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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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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高,都不肯低眉附首的名士、才子,在大宋败落的今天,又都不甘心这落花流水的悲哀,纷纷开出各式各样的救世药方,而且都相信自己的药方唯一灵验。这也许就是朋友之间政争不息、撕破面皮的根源。
司马君实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苏子瞻离开京都的时日也不会拖得太久,自己已决定几天之后去京东巡察“青苗法”的实施情况,朋友相聚只有明天一日。回来得还算巧。过了明天,要再相聚一笑、一骂、一讽、一怒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王安石悄悄起床披衣,点燃蜡烛,坐在烛光下,给司马光、苏轼写起信来。
四月的清晨来得早,五更梆鼓敲响,天就蒙蒙亮了。一夜搓手徘徊的苏轼,斜倚在床榻上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已是日高三竿了。任妈端来早餐,苏轼草草吃了几口,便心神不安地走出卧室,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思索那些仍没有解决的难题。
年老的门丁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信,说是宰相府派人送来的。
苏轼打开一看,是王安石亲笔写的,特约今夜去司马府邸为可马光送行。信中有“子曰:‘朋友切切思思’,某不敢因政见不合而忘却友谊”之语。并叮嘱苏轼“从容作远行之备,勿似君实之匆速。”
苏轼原是重于感情之人,王安石的这封短信,立即使他联想到白居易《鸟赠鹤》中的诗句:“与君黑白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一种欣慰之感涌上心头:介甫终不欺友啊!
片刻之后,老门丁又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书信,说是司马府邸的人送来的。苏轼打开一看,是司马光送来的情谊深长的惜别书。信中宽慰苏轼“祸福相倚,此乃宦海常情”。信中还有为王安石辩解之语:“介甫无他,唯性情执拗耳”。信中企望“子瞻若能驾临寒舍,以诉别情,则无憾矣!”
苏轼心潮澎湃起来。两年来与君实并肩抗争之情,君实在皇帝面前多次袒护举荐自己之恩,君实为子由赠花赠酒送别之谊,使他坐不住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他吟着王昌龄的诗句,欣欣然奔告于任妈与夫人,告之他今夜要应那个“拗相公”王安石之约前往司马府邸为司马君实送行、并向介甫告别。
司马光府邸的这个夜晚,气氛别致。前堂里点燃着几盏淡淡的纱灯,照映着捆绑未解的物箱、马驮。偌大庭院杳无人声。通向书局的荒芜花园里,也挑了几盏灯,有杂草、弱柳在灯光中摇曳。
书局里烛光通明,屋内原有的书桌、书架已经撤离,比往日显得宽敞许多。一张餐桌置于中央,三人女乐端坐一隅,老仆吕直上下忙碌着。司马光为了迎接朋友的到来,一改往日以茶待友的俭朴,特意要吕直从酒楼请来了这三位歌伎弹唱佐酒,这已是为官三十四年来从未有过的“奢华”。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携手,谈笑打趣,走进书局。感情虽尚显夹生,但见已是各自竭力热诚了。
歌伎不用吩咐,及时弹唱起是时流行于酒楼、官衙、妓院的迎宾曲: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佳宾,
鼓瑟吹笙。
……
司马光礼让,王安石、苏轼入座。老仆吕直居下斟酒。
琵琶:古筝轻弄,其音铮铮。
主人和客人都身着文人时尚的便服。司马光着黑色宽袍博带,以黑巾束发,沉稳老成;王安石着灰色宽袍博带,以白巾束发,清雅随和;苏轼着蓝色宽袍博带,以紫巾束发,潇洒飘逸。他们似乎都在着意拂去身上的官气,以文人的本色会友,共同暗示今晚绝不为政见争吵。
主人和客人各自捧出时尚美酒。司马光有杜康,王安石有金华,苏轼带来的则是文君。他们似乎都在着意表明,今晚只谈友谊,将为友谊一醉方休。
