苦、实地考察、“贷谷于民、立息以偿”、“起堤堰、决破扩，为水陆之利”的经验而来；有的是从“却向贫家促机抒，几家能有一绚丝”、“聊向村家间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的饥民惨情中而来。这些思之未熟、议论未精、尚未完备立法的纸上文字，果真能切宜实情，革新朝政吗？

　　王安石又伸出手，抓起笔，在纸上写了“目待张”三个大字。

　　太阳升至中天。

　　王安石看得清楚，“变法”成功的关键，在于君臣之间能否保持长久的契合。商鞅变法，曾遇到守旧大臣和贵族王公的强烈反对，由于秦孝公重用商鞅而不疑，终使西秦称雄于战国；唐贞观之初，求治之道，人人议论，纷争不一，而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道德同一，契合而行，车成贞观之治。唐代宗广德、大历年间，宰相刘晏以平准法理财治国，革除时弊，扭转了“安史之乱”后国弱民贫之状，卒因见疑于皇帝，遭杨炎构陷而死，新法遂而败亡；就是本朝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新法，不也因为仁宗皇帝的突然转向，导致君臣失契而归于失败吗？天下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理可寻的，通晓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算作贤人了。君臣契合，可以与天地同德，可以与日月共明，可以与鬼神合其吉凶，“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的出现，不也是禹、汤、文、武与伊尹、吕望等人的契合所致吗？可现时的情形呢？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挼热跃右�津，其盘根错节之力胜于前秦；朝臣因循苟且，逸豫无为之风甚于晚唐；有志于变革图强的群英同僚，异道殊德，自恃高明，诸家相峙，议论不一，苏子瞻持“熟思后动”之论，司马光持“中和无偏”之论，欧阳修、韩琦仍在张扬着他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主张，都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年轻的皇帝。而皇帝稚气未消，治道未专，既无秦孝公之伟器豁达，深谋远虑，也无唐太宗的高瞻远瞩，决断果敢。其求治心切可嘉，其急功近利可畏，“变法”伊始，若不能振聩发聋，改变因循之风，则君臣现时之契合难以保持，若一二年内仍无惊天之作，则君臣之契合必将沦于离心离德。治天下原似用药医疾，当依虚实寒热而用药，现方虚寒，该是用乌头附子的时候了……

　　王安石又在笺纸上写出了“时不待”三个字。

　　太阳西斜，书房的光泽暗了。

　　王安石仰躺在软榻上，“时不待”的焦虑，使他的思绪激奋起来，帝王的“征诛”术浮上他的心头：历代有作为的贤人、哲人，都是以“征诛”开路，而后实施自己的理想的。即使在“尧舜之世”，也是在以“征诛”除去“四凶”之后，才实现了“先王之政”。“征诛”虽然有时悖于情理，但为了实现某种理想，古之圣人、贤人也不得不忍痛而为。商鞅变法，秦孝公就是用刑律之剑封住了贵族王公和反对者异论的口舌；秦始皇赢政，为了一统舆论，不是也焚过书、坑过儒吗？汉武帝刘彻，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不是也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吗？这些惨毒暴戾的行为是不足取的，但这种求治的坚定意志，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