他们开始谈诗论文。司马光谈论韩愈“文起八代”之功,王安石评说柳宗元“文砭时弊”之义,苏轼剖解欧阳修“道纯充实”之论。他们心照不宣地极力避免争执,相互照应,你唱我和。
他们上溯至孔子的“礼乐仁义”与“兴观群怨”,并由“文论”而引向“道论”、“史论”。他们都是儒家经典哺育的“当代英才”;现时又都是把儒家教义引向经学、史学、文艺的领袖人物;又都在为建立自己的“道统”、“正统”、“文统”而辛勤耕耘;为他们共同的君王弹铗悲歌;他们血脉相通,魂灵相息,今晚又回到了“变法”前那种无拘、无束,无忌、无怨的岁月。
酒过数巡,王安石又在“新颖奇特”地高谈阔论,司马光又在“凿凿侃侃”地追根寻底,苏轼又在“口无遮拦”地论古说今。摆脱了政见之争的欢愉,是轻松的欢愉,是自然涌出的欢愉,是不带修饰的欢愉。不修边幅的王安石,用衣袖擦拭着桌案上的酒液;外冷内热的司马光,追问两个多月前王安石与“燕尔婵娟”的那段传闻;口无遮拦的苏轼竟然调侃起“御苑射弓”曾布跌断脚骨的趣事。言无所忌,乐而忘忧,一坛杜康酒见底了。
政见之争毕竟是勉力隐藏的,被政见之争损伤的友情毕竟是痕深豁阔的。王安石看得清楚,琴音酒香中这些欢愉的话题,都是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为宽慰自己的难堪,从苦涩的心底强挤出来的。自己何尝不是在用强作的欢愉,以慰藉朋友苦涩的灵魂呢?这种相沫以欢的心境是什么?唐人骆宾王在《萤火赋》中有言:“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自己与君实、子瞻为人之道本是相同啊!君实之固执,子瞻之狂狷,不都是为了朝政日新吗?不过操术水火不容。待友以诚,该说些心里话了。王安石打开金华酒,为司马光和苏轼斟满一杯,举杯说道:
“乐之所至,偶成一诗,放喉一歌,为君实、子瞻送行。姑娘,伴我一支古曲吧!”
司马光、苏轼击掌助兴。
琵琶、古筝、竹笛合声而起,其音清雅凝重。
王安石唱起:
渐老偏谙世上情,
已知吾事独难行。
脱身负米将求志,
戮力乘田岂为名?
高论颇随衰俗废,
壮怀难值故人倾。
相逢始欲宽愁病,
搔首还添白发生。
这确实是王安石出京巡察两个多月来的心境自述!他用苍凉的歌声坦率地向朋友袒露心底的苦闷。他感到孤独,感到举步维艰,前途渺茫。他有着难诉的委屈,委屈中有着浓浓的一层颓废。他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负米养家、辞官隐退的心愿。他把一颗心托给了两年多来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朋友,希望朋友能够理解他这两年多来的所作所为。
司马光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默默点头。介甫心高而志远,认真而躬行,两年多来倡“变法”而执掌权柄,其坚毅锐进之气,雷厉风行之姿,朝廷无二啊!“戮力乘田”,负重如牛,何尝容易?白发霜鬓,还不是为了大宋富强吗?惜乎急功而近利,倔傲而执拗……唉,想这些干什么啊,朋友相处,何必以自己的所见所思强加于人呢?政见,治国之策,各得其所施之处也。各人所见,原属不同,自己之所施,就一定正确无误吗?鉴别其正误的,不是权力,不是宣言,不是自我标榜,而是未来的时日。介市之所言所为,也许是愚人之不及啊!而两年多来自己的话也许说得太多了,“高论颇随衰俗废”,这“衰俗”也许就包括着自己的那些谏言。奏章、书信。介甫,好自为之,今后不会再有司马光的“衰俗”干扰你了……
苏轼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心头浮起一种难言的酸楚。政见之争,使争论的双方都已心力衰竭了。自己失意遭贬,介甫又何尝轻松!他赢得了论争的胜利,也尝到了世情的重压;他赢得了辉煌的权力,也尝到了可怜的孤独;他赢得了皇上的信任,也必须为责任所驱使。介甫真是朝政上的风云巨手吗?他有着过多的情感,有着过多的想象,此时表现出来的一切,和自己的一颗文弱之心何其相似。“相逢始欲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诚哉斯语!朋友相聚,本该使痛苦和忧愁得以宽解,谁知还是添了新愁。唉,该离开这风波不息的京都了,该嵌口不语了,该到江河山林去寻觅人生的真谛了……
王安石歌尽,从携带的包袱里取出一件褪了颜色的长袍,捧在司马光面前:
“君实,此袍你还认识么?”
司马光愣住了。
王安石深情地说;
“十六年前,你我同职群牧司,时公年三十七岁,我年三十五岁,家眷未进京都,你我一双逍遥子,同桌而餐,同室而卧,谈古论今,常逾通宵,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炳彪。一夜,论及太史公司马迁拼性命完成《史记》之举,两情激烈,豪饮猖狂。我醉仆桌底,呕吐污袍。是你,以兄长之谊,为我治茶醒酒,为我浣洗污袍啊。”
司马光想起来了,被王安石不忘旧时友谊的真情深深打动。是啊,十六年前的细微往事,亏他记得真切。十六年前的一件长袍,亏他保存至今。十六年前的介甫,终究没有改变啊!两年多来的“变法”之举,不正是介甫在“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炳彪”吗?可自己呢?惭愧啊!虽早有志效先人司马迁之志,明史以贯今,以利今之圣上和圣上千古不朽之业,可现时的《资治通鉴》仍是一个空名。十六年前那夜豪饮猖狂。介甫爱我励我之状清晰可见。今夜介甫持旧袍送别,依然爱我励我,用心深沉啊!政争失败了,自己道贬了,在官场上无能为力了,满腔热血何处诉?只有那清冷寂寞的书局了。介甫,你在指给我一条实现自身心愿的宽阔道路。唉,谁知道今后的风云能让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吗?司马光神情怆然,喃喃而语:
“认识此袍,记得此袍,不敢忘记那夜介甫爱我励我之语。”
王安石以袍相赠:
“公博学多闻,嗜史不厌。现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能扬帆行舟者,唯公一人。公为人清正,有胆有识,现能辨往事之迷雾,论定历代帝王功过者,亦唯公一人。愿公继司马子长之风,早成千古不朽之业。今夜送别,无它物相赠,愿此袍裹安石之心,常伴君实。”
司马光接过旧袍,沉吟片刻,拱手谢道:
“介甫深情,光无任感激。情之所至,奉诗几句作答。姑娘,也伴我一支古曲吧。”
歌伎们弹奏起琵琶、古筝,吹响竹笛。
司马光和曲而歌:
三十余年西复东,
劳生薄宦等飞蓬。
所存旧业唯清白,
不负明君出补忠。
早避喧烦真得策,
朱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触处农桑满,
赢得间间鹤发翁。
司马光向朋友奉还了一颗诚挚的心。他叹息自己命运之不济,他不忘他知遇的“明君”,他庆幸自己能“早避喧烦”,更庆幸自己没有落个更为悲哀的下场,他希图有个“太平”的晚年。他此刻似乎摆脱了往日那种庄重、呆板的形骸,向朋友展现出一副情感复杂的面容——悲哀、苦怨、伤感、侥幸……
王安石倾听着,颓然地坐在椅子上,莹莹泪珠在眼眶里闪光,往日里那种孤傲、执拗、诡秘、冷漠的神情不见踪迹,坦然而露歉疚、苦痛、重友情而又无可奈何。
苏轼早已沉浸在美好友谊的交融之中。两首诗的唱和,淹没了朝政纷争,一件旧袍复活了肝胆相照的赤诚。看来,“政见之争”终不及“旧袍之谊”久远啊!他忽而记起三年前寄题兴州太守晁仲约的一首小诗,那是自己心境激越时的理想之歌,断不会有丝毫哀怨,当可宽慰介甫歉疚之心;那也是自己今后将追寻的一种境界,是未来的寄托之所,亦可宽慰君实那颗凄楚的灵魂。于是,在司马光歌声停落之际,苏轼离席而出,起舞而歌:
百亩清池傍郭斜,
居人行乐路人夸。
自言长官如灵运,
能使江山似永嘉。
纵饮座中遗白(巾合),
幽寻尽处见桃花。
不堪山鸟号归去,
长遣王孙苦忆家。
歌伎们急弄琴弦。
司马光拍案击节。
王安石鼓掌应和。
苏轼虽知音律而不谙歌唱,喜舞蹈而失于粗疏,且时有走调简慢之拙,但声出肺腑,情真意切,手舞足蹈,尽兴抒怀,一下子把今夜这友谊的聚会推到了高潮。
牧歌似的诗句,吟咏着东晋南朝刘宋年间山水诗开拓者谢灵运的趣闻轶事,袒露了苏子瞻心底避世归隐的念头。这是历代文人仕途失意之后的殊途同归,苏轼也没例外。
他在用歌舞向司马光送行: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经常偕朋友属吏寻山越岭,怡情山川,自得其乐。你我遭贬之人,也许应当效仿。
他在用歌舞向王安石告别:自己将追觅子规鸟“不如归去”的叫声,离开这繁华的京都,向那不染凡尘的“桃花源”而去。
司马光领情了。他激情难捺,斟酒一杯,走到苏轼面前,举杯而声音哽咽:
“子瞻年少我十八岁,却早昧人生奥秘,光愧不及。‘纵饮座中遗白(巾合),幽寻尽处见桃花’,只这两句,就够司马光今生享用了。”说罢,一饮而尽。
王安石从怀中取出一笺,走到苏轼面前:
“子瞻所歌,披肝沥胆。‘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人生如此,当无憾了。愿杭州今后变得更美。安石痴长子瞻十六岁,不敢以兄长自居,仅以片纸相赠,为子瞻送行。”
苏轼接过纸笺,打开一看,纸笺上有两种笔迹书写的四句诗,他好生奇异,朗声读出:
黄昏风雨瞑园林,
残菊飘零满地金。
秋英不比春花落,
为报诗人子细吟。
“后两句诗是自己字迹啊!”苏轼头脑“嗡”的一震,恍然而悟,惊愕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十年前的一桩事,蓦地浮现在他的心头。
嘉祐六年十一月,介甫知制浩,自己奉诏出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离京赴凤翔府的前夜,特去制诰院向介甫告别。适介甫离室他去,遂据椅以待归。忽见案头有未竟《残菊》诗两句,墨香犹存,细观之,即此“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两句。诗入眼帘,不禁愕然:天下百花飘零,唯菊花枯萎而不落,介甫视而不见,霜地寻金,谬之甚矣!那时年轻气浮,当即以戏言向介甫告别,提笔联诗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孰知十年之后,介甫仍存有此诗,并赠以送行,其意何如?思之不解啊!苏轼遂举笺询问:
“天下果有飘零之菊花吗?”
王安石沉吟片刻,微笑作答:
“子瞻岂不知《楚辞》中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吗?”
苏轼默然。
司马光已猜知此诗乃王安石与苏轼联句之戏作,听见王安石引用《楚辞》中“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作辩,插话打趣说:
“介甫谬矣!《楚辞》中确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可屈子‘餐’的是摘下的初开的菊瓣,而不是枯萎飘零的‘黄金’,如果那样,只怕屈子要闹肚子了。”
王安石朗声大笑,轻松而语;
“子瞻,你我同出于欧阳水叔公门下,恩师论诗,重于‘直寻’而轻于‘补假’,我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